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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存在城乡差异，仅用高考成绩作为单一“公平”指标，一所名校录取的学生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城乡差异
□农村学生大学一年级的学业表现就不佳，毕业时作为个体的名次可能有所变动，但整体学业表现继续不佳，他们的学业表现从统计数据上看似乎被固定住了
□仅仅关注城乡学生在入学机会方面的公平是远远不够的，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后，大学应普遍建立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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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透露，今年985和211高校将增加招收贫困学生6万～7万人。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政府努力下有希望持续缩小，未来农村生源学生将有更多机会进入重点大学。
农村学生在大学入学机会方面的公平，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和政策“城乡差异”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问题已有大量的持续研究，研究视角和数据基础各有不同。其中，王伟宜以四川省4所不同类型的大学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1982、1990、2000和2010级学生的学籍和户籍进行研究，发现“对农村子女来说，由于缺乏各种资源，除极少数天赋较好者，大部分人难以达到高层次院校的入学标准，结果是院校层次越高，农村子女所占比例越少。近3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部属重点高校城乡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距最大，其次是普通本科院校，专科院校中的差距最小”。
除了入学机会公平，城乡差异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城镇和农村户籍学生进入大学后在学业表现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意味着：基础教育中的城乡差异是否在大学延续？
我们选取了北京某部属重点高校A大学2004～2009级6个年级学生的户籍和学业信息，试图从一所研究型大学的视角客观回答机会公平与过程公平的问题。
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有望持续缩小
我们的研究发现，A大学2004～2009级学生中，农村学生占当年入学学生的比例，多年徘徊于10%～15%之间，最低的2008年仅为10.2%。
我们将A大学农村户籍学生比例年度变化趋势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变化趋势进行了比较，发现2004～2009年A大学农村学生比例变化趋势总体下降，与同期全国农村人口比例总体下降趋势一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逐渐增多而农村人口不断减少，A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与中国城镇化进程相关联。
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发现：2004～2009年间，全国农村人口占50%以上，在一个农村人口比例如此高的国家，A大学农村学生比例在10%～15%之间，确实处于较低水平。A大学农村生源比例特征与王伟宜等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那么，A大学为何只能录取到这么少的农村学生呢？这很可能与看似公平的高考单一录取线相关联。在基础教育存在城乡差异的前提下，仅仅使用高考成绩作为单一“公平”录取指标，一所大学所录取的城乡学生比例就会呈现出这样令人惊讶的城乡差异。起点已经不公平，单一的高考录取线又如何能实现结果公平呢？
为了弥补城乡教育差异，北大、清华等高校都有所行动。例如，北大在自主招生中单独推出了“筑梦计划”，对部分农村学生降分录取，2015年共录取学生67人。教育部近年推出“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和“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计划”，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生总人数超过5万人，北京大学2015年经由以上计划录取189人。这些计划大大促进了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分配的城乡均衡，对统一高考和自主招生的公平性形成了有效补充。
在上述背景下，教育部“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和“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计划”政策成为弥补起点不公平的战略举措。为此，我们建议逐渐扩大总计划规模，增加对985和211高校农村户籍学生专项计划比例要求，使得大部分985和211高校农村生源比例短期内达到和超过20%。
入大学后城乡学生成绩的确存在差异
仅有入学机会公平就可以了吗？
城镇和农村户籍学生进入大学后，其学业表现是否存在差异呢？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定性猜测。
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学生在学习习惯、家庭背景、基础教育等方面具有全方位优势，这不但使其在入学机会方面取得优势，其优势也将在大学阶段延续；另一种较为朴素的观点则认为，即使基础教育阶段城乡存在差异，但大学入学后学生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农村学生具有与城镇学生相同的天然禀赋和素质，他们进入大学后愿意付出更多后天努力，因而学业表现不一定差于城镇学生。
究竟城乡学生在大学入学之后的学业表现是否存在差异？有多大程度差异？判断这一点需要用学生的学习成绩大数据深入挖掘。
我们衡量学生群体学业表现的量化数据基础指标为GPA（Grade Point Average），该指标可以计算一段学习时间多门课程的综合表现而具有综合指标特点。本研究选取大学一年级的GPA以衡量入学初期学生学业水平，选取本科4年所有课程GPA用来衡量大学4年整体学业水平。
由于不同专业GPA横向不可比，我们又基于GPA而采用“优异指数EI”（Excellence Index）研究城乡两个群体学生学业水平的相对水平。其中，农村学生群体EI指数是指GPA排名在所有学生中前30％的农村学生人数与后30％的农村学生人数比值，城镇学生EI指数内涵相同。EI<1，说明该群体学生大部分分布于后30%，整体学业表现相对较低；ei=1，说明该群体学生整体学业表现处于平均水平，即处于前30％的学生与处于后30％所占学生比例相等；ei>1，说明该群体学生大部分分布于前30%，整体学业表现相对优秀。
对A大学的实证研究揭示，2004～2009级城镇学生群体EI指数始终高于1.0，农村学生群体EI指数徘徊在0.3～0.6之间，相差较大。从波动上看，城镇学生6年EI极差为0.06左右，学业表现相对稳定；农村学生群体6年的EI极差为0.3左右，其群体学业表现波动较大，有些年份表现非常不好。6个年级的EI数据说明，城镇学生学业表现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农村学生大学一年级的学业表现就不佳，毕业时虽然作为个体的学生名次可能有所变动，但整体学业表现继续不佳。他们的学业表现从统计数据上看似乎被固定住了！即使A高校本科教育被认为十分优秀，但这种优秀却难以使农村学生的学业表现在4年中获得相对提升。这很可能是我们尚未发现也尚未注意到的短板，这意味着仅有入学公平是远远不够的。
城乡基础教育的四个差异
中国城乡基础教育差异体现在4个方面。
第一是学校教育。城镇学校在硬件和师资水平方面大幅度超过农村学校，城镇学生自小就接受优质教育，其优势甚至起于幼儿园时期,比如城市会有国外教师任教的双语幼儿园。城乡教育差异的关键在于师资。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学已经可以留用更多博士、硕士作为教师。与此同时，由于师资可以基于市场原则自由流动，因此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对农村优秀师资还存在“吸血”效应。这就意味着，农村教师在积累了丰富教育经验、取得很好教育成绩之后，基于工资等条件的巨大差距，优秀教师会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中国青年报》2015年9月曾发表社科院博士后李涛对四川贫困县基础教育的田野调查研究，其发现在村落社会中农村教育体系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是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最末端”。在李涛所参与的对江西、重庆等9省20个区县调研中发现，在5285个总体有效样本数中，发生过事实性流动的高达3366个；在样本量为2274个的农村教师中，有1556个教师具有潜在外部流动意愿，其中，乡镇中学教师潜在外流比例最高，为76.51％。农村教师群体中事实性流失率和潜在性流失率都偏高。
第二，与学校教育相补充，城镇学生接受大量的课外补习教育（影子教育），这类教育不仅与课程学习内容相联系，甚至延伸至体育、音乐、演讲、国外旅行等素质教育层面。城镇学生不仅在课程学习成绩上优于农村学生，还在各类技能、素养、信心等方面全面超过农村学生。曾满超等人对我国初中生课外学习城乡差异的分析表明，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和相关支出均高于农村学生。薛海平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数据研究课外补习，发现来自较好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大中城市的学生更可能接受课外补习，其结论认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活动，更加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
第三，家庭层面。城镇学生家庭中的父母以及其他亲属有更好学历、背景、视野以及领先的教育观念，在学生学业帮助、挫折辅助、视野开阔等方面能为子女提供农村家庭无法提供的教育背景和帮助。如果考虑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因素，这项差异更加显著。
第四是环境因素。城镇学生成长的环境更加开放和现代化，学生会很早接触网络、艺术馆、博物馆、动物园、音乐艺术演出等，受到国际化、开放、现代多方面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可以对其未来职业有所了解和规划。这些因素对学生未来成长十分重要，是农村环境很难提供的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并没有拉大，农村学生依靠学校正常水平教育和自身努力，在天生资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通过更多努力还有很大机会进入重点高校。但随着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和城乡基础教育差距扩大，城镇学生也开始付出更多努力，加之上述4种优势逐渐增加，城镇学生起点优势和过程优势凸显。在以单一高考成绩作为“公平”录取指标的情况下，就会使得农村学生被重点高校录取的机会越来越小。
大学需要立刻行动起来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大学如果没有积极的教育行动，城乡基础教育阶段的差异很可能将在大学延续。对A高校2004～2009级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A高校农村学生是大学显著的学习弱势群体。大学阶段如果缺乏对农村学生的特别关注，其本科教育中的核心元素如自由选课、通识教育、小班研讨课教学、本科生科学研究、大学国际化等，很难使农村学生相对受益。例如：
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开放心灵，超越简单的职业需求、专业主义和功利主义，生发出“通识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但对于农村学生，特别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而言，如果该大学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强迫性阅读柏拉图、黑格尔的经典，这类通识教育对农村学生很难有什么意义，并且可能成为他们的学习阻碍。他们直接、迅速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要求更加强烈，其理由值得大学教师和管理者的理解和支持。
小班研讨课要求学生积极表达、具备批判性思维等，这类思维模式对于农村学生而言挑战性太大，使得他们很难在这类课程中有优秀表现。
大学国际化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语言能力，家庭具备很好的经济基础才能出国学习、参与学术会议等，但在这一领域，农村学生很难参与，即使获得特别资助而能参与，也难有上佳表现。
因此，仅仅关注城乡学生在入学机会方面的公平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建议：
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之后，大学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普遍建立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支持体系。建立相关机构并积极开展工作，多方给予农村户籍学生较强的学术发展、职业发展和人生进步的支撑。
大学应当对农村学生学业水平进行持续分析。如果发现农村学生为学习弱势群体，应当给予特别帮助。
大学需要给予农村学生更大的专业选择自由，使其更可能根据兴趣选择专业，直接改变家庭经济情况。例如，要特别支持农村学生根据自我意愿选择职业性较强的专业而非基础学科，如哲学、地质学。
大学应当成立“学习中心（Learning Center）”对农村学生予以专项帮助。包括口头、笔头表达能力，计算机使用能力、人生规划，求职、实习等方面能力。重点提供一对一帮助。
大学应当以高校暑期学校为平台，要求农村学生提前一个月入学，参加专门设计的开学前补习教育。包括计算机、英语口语、口头表达、人际交往、专业兴趣等欠缺的补课辅导。
大学对于农村学生在国际化方面的参与特别要有专门名额保证。需要各大学基金会募集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各大学都应当寻找和树立农村户籍学生和优秀校友典型。宣传他们的事迹，提供在校学生和他们学习、交流的充分机会。
各大学的导师和辅导员要对农村学生予以专门关注和特别帮助。
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首先是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积累的结果。我们希望通过政府和大学的努力，用过程公平来弥补起点和机会的不公平，为农村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使他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卢晓东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于晓磊为北京大学哲学系2014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