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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在郑州“皇家一号”系列案中充当“保护伞”的155名政法干警，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处罚。郑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周廷欣、河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原副处级干部姚天立等32人，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黄业”本属违法，地方何以“保护”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田飞龙博士说，常见的解释是“利益集团说”，即执法人员与从业人员形成了共同利益，确定了分利潜规则，合谋维护本行业“社会资本”。这被现代治理理论称为“俘获困境”。
“在这一困境下，进入违法合作体系的公权力就自然充当了‘保护伞’，而所获分利则具有‘保护费’性质。”田飞龙表示，这一合作体系具有一定的利益边界，对外部关注者保持高度警惕。此时，公权已被私用，没有进入合作体系的便不受保护，于是诱使更多从业者进入该体系，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散，大面积腐蚀执法权力。
在“皇家一号”系列案中，不少充当“保护伞”的民警还是曾经的警界精英，对此，田飞龙表示，民警的警务能力或个人素质，跟是否充当了“保护伞”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反而更说明“保护伞”问题是制度性的问题。“在大环境里，面对利益联盟，再优秀的干警，可能也不得不基于各种压力的考虑，采取合作的态度，个人无法解困。如果不合作，就可能被排挤、被打击，这样，他即便不结盟，也会持不揭发、不抵制的态度。”田飞龙说。
在这种情况下，扫黄这一本是再普通不过的治安执法，因为权力与利益的夹缠，变成了“黑白共生”的执法困局。无论是“皇家一号”案，还是当年查封“天上人间”，抑或是东莞扫黄，都源于上级执法部门的示范性、选择性执法，试图通过外部打击破局。
但是，这样的执法模式能破解涉黄涉赌等“保护伞”问题吗，是否可持续？也正如许多人担心的那样，“皇家一号”案渐渐平息之后，会不会故态复萌、一切照旧，会不会再有新的“保护伞”？
事实上，公安部门对涉黄涉赌犯罪的打击一直没有停过，公安部部署的“无声风暴”等扫黄扫赌专项行动中都明确提出，要深挖幕后黑恶势力和“保护伞”。
田飞龙认为，上级公安机关的督察，是周期性的敲打、重申法律严明性的做法，是一种监督下层执法的行为。但“保护伞”难题实际上折射出法治转型期基层执法的危机，这一危机的启发是：需要同时在合法性与正当性层面思考道德秩序法律化的合理方案。
如何改进执法？田飞龙建议，一方面要做到对基层公安执法更好的监督，需要有日常化的渠道接受举报，能较早地切断利益联盟越栓越紧的可能性，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的执法力量充当“保护伞”的局面。另一方面，还要发动社会监督的力量，建立一些细则，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让执法更加规范透明，才能更有利于遏制权力腐败。
“同时也要看到，民众对涉黄行为的认知，来自于社会亚文化的历史传统记忆和现实危害。”田飞龙说，随着社会日益开放、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事实上，卖淫早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应对，是执法者应该好好思考的关键所在。
“扫黄不在于行动是否轰轰烈烈，根本还在于能不能真正将商业与公权力切割清楚。”田飞龙建议，当下和未来，应该有对卖淫禁令的严肃法理反思，通过法律合理变迁和政府服务品质提升，“柔性”地回应当代中国的“黄业”规制问题。
张玉甫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潘志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