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器急需“断奶”

    随着创业升温，各类创业孵化器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国内新增各类创业孵化器4000多家，如果算上众创空间的话，这个数字会更高。而2015年前，国内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

    与此同时，风险也在出现。今年年初，深圳地库孵化器运营失败谋求转手、北京中关村一家创业咖啡馆被传裁员且拖欠员工工资、上海八六三软件孵化器两股东退出并转让股份……种种迹象表明，孵化器行业将要面临一次洗牌和资源整合。

    最大的问题：不能对优惠政策“断奶”

    同质化严重、入驻率低、专业性不够、项目缺乏、靠补贴投机者渐多……说起目前孵化器遇到的问题，不少创业者和专家都能举出许多案例。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国家金融研究院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田轩看来，孵化器行业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对政府的优惠政策“断奶”。

    田轩认为，中国的孵化器带有较为明显的政府背景，大多由政府牵头建立，属于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组织。这些孵化器在政府主导下，依靠政府提供的资金与场地。“某种程度上来讲，部分孵化器已变成了‘二房东’，这是国内孵化器面临严重的同质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以高校主导的孵化器为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通过调查发现，除一些知名高校创办的孵化器运营较为成熟外，很多由高校或地方政府主导的孵化器处于缺项目、缺资金状态。

    “孵化器最缺项目和资金。”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政策服务部部长王玉娥说。该科技园已被评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并在河北省多地建立了分园区。

    据悉，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是以大学为依托，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等提供支撑的平台和服务机构。但根据科技部要求，科技园需要有实体、有公司实行企业化运营。河北工大采用了政府、企业、高校三方合作模式。股东也分为三方面，其中，高校占15%、政府占5%、社会资本占80%。

    由于科技园天津市北辰区，北辰区有关部门一开始设立过天使基金，创业者一来就能得到10万元资助，但该政策后来不再执行。科技园的众创空间通过了天津的市级认定，获得了300万元种子基金，其中科技园出70%，天津市科委出30%。这些钱可以给每项创业提供5万元额度的无息贷款。但这些钱对于创业者往往是杯水车薪。

    去年，河北工大研三学生冯薇创建了集力精质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发工艺品。冯薇他们入驻到科技园去年专门开辟的众创空间，获得了免费工位、会议室、产品交易平台等支持。科技园还为冯薇提供报税、股权设计等商业辅导，但困扰冯薇的最大问题还是资金，高校也没有风投和基金给他们。

    科技园的老师们去找天津市、北京市的投资机构，希望为孵化器引入资本，但做起来很难。王玉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科技园，同时通过转变投融资方式，引导社会上的投资机构为孵化企业投资。同时，她也希望政府层面能够在科技园设立更多的科研项目或者学生实践基地，以此来获得项目资金。

    这样的案例不少。田轩认为，在种种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容易导致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情”。目前，很多孵化器基本是政府主导，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国际企业孵化器、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等。它们可以从政府手中以较低价格拿到地或者空间，然后转租给创业者，“租金”成为其主要盈利模式。

    因为同质化严重，一些孵化器无法提供更好的服务。田轩表示，“要看哪家孵化器的底子硬，可以从政府拿到更低的价格，保障现金流运转，便可以继续生存。很多孵化器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就只能倒闭”。 

    股权投资是孵化器生存之道

    面对许多孵化器陷入提供物理创业空间的“二房东”怪圈，不少专家提出，让孵化器进入到以提供法律、财务等增值服务的“服务员”时代才是正确的方向。在这样的愿景中，投融资能力成为孵化器能够存活、盈利的重要条件。

    田轩认为，孵化器最主要的功能不是提供办公场所，创业者需要的是增值服务，包括财物、法律、公关等方面，可能还有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客户、管理团队等。应该鼓励的孵化器模式是通过股权投资和增值服务获得收益。

    现实是国内很多孵化器提供的配套服务较为单一、也不够专业，大多只集中在市场方面，这样的配套服务有时达不到可以换取创业者股权的程度。而缺乏投融资资源，缺乏发现优秀创业者的眼光，也让股权投资的盈利模式难以实现。

    在很多国外知名孵化器中，股权投资是最重要的盈利模式，天使投资、培训服务等是额外的服务。田轩说，以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为例，该公司就是通过占据原始股权，提供增值服务，最后通过股权退出实现盈利。“孵化器自己能通过股权增值盈利，就会有相当大的意愿为创业者提供配套服务”。

    在国内的孵化器行业，一些专业人士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中间开始有人尝试不依赖政府，用自己的能力通过股权投资“造血”。AC加速器创始人、中关村天使投资联盟秘书长徐勇将自己的孵化器定位为“加速器”，这不仅是为了与那些依赖政府的孵化器划清界限，也是为了强调自己“细而专”的配套服务。

    徐勇表示，除了做孵化，更主要的是对自己挑选的创业团队进行天使投资。他创办“天使成长营”，企业家学员可以直接参与到加速器中，做创业团队的投资者和教练，“一边投资、一边辅导”。

    “跟单纯做孵化器公司相比，它将资金和项目对接得更为紧密。因为一般的孵化器公司只提供一个平台，投资方在给创业者投资后，后续管理就相对欠缺了。”而徐勇创办的孵化模式是让天使投资人以“教练”方式指导创业者。

    “一个项目有5个教练，每名教练负责不同领域，和其他‘明星导师’相比，这些身兼投资人的教练更会尽心尽力。”徐勇说，目前，他们对创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得到了一些回报，公司已能“自给自足”，没有享受政府补贴。“当然，我们也在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当然我们不依赖政府。”

    孵化器3.0时代，突围还需投融资能力

    一些专业人士认为，拥有资金或者投融资资源是孵化器为创业者提供优质服务、并实现盈利的重要因素。北京瀚海博智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路艳丽表示，入驻孵化器的企业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就只能靠孵化器支持，这样一来，简单靠收取工位租金的孵化器更难生存下去。“孵化器过去拼的是办公场所，现在拼的是投融资能力。”

    一辆名为“轻客”的智能自行车作为孵化成果被陈放在启迪公司的路演大厅。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业务策划经理邵笑说，“‘轻客’通过创业导师的辅导，以及上百万的资金投入，现在已经做大，并且搬离了孵化器。” 

    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孵化器，启迪一直依托清华科技园，1999年正式成立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公司投资部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自1999年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成立起，累计投资100多个初创企业，天使基金5亿元，目前已投资总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

    启迪脱离了低级孵化的“泥潭”，它的生存之道是股权投资收益。

    “通过种子轮、天使轮等，我们靠股权投资获取长线收益。”邵笑介绍说，做长线投资，一开始不但不赚钱，还要往里贴钱。然而，一旦入孵企业上市，孵化器得到的回报就非常可观。邵笑说，上世纪90年代，中文在线入孵启迪时，启迪通过向银行借款来为这家企业输血，通过股权介入和企业一起成长，最终实现双赢。

    如今，与启迪合作的基金已达到15支，工位租金收益已经淡化了。“孵化器进入了3.0时代，公司收益来自投资回报，现在，公司的股权收益超过200亿元”。邵笑说。

    因为重视对在孵企业投资，所以在启迪的合作伙伴中，金融机构占据了大多数。包括启赋资本、丰厚资本、招商银行、北京银行等。“具备跟众多金融机构合作的能力，正是孵化器吸引创业者的地方。”邵笑说。

    然而，增强孵化器的投融资能力，是否就是孵化器生存的救命稻草？对此，田轩表示，这固然重要，但是并不代表孵化器将成为一个投资机构。

    田轩表示，投资应有专门的人来做，而且其投资的方向是孵化器相对靠后的阶段，因此孵化器应关注创业的最早阶段，这时创业者可能只有一个较好的想法，需要孵化器对创业者进行全方位培训。他认为，孵化器最根本的能力是发现优秀创业者的眼光。“很多创业者连成本、货币时间价值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孵化器就是把若干年前马云、刘强东那样的看着不起眼却有极高发展潜质的创业者培育起来。通过服务、孵化，来实现盈利，然后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