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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政一把手，对于几级之下的具体事件，到底该负怎样的责任？拍板解决，看似过瘾，实则“越权”；但不拍板，又看似敷衍，难得民心——这就是电视问政的矛盾所在。
3月27日晚，在广西南宁市《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直播现场，面对曝光的公务员上班炒股斗地主、有车一族入住廉租房、盖一次公章“收费”2000元等问题，多名市民嘉宾当场抨击指责，其中一名市民还给到场的县委书记们送上“苍蝇拍”，期盼这些官员能严惩腐败以正风纪。（中国新闻网3月28日）
这些年，电视问政确实“挺过瘾”：各级一把手直面问题，“脸红”与“冒汗”成了常态，民众也能伸冤诉苦，不少拖延已久的顽疾，基本能在问政现场拍板解决。你是骂也好、哭也罢，有直播的摄像机位“撑腰”、有地方主政官员“压轴”，责任领导只能乖乖听着、受着。别说送“苍蝇拍”，就是当真西红柿臭鸡蛋扔过去，估计也不带急眼的——这非官德素养之功，而是上下监督之力使然。
犀利发问、铿锵作答，有矛盾冲突，有戏剧效应，譬如有市民对环保官员下跪的，有村官夸海口说“村子天下是我的”……从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来看，确实抓人眼球。不过，回头看去，风风火火的“电视问政”，除了在武汉等部分城市常态化坚持了下来，在许多城市是“一阵风”“一场秀”，并未能真正纲举目张。比如，在一些城市，问政“问”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为严重。可见，再“毒舌”的问政，也并不能“代偿”常态的行政作为能力与水平。
《人民日报》刊载过电视问题“提问代表”的揭秘文：其一，对方明确限定了提问的内容，且要求不更改；其二，被提问部门来电公关，请求问政时“高抬贵手”。（《人民日报》2016年1月10日）可见，不乏一些“问政”是“舞台”上走的台本，看似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其实也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平心而论，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毕竟是电视节目，如果直播不能控制“风险系数”，说不定就是“播出事故”。
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以下两个层面：一则，正因为是“电视监督”，官员有形象压力，有上层压力，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就算不是动辄得咎，几乎也容易被横挑鼻子竖挑眼。结果就出现一系列的吊诡乱象：比如地方党政一把手，对于几级之下的具体事件，到底该负怎样的责任？拍板解决，看似过瘾，实则“越权”；但不拍板，又看似敷衍，难得民心——这就是电视问政的矛盾所在。二则，眼下的电视问政陷入一种“越激烈越有效”的幻觉里。因为问政的基调早已确定，官员与市民基本缺乏了“好好对话”的可能，剩下的姿态，只能是“应对”、是“解释”、是“乖乖办妥”的如履薄冰。
“问政”不等于“问责”，尤其是在电视节目上，短短几分钟，想要厘清典型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是非曲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视问政作为舆论监督的方式之一，有其短平快的好处，但短板也很明显。至于电视问政里的“火药味”，恐怕更不能当做指数标杆来热炒。
让官员有说话的“机会”，让市民有问政的“能力”，构建更为常态而正常的问政机制，也许比一档看点诱人的电视问政节目更有意义。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