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早上8点半,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一层的挂号、采血区已排起了长队,四楼妇产科门外挤满了等候的家属,门内为准妈妈们准备的休息椅已座无虚席。春节后,妇产科主任乔晓林每周出诊3个半天,平均每次门诊量达到了79人次,突破了以往接诊的峰值。
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生育政策调整与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设”论坛上,北京妇产医院院长严松彪发言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北京新生儿的出生峰值可能在2017年到来,2016年出生人口也将明显增加。依据全市建档测算,2016年全市分娩量预计达30万至32万。而通常北京年分娩量约为21万至22万,最高时达到过25万人。
“2014年马年也是生育高峰年,我一个星期出一次门诊,最多接诊70多名孕产妇。但猴年春节刚过,2月16日我一天的门诊量已经达到102个。”乔晓林说。手术室马护士长在朝阳妇幼工作的13年里,羊年的除夕夜是唯一一个没有迎来新生儿的除夕夜。中国民间对生肖的偏好也间接促成了今年“猴宝宝”的生育大潮。
3月,朝阳区妇幼保健院便贴出预产期在今年11月以前的档案已满的通知。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孕妇建档量也达到450个,比去年同期多了100个左右。
张女士的独女今年28岁,怀孕5周多,是头胎,刚刚在朝阳医院建上档。从备孕到怀孕,陪女儿走过整个流程的张女士有自己的困惑:“国家提倡生二胎,可现在我们生头胎的,都要打擦边球往里挤才能建上档。”此前,张女士得知今年各大医院产科建档难,辗转多家医院后,只好找关系提前建了册。
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开始为孕妇免费建立《北京市母子健康档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为了进一步监测北京市孕产妇情况,2014年,市卫计委要求所有助产机构报送信息,要求孕妇在怀孕6周后,持医院化验结果先去社区医院建立《北京市母子健康档案》,然后才能去医院产科建档。为此,不少家庭像张女士这样,在孕妇怀孕不满6周时提前建册,以防错失在离家近的大医院建档生产的机会。
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中分析,北京现在有约4900张产床,市民反映建不了档、排不上队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三级医院,比如协和、北京妇产医院等。二级产院的床位使用率大概在88%,民营机构产床使用率现在仅为48%。其次,目前产科的平均住院率是4.6天,这可以压缩。再次,目前剖宫产率是46%,随着二孩政策的展开,剖宫产率也会降下来。方来英说:“这些因素放到一起,再加上科学的管理,有效的调度,应对二孩是有信心的。”
户口在山西的朱女士今年39岁,年初意外怀上二胎。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朱女士坚持在三甲医院建档,哪怕离家远一些,费用更高一些。动用各种关系之后,她终于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妇科加上了号,“先做检查排上队,再想办法转到产科吧”。为了照顾正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朱女士只能留在北京生产。
面对更多的高龄产妇,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夏荣明表示,目前,区内26家助产机构已被划分为6个片区,朝阳医院、地坛医院、安贞医院等7家三级医院分别作为片区龙头,形成了危重孕产妇及高危围产儿救治的网络片区化管理。民营医疗机构也积极补位差异化需求。北京五洲妇儿医院开通了高龄二孩备孕门诊,设立专区以备接待分流孕妇,并推出部分减免措施。区级救治中心发挥专业优势,加强了对高龄且患有内外科并发症的高危孕产妇的诊治和转诊的服务力度。
来自四川的小王在北京做家政11年,3年前回乡生下孩子,去年年底返京继续从事家政工作。得知小王自己生养过孩子,这些日子几乎每周都有雇主打电话预约她去照顾孕妇或新生儿。小王并没有月嫂证,“但是正规月嫂早都被约走了,我也算有经验的,而且费用更合理一些。”问到薪水,正陪雇主在协和医院产检的小王害羞地比划出一个六字。
面对正在到来的生育高峰,医院只是第一道门槛。按照国家卫计委的估算,“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全国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约9000多万。9000多万的目标人群里50%在40岁以上,尽管实际净增人口未必达到预估,但解决好这部分人的医疗、教育、社会服务问题并不简单。
裘女士去年在江西生下二胎。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她目睹过不少失独家庭的悲剧,单独二孩政策一实施,她就决定再要个孩子。但今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单位的不少同事纷纷进入怀孕日程,这就要求她尽快全身心投入工作。生育后一直不佳的身体状况、独自育儿带来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都让36岁的她感到力不从心:“(决定要二胎)我们还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现实。”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郑萍萍 通讯员 陈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