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幼儿园、房地产公司，甚至有直升飞机制造公司……”当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高敬萍昨天在2016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上，列出参与广东省青少年体育联合会的部分会员后，台下发出惊叹的声音。去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家省级青少年体育非营利性民办非企业的民间组织，令高敬萍感到惊讶的是，不到一年，联合会便拥有各类体校、青少年俱乐部、企业等113个会员单位并逐步扩大规模，“很多人找到我直截了当地说’青少年体育这块牌子非常有吸引力’”。
“青少年体育”成为“香饽饽”有着诸多原因，从宏观背景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发46号文件出台后为体育市场结构带来的积极调整和变化、冬奥会申办成功和体育行业全面深化改革，无一不为青少年体育市场开启绿灯，而微观的生活中，体育课的单一和枯燥也给市场上的培训机构带来了机会，且“即便上满一周三次的体育课，对学生来说依然需要增加校外体育锻炼的时间。”在首都体育学院休闲与社会体育学院院长李相如看来，青少年体育一直都有市场，“只是以往政府抓着不放，导致市场无事可做，现在突然有机会放出来，自然蜂拥而上。”李相如想起姚明在博鳌亚洲论坛体育分论坛上提及的比喻，“以前的体育行业是依靠国家和集体推动的‘独轮驱动’，现在则要变成靠政府、社会、市场、大众球迷等共同推动的‘四轮驱动’”。
但就像儿科处方的颜色不同于普通处方一样，广州体育学院全民健身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裴立新指出，由于面向广大青少年，在动员社会力量进场的同时也要强调特殊性，例如公益色彩，“青少年本身就是公益性对象，因此“营利性企业只要参与青少年体育市场就要强调公益性，至少不能过于强调营利。”而负责勒紧这根弦的，通常是体育行政部门。
丁祥华正在参与中国青少年户外教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开发部主任，青少年已成为他工作的重点对象，“我们只有4个人在杠杆源头施力，要完成目标，必须撬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可丁祥华再三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我们做公益，社会做市场，我们负责服务体系建设，赚钱的东西让社会去做，如果两者兼具，就会影响我们的信誉度。”
据丁祥华介绍，目前市场重心开始从拓展培训转为青少年户外教育，后者“估计未来3年产值能超过100亿元”，而从去年全国户外运动俱乐部的运营状况可见，“很多的利润在前一年基础上翻了一倍，个别甚至翻了5倍。”但他表示，这依然不能成为他们“用‘中心’的名义指导，用‘协会’的名义办赛”的理由，“业务上还是得划分，真正在市场上，政府的落地能力不及社会力量，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让越来越多社会力量加入体系，为他们提供赛事资源、专属保险，分享技术、研究成果等。等市场慢慢做大，社会力量更加成熟之后，我们的未来自然也会清晰”。
但在全国经营性的攀岩场馆实现爆发式增长，从5年前的20个到2014年的80个，又在去年增加为160个的同时，“很明显，北上广走在最前面，中部有一些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相对被动。”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社会需求差异化，与现实中政府部门攥住权力之沙的松紧一样，参差不齐。
在裴立新看来，有3件事情政府不能放手——制定政策和规划、公益性的内容、督导和监查，“除此之外，其他都可以外放，甚至评估都应该是第三方来做。”可实际操作中，李相如观察到，“市场承载政府放下的东西还不熟练，另外部门和部门的衔接模式还没有改变，思维没跟上简政放权后的形态变化”。
有赛事公司负责人曾向记者表示，取消赛事审批固然是好事，“但有时候我们反而不好办事了。”该负责人以安保为例说，“以前拿着体育部门盖章的单子可以和公安部门提，但现在没有审批没有章了，有种空口无凭的感觉。”这在李相如看来，正是市场发育不完善、社会力量需要政府更多支持的表现，“未来安保都应该以购买的形式完成，如果这种衔接都处理不了，社会力量的发展永远会受到阻滞”。
而裴立新则认为，这种规范更应从体育系统内部抓起，“现在总局的协会和中心大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情况，称不上独立法人，如果这种状况放到市场上，就会影响公平。这是一定时期内一定会存在的问题，但未来必须实现政社分开，按照各自治理体系回归其本身位置，毕竟，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首先要营造公平的环境”。
但高敬萍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在政府具备放权意识的同时，社会力量本身的壮大程度也会影响二者的关系，“目前，老百姓长期依赖于政府的心理还没有改变，所以很多企业找到我们，希望借助我们得到大众认可、建立信任度，因此现阶段政府要引导、培育市场的责任还很重大，当市场完善后，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放手。”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郭蓓在提到政府的出发点时表示，“就是想让更多孩子放下手机、离开电脑、走上操场而已，这一点，社会力量能帮我们做到”。
在郭蓓看来，社会力量发展的速度、参与的程度与政府的胸怀紧密相关，“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扶持社会力量，内部开会、培训都对社会或学校老师开放，最后并没有‘肥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反而有不少积累。”郭蓓表示，上海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工作方面已有十多年的经验，从早期把竞赛委托给体育系统下的行业协会，到现在通过招标形式接触“真正的社会力量”，程序的规范化、透明化是合作有序的关键，“尤其现在重点由赛事向培训开始移动。”在郭蓓早已熟悉的流程中，政府要做的就是提出规范和要求，和招标公司一起完成招标方案，“他们进行招标，最后找到谁，我们绝不干预”，此外，还需要找另一个第三方对包括公益性、资金使用、运营效果等情况进行评估，“好的进入红名单，下次优先考虑，不好的进入黑名单，下次就踢出去。”由此，形成了一套规范且共赢的合作机制，“对社会力量而言，虽然没赚多少钱但不会亏损，一方面他可以有收入、同时还有我们给的补贴，最关键通过政府公开招标有助于获得认可；而家长和孩子则能用三四百元完成外面2000元才能得到的培训；于我们则乐于看到更多的孩子走上操场”。
面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力量，郭蓓信心十足，她介绍，上海有200多国家彩票公益金俱乐部，但实际上从事青少年培训的有700多家，“我的眼光看准的就是他们，要做的是激活他们。”而目前，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行政部门为社会力量敞开大门，这在一位从事校园足球培训的创业者眼中“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他同时也强调，“规范和监督市场、真正意义上公益性的推广都是行政部门分内之事，但目前市场的问题，有时候行政部门在甄别时也缺乏有效的专业指导，且未来看待协会主导权的问题，真正的指标是能不能做事。而一定不能做的是再度出现政府性垄断的情况”。
本报北京3月31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