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尽头的路

    2014年10月的一天，沈鸿（化名）退出了自己用了近3年的微信账号，换了一个新的账号登录，他还给自己起了个新网名。这个微信号上的好友，大都是他的“郁友”——这是得了抑郁症的人们对彼此的称呼。

    大约六七年前，沈鸿的情绪变得不太稳定，有时很容易发怒，常常跟家人吵架，有时又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那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变化。直到2014年，沈鸿遇到一起突发事故，他的身体多处受伤。不仅如此，他积压多年的情绪也都被悉数“带了出来”。

    他变得更容易发怒，更频繁地和家人吵架；班也不上了，因为他连出门的动力都没有。沈鸿隐隐地意识到了什么，“当时大概知道是抑郁症了，只是不想确认而已”。

    在那时，“抑郁症”对沈鸿来说还是一个尚显陌生的名词。“知道它，但是从来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拖了几个月，沈鸿终于走进医院。在老家的一所中医院里，医生的诊断证实了沈鸿的判断。

    拿着医生开的药，沈鸿成为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中的一员。根据统计，在中国，像他这样有病历记录的抑郁症患者，超过3000万人；加上未就诊的人群，估计有9000万人和他同病相怜。而这个群体，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扩大。

    难以被人理解的病

    “我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自我鼓励的话，别人一看朋友圈就会知道你有病。”沈鸿不愿让自己的抑郁症公之于众，他干脆申请了一个新账号。旧微信号上的一百多个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随之不再联系了。

    确诊之后，沈鸿很少向人主动提起自己的病。家人中，只有父母和几个关系亲密的亲戚知道，他更是从来没跟同事提过。“因为觉得不好意思。”至于为什么会感到“不好意思”，沈鸿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就是那个‘病耻感’嘛！”

    按照4%～8%的抑郁症发病率计算，沈鸿估计，他所在的公司里说不定还有五六个人和他一样，正在偷偷地吃药。这种“不好意思”“病耻感”，普遍存在于抑郁症患者身上。

    产生“病耻感”的一个原因，就是周围人们对抑郁症的误解，乃至不解。沈鸿患病后，有个亲戚觉得他是“中邪”了，硬拉着他去看“神婆”。还有人直接对沈鸿说：“你就是没病装病！”

    这种指责让沈鸿觉得难受。同样令他难受的是，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他的感受。

    就连父母也难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痛苦。“他们觉得抑郁症没啥大不了的，认为‘你只要想开点就行了’。”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沈鸿还显得无奈，“这样说一点用都没有，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他又重复了两遍。这样的劝说不仅没用，还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有朋友劝他说：“你要坚强点。”沈鸿觉得简直不可理喻：“我都这样了，你还让我坚强？怎么可能坚强的起来？”

    后来，父母慢慢接受了抑郁症，也开始对沈鸿表示理解。但沈鸿觉得，其实家人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病有多严重。“没得这个病，就没法感同身受。”

    另一位抑郁症患者朱舒（化名）试图向记者描述自己患病时的状况，但没说几句，他便放弃了努力：“没有过那个经历，说出来你是不会懂的。”

    药，还是“不药”？

    拿到药后，沈鸿只吃了不到一个月，便擅自停了——他被网上看到的药物副作用吓到了。“有人说有成瘾性，就不敢吃了。”但事实上，回龙观医院医生武雅学指出，抗抑郁药物并没有成瘾性。

    停药后，沈鸿的情况又像以前一样糟糕。他想再去看一次医生，却发现自己连门都出不了。“就是没有动力。”他解释说。尽管这个解释听上去相当抽象。

    在父亲的陪同下，沈鸿去了离家不远的回龙观医院，这也是北京有名的精神类专科医院。看到沈鸿的情况，医生建议他住院。沈鸿坚决不同意，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突然把我和精神病划在一起了？”

    医生给他开了药，加到最大剂量吃了一个月，沈鸿感觉好转了，但还是无法开始工作。此时，他已经半年多没有上班了。

    在吃药的同时，沈鸿也在积极寻找其他治疗手段。他在网上找了心理咨询——线下的咨询太贵了，每小时几百元乃至上千元的收费都属正常。

    后来，公益组织“阳关爱尚”的发起人长风给他发了一个链接，关于回龙观医院招募正念疗法的被试，沈鸿觉得试试也无妨。

    看到正念疗法的通知，朱舒也不假思索地报了名。“这个医生既有医学背景，又有心理学背景，很难得。”朱舒刚患抑郁症时曾经做过心理咨询，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

    为了这个抑郁症正念疗法的实验，武雅学和同事花了一年的时间做方案。

    武雅学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2012年，他参加了一位台湾导师组织的正念培训。培训结束后，武雅学继续在生活中做正念练习。他的感受是：尽管还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疲倦了。后来，在给其他医生、护士做培训时，武雅学加入了正念课程。大家的反馈是，感觉很放松。

    武雅学便考虑也让抑郁症患者尝试做正念练习——在看门诊时，时常遇到抑郁症患者表示不愿服药，尤其是轻中度患者更希望采用非药物治疗。

    2015年12月，武雅学和同事组织的正念小组开始上课。在一个教室里，十位参与者围坐成弧形，他们听着武雅学的指导，静静体察自己的呼吸、逐个部位放松身体。此后的7周里，每周六早上各上一次课。

    尽管来一趟回龙观医院要花1个多小时，朱舒还是坚持了下来，“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8周的课程，沈鸿没缺席过一次。“每周都盼着周六。”沈鸿说，他也喜欢跟大家一起交流感想。从事科研工作的沈鸿是个认真的学生，在上下班的地铁上，他也按照老师指导的方法做正念练习。

    “感觉心理上强大了，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钻牛角尖了。”沈鸿自我评价道。

    “心理治疗，一向被认为难登科学的大雅之堂。”武雅学对此感到很惋惜，“其实不是心理学有问题，而是科学的评价体系有问题。”

    沈鸿开始在服药上跟自己讨价还价。正常应该一天服4粒药，他试图减为3粒半、3粒乃至两粒。有时候工作一忙、忘记吃药，沈鸿也就“糊弄”过去了。

    但是身体没有被他“糊弄”。春节期间，沈鸿发现自己又开始易怒、跟家人吵架，“整个人都不好了”。

    再去医院时，他被医生训了一顿，沈鸿开始乖乖地足量用药，他的精神状态也随之改善。

    沈鸿可能不知道，对于抑郁症的治疗，医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论战了几十年。前者认为，抑郁症是身体疾病；后者认为，其实是心理出了问题。到近些年，两个流派才终于呈现出并肩作战的趋势。

    尚善基金会理事长伍华表示，尚善正在努力促进协同治疗，让心理专家和医生全方位地帮助抑郁症患者。

    没有尽头的路

    到目前为止，对于抑郁症的发病原理，医学界和心理学界依然缺乏共识。

    在抑郁圈里，沈鸿应当算是个幸运儿——他很快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药物。医生告诉沈鸿，有些病人换了好几种药还是不见效。

    同样一种药、同样的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症状消失，有的患者吃了则无作用，甚至像财新传媒副主编张进经历的那样，“效果一个都没有，副作用一个都没落下”。

    张进曾在2012年患上抑郁症（确切地说是“双向情感障碍”——记者注），经过近一年的辗转，他的症状终于逐渐消失。张进对这个折磨自己数月的疾病，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经过一年多的苦心钻研，张进成了“郁友”眼中的抑郁症专家。对于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张进表示持开放态度：“只要能让患者感觉好，为什么不试试呢？”从他的微信公众平台“渡过”发布的文章，也能看出治疗手段的多样性：《对抑郁症用药利弊的完整表述》《从糖尿病看抑郁症，兼谈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学佛助人，我的康复之路》……

    据张进观察，在治疗抑郁症上，再高明的医生也不敢打包票，而不那么高明的医生也可能治好。对于不少抑郁症治疗机构的宣传，伍华则感到忧心忡忡，他说：“甚至可以说，只要是说‘百分百能治好抑郁症’的，那就百分百是个骗子。”

    在治疗抑郁症的路上，运动、写作、正念、宗教……每一条小径都有人走，也都有人走通。

    不幸的是，患抑郁症12年间，长风尝试了除了电击、开颅手术之外的一切方法，但都没能帮他走出抑郁。有几年，他一边以阳光、积极的态度示人，一边独自承受压在心底的情绪。吃过许多苦头后，他干脆想通了：“就把抑郁当成一种状态，不再当成病了。”抱着这种态度，长风反而感觉好转了。

    2012年，长风感觉自己走出抑郁了，但是他从来不曾宣称自己“康复”了。在抑郁圈，有种近乎残酷的说法：“抑郁症不复发，那就不叫抑郁症。”

    最近，沈鸿在考虑回归自己的旧微信号。在跟抑郁症对抗了几年后，沈鸿现在觉得：“谁还没点儿病呢？近视，不也是一种病吗？”沈鸿指了指自己的眼镜说，“但是谁也没觉得近视有啥不能接受。”

    在带领抑郁症患者做正念训练的过程中，武雅学对这个病有了更多哲学上的思考：“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要顺应它，不要去对抗这些自然法则。在认识了无常的基础上，去施加我们能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