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援藏:在驻地开办“边民诊所”
第一次援藏,我在海拔4650米的边防派出所工作了3年。
2005年7月,我从军校毕业刚一年,在江苏公安边防总队盐城边防支队东台大队任参谋,听说江苏公安边防总队有援藏的干部名额,我主动向上级递交了申请书。
“作为一名边防战士,就应该到边疆去保卫自己的祖国。正好有这样一个平台,援藏圆了我的一个梦。”2005年8月18日,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来到了西藏。
在拉萨,我向西藏公安边防总队申请去最艰苦的地区——阿里工作,并如愿以偿被分到阿里边防支队海拔4650米的普兰边防大队霍尔边防派出所。
到了霍尔,发现单位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电,高寒缺氧驻地四周全年难得一见绿色植物。
我毕业于白求恩军医学院。3年中,我根据西藏缺医少药的实际,利用自己所学的临床医疗专业知识,以单位的名义在驻地霍尔乡开办了“边民诊所”,为派出所及周边兄弟单位官兵进行医疗保障,同时也免费为驻地牧民看病,经常到牧区送医送药。经不完全统计,3年里,我送医送药行程上万公里,挽救了5名危重病人的生命。
那时,我在边防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改变原始的登记造册式人口管理方式,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带着翻译,到牧区逐户逐人核对身份信息,并全部录入单机版电脑户籍系统。
在二代身份证换发期间,由于牧民们住得非常分散,我常常带着发电机、摄影棚、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照相设备和方便面、睡袋下乡采集牧民二代身份证照片。通过我的努力,全所办证率高达99%,不仅在阿里地区排名第一,还被总队和自治区通报表彰为办证先进单位。
3年里,在完成工作的同时,我还利用空余时间为自己充电。我报名参加了“全国助理执业医师”和“全国执业医师”考试,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
由于年过三十还没有谈女朋友,援藏结束后,在父母的催促下,我离开西藏,回到江苏工作。
二次援藏:“看着儿子疼痛难忍,妻子心疼得不停流泪”
第一次援藏回来后,我被调到连云港边检站工作,接下来就是谈恋爱、买房、结婚、生子。只是,深埋在我心底的西藏情结,随着平淡的生活而愈发强烈,我自己也记不清给家属和孩子讲过多少次西藏的故事,记不清多少次梦回西藏。
2013年6月底,想要再次报名进藏的我,看着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儿子和忙碌的妻子,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知道,如果选择再次援藏,面对的将是整年回不了家,对不起最多的将是自己的妻儿。得知我的想法后,妻子没有阻拦,而是选择了支持。
只是让妻子没有想到的是,我不在家时,困难要比她想象的大得多。
记得我二次援藏刚去西藏两个月时,儿子的肠套叠(是指一段肠管套入与其相连的肠腔内,并导致肠内容物通过障碍——记者注)又犯了。以前儿子生病时,都是我请假回来开车,妻子抱着孩子,一起去医院。到医院后,手续都是我去办。
现在我不在家,只能妻子开车,让爸妈抱着孩子一起去医院。可是儿子痛得难受时,根本不要老人抱,走一路闹一路,哭得妻子心都快碎了。好不容易到医院办好了手续,在B超室门前等候检查时,却和爸爸走散了。
我妈一看就等排队检查了,和妻子说了一声,就去找我爸了,顺手把我儿子的检查单据和妻子的手机全部拿走了,这一找就找了一个多小时。原本儿子早就排到队却因为没有检查单据而无法检查,妻子想联系老人却没有手机。
看着儿子疼痛难忍,妻子心疼得不停流泪。旁边有好心人以为妻子没有钱给孩子看病,还想捐钱给她……
一个多小时后,爸妈才又回到B超检查室门口。后来,妻子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件事时说,“当时要是你在我身边该有多好啊,儿子就不会再受那么多罪了!”
妻子还说,那一刻,她恨死了自己当初嫁给我的决定。可说归说,我援藏期间,妻子还是默默扛起了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担。
二次援藏时,因为工作原因,我没有再从事医生的工作,而是根据单位的需要加入新闻宣传工作的战线。
没有相机,我自己花两万多元购买了单反相机和镜头;不会写作,稍有时间我就找来各种报纸学习……虽然我没有任何新闻宣传工作经验,但经过努力,我在新的岗位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总队多次抽调我参加大型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
三赴震区: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
2015年3月底,西藏公安边防总队在“爱民固边十周年媒体走边防大型采访活动”中,特意将在聂拉木边检站工作的我借调到总队,随采访团赴全区各单位采访。
4月25日15时,刚随采访团结束采访,我就接到了尼泊尔地震的通知,而我所在的聂拉木边检站恰恰是重灾区。当时,我希望能马上赶赴灾区。向上级请假时我说:“我的单位在灾区一线,地震后整个单位都失联了,我有责任和义务赶回单位看看。再说,我是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这个时候,我更应该到第一线报道边防官兵抗震救灾的先进事迹。”
当天18时,我随同总队宣传处车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一线。夜里,我们赶到聂拉木方向海拔5290米的嘉措拉山口时,这里正在下大雪,我们几乎连路面都看不到。当车艰难地行驶到嘉措拉山口时,路面已经结冰了,爬坡时经常会有轻微打滑。
就这样,车辆在缓慢前行中还得不时停下来确认路面情况……第二天7时,我们赶到了日喀则市定日县的鲁鲁边境检查站。原本仅需要3个多小时车程的路,我们走了9个多小时。
下午,在车辆行驶到距离聂拉木县城不足5公里的318国道上时,我们经历了7.1级的余震。那一刻,我没有时间关注太多,只是本能地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地震的瞬间。
拍完后,看着四周山体不停滚落的石块,我才感觉有点害怕。当夜,我又经历了两场地动山摇的余震。
4月28日7时,当地震后通往“孤岛”樟木镇的318国道友谊隧道被打通后,我随同聂拉木边检站蒲方爱站长、卢家林政委和聂拉木边防大队20名救援小分队成员徒步向樟木行进。一路上我们历经4个多小时,翻越20多个塌方点后,终于成功挺进“孤岛”樟木镇。
我们的到来,给了与外界整整失去联系长达70多个小时的官兵和受灾群众精神上极大的鼓舞。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
在樟木,我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边检官兵妥善安置群众和冒死转移群众的过程。
此后,我又两次到地震灾区对官兵转移群众、灾后安置进行采访报道,全方位参与报道边防官兵抗震救灾事迹,并收集相关素材。
目前,我是西藏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宣传文化处文化记者站站长。今年7月,我二次援藏工作也将画上句号,但两次援藏让我与西藏结下的情谊将永生难忘。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何春中整理)
郑永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