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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对于各地喷涌而出的职教城，长期担任杭州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的专家、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安蓉泉一直在关注这个现象。
特别是自去年年底开始，被多次邀请后，安蓉泉出任了杭州大江东职教园区总顾问，领衔了这个职教园区的调研、设计和推进，杭州大江东职教园区总规划4.6平方公里，坐落于总面积有427平方公里的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为了做出杭州大江东职教园区的科学规划，安蓉泉教授走访了国内七八家知名的职教城。为此，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中国职教城建设相当一部分不成功
中国青年报记者（下简称记者）：近年来，国内有较多省市上马了职教城或职教园区，好像形成一种热潮、一种风气，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您所掌握的情况是怎样的？
安蓉泉：目前，还谈不上是“热潮”。据我所知，包括一些大中城市，有二三十个地方在做职教城或职教园区。相对于我国的职业教育需求而言，这个数量谈不上过剩。
记者：因此，您支持继续建设更多职教城？
安蓉泉：建与不建相比，建更有利于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在于，现在不是“量”多不多、要不要建的问题，而是建成后的“质”怎么样，人们有没有关注提高职教城建设质量的问题。
记者：从您走访的职教城来看，他们一般怎么向您介绍，您看到了什么？
安蓉泉：我在走访职教城时发现一个现象：政府部门在“场面上”说了很多建职教城的好处，但私底下，政府官员抱怨：花了这么多钱，硬件投入不错，但学校专业对产业的推动不明显；企业抱怨：到社会上“招工难”，建那么多学校学生又“不好用”；学校也抱怨：政府铺好路、建好房就“走人”了，职业院校最需要解决的产教融合问题，职教园区管委会“不愿管”，教育行政部门“管不了”，校企合作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职教城出现“三方埋怨”现象的症结，大而言之，因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法律、政策和文化背景先天不足；直接原因，是很多职教城的顶层设计者对上述问题还没“感觉”，更别说“破题”了。
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大学教育，需要以市场信号、真实生产、师傅帮带和新设备为依托，因此校企紧密型的合作关系是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职教城建设相当一部分不成功，互相埋怨是表象，治理机制没创新是原因，产教融合没解决是结果。
要保证政校企三方“坐在一起”认真协商
记者：您认为，建设职教城要注意什么问题？
安蓉泉：我们在调研和吸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治理、龙头引领、先行整合、突出主体、“产城人融合”、先行先试六个原则。
记者：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理解这些原则？
安蓉泉：比如说“共同治理”，由社会分工导致，政府部门资源多但职教规律未必懂，职业院校熟悉教育但眼界过于微观，企业有市场优势但趋利性强。如果各管各的，必然出现缺陷放大、“互相埋怨”、建成后达不到预期目标的缺憾。如果发挥政府公信力、企业市场力和学校办学力三方优势，组成“共同治理”团队推动职教城的建设和运行，就有可能保证前期顶层设计与后期运转质量的协调。
记者：从中国的经验看，“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来了就不难”，管理（治理）体制确实是个大问题。您能不能分析一下，为什么三方合作才能在职教城中起到良好的“共同治理”作用？
安蓉泉：现在企业参与职教的积极性普遍还不高。围绕解决园区“产教融合”的核心问题，土地、税收和其他扶持政策的创新，园区项目的共享等，都有待政府担当；园区内需要哪些专业、怎样通过课程设计实现专业和岗位对接，企业最有发言权；怎样提高教学质量、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和搞好后勤保障，学校应该最有经验。
当然，所有的大问题都要在共同讨论中形成。怎么保证三方能“坐在一起”认真协商。
职教城要遵循“产城人融合”原则
记者：众多职业院校集中于职教城，而当地的招生、就业资源又是相对恒定的，如何规避在生源、就业方面的恶性竞争？
安蓉泉：职教城的最佳模式，是根据产业与专业对接的原则，把现有职业院校适应产业需求的相关专业“混合所有”地迁至职教城，而不是在职教城大量新建职业院校，也不是把一些现成的职业院校成建制地“挪窝”集中到职教城。那样名义上的“城”是有了，但劳民伤财，起不到通过职教城促进产教融合的目的，还可能导致生源上的恶性竞争。
记者：很多在建或规划中的职教城，在空间上相对独立于城市之外，您是否认同这种安排？如果存在这种现象，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安蓉泉：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些职教城复制大学城“成建制”搬迁的模式，没法使既定专业和产业对接，不足为训。但职教城如果建立在产业集聚区内，是推动产教融合的便利条件之一，不能轻易否定。只是，和以往大学城同样面对的挑战在于，职教城即使解决好了“产教融合”问题，还有一个“产城融合”问题，学生接触社区和社会很困难，这需要按照我前面说的“产城人融合”原则，推动城市功能的健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