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省”甘肃的医改：最大限度发挥中医药价值

    “我觉得甘肃是一个穷省，甘肃的人口占全国的2%，甘肃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关于医改，有钱的省有有钱省的做法，甘肃是穷省，但是也有自己的方法。”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在4月12日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以下简称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描述该省医改的大背景。

    中医充分参与，是甘肃省此次医改的重要特色。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医药简单、方便、低廉、有效的特色优势参与医改，努力提升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可及性，尽最大努力减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薄弱、高寒阴湿的六盘山、秦巴山区等连片贫困地区是甘肃中药材主产区，该省积极利用区域优势，因势利导、以点带面，发展中医药产业，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

    甘肃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中药材的种植、储存和加工，已发现的中药材达1600多种，有“千年药乡”、“天然药库”的美誉，是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2015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388万亩，产量99万吨，均居全国第一。当归、党参、黄芪等优势大宗中药材种植面积均达到50万亩以上，分别占全国同类品种产量的90%、60%和50%以上，出口量占全国的90%以上。

    甘肃的中医药工作先后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示和中央深改办、国务院医改办、卫计委的充分肯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甘肃确定为全国唯一的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

    但是甘肃省的中医药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同时也无法像发达地区一样投入大量财政资源，因此医疗资源依旧不足。由此造成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十分普遍，群众健康知识缺乏、就医秩序混乱、医院重医轻防、不合理分流病人，造成小病大医、无病求医现象，既浪费了本来就不充足的医疗资源，也浪费了宝贵的医保资金。甘肃的医改迫在眉睫。

    推行中西医联合诊治

    刘维忠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甘肃省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曾患广泛性脑梗塞，疼痛范围3～7mm，已被送入重症监护室，并被判定一两天内应该会脑死亡。这位病患是刘维忠的同学，在刘维忠的建议下请来一位八代祖传的老中医，开了一些中医方子同时配合针灸，中西医双管齐下，最后该患者7天后苏醒，30天后出院，现在可以正常上班。“甘肃省人民医院曾开过3次中医药发展大会，各个科室发展中西医并重，它的重症监护室，中西医联合抢救率达百分之百。”刘维忠说，“平均抢救时间缩短了3天，以1天1万多元的重症监护室费用计算，3天为病患节省了三四万元。”

    在医改措施的推动下，甘肃省各级综合医院门诊设立中医科、中药房、中药煎药室，住院部设立不低于医院总床位数5%的中医床位，各西医临床科室设置中医综合治疗室，推广使用15种以上中医适宜技术。建立中医科与西医临床科室协作机制，重症监护室实施中西医联合抢救。

    目前，甘肃省建成卫计委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重点专科29个，甘肃省中医重点专科（专病）146个，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重点专科61个。

    甘肃省全省90%以上的综合医院都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全省中医医院诊疗总人次占医院诊疗总人次的比例从2010年的8.13%上升到2014年的10.16%。

    提升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

    “治未病”在中医中的主要思想是：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上医治未病”最早源自于《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治”，治理管理的意思。“治未病”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

    甘肃省在全国率先将中医“治未病”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将中医药充分融入健康体检、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等各个领域和环节。探索利用开展中医参与大病干预工作，自2013年起，每年对患病人数和消耗医疗资源最多、居民经济负担最重的糖尿病、高血压、白血病、慢性肾病等重大疾病开展病因调查，制定干预措施，动员全民预防，尽可能减少发病。

    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甘肃省医改注重关口前移，强调预防，对一些疾病进行筛查，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经验。因为对许多慢性疾病，早发现早预防的效果要绝对的好，否则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治疗起来不仅费用高，而且对这个人的健康造成的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转的。我觉得甘肃在探索医改过程的一些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自2011年起，甘肃省省财政每年专列500万元中医药先进和示范县建设经费，截至2015年年底，累计建成29个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建成360个中医药特色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6.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1.2%的乡镇卫生院，75%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能提供中医药服务。

    借“一带一路”契机谋发展

    甘肃省利用“一带一路”契机，采取了“以文带医、以医带药、以医带商、以商扶贫”的战略。

    除了甘肃省在中医药资源上的优势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也具备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有利因素。首先，中医药价格低廉，适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现状；其次，这些国家和我国毗邻，双方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和疾病谱较为接近，中医药容易被接受；最后，这些国家多数对中国、中医药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目前，甘肃省已经在俄罗斯、法国、新西兰、匈牙利、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马达加斯加和摩尔多瓦8国建立了岐黄中医学院，在吉尔吉斯斯坦、马达加斯加和摩尔多瓦3个国家建立的中医中心成功运行。

    刘维忠介绍到：“岐黄中西学院已经培养200多位医生，医生要开中药，但是当地没有中药就要从甘肃买。甘肃的中药出口出去了，有助于解决甘肃的扶贫问题。甘肃贫困地区的有些县50%的农民收入靠种植中药材，有的乡达到70%，有些贫困村达到90%。此外，我们会在中医中心旁边开一家牛肉面馆，就是‘中医+牛肉面’，把外国的领导领到中医馆治病，治完病吃牛肉面，吃完牛肉面谈生意，也可以适当带动一些建材等产业的出口。”

    2013年底，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局将甘肃东南部确定为陇东南中医药生态养生旅游创新区，各地共投入20多亿元相继发展中医特色生态养生旅游产业。以沙疗、水疗、药疗等特色疗法来吸引国外游客前来游览、体验。通过开展中医特色医疗和生态养生旅游，提高甘肃中医药的影响力和在丝路经济建设上的参与度，进而带动中医药及相关产业发展。

    当前，甘肃省中医药对外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政策准入壁垒。由于沿线国家没有关于中医药准入的法律法规，甘肃省在“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中医药产品、技术、从业人员和医疗机构等合作时无法可依。此外，国内中医药企业在国外推进注册、认证、推广等工作，需要承担不确定风险，降低了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重视中医人才培养

    截至“十二五”末，甘肃省中医从业人员达到27235人，占全省卫生人员的19%。甘肃省开展中医药五级师承教育工作，首批全省中医药五级师承教育3097名继承人顺利出师，第二批2822名继承人正在进行为期三年的师承培养。同时为全省乡镇卫生院招录5000余名中医药专业大学生，将2145名具有一技之长的中医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充实了基层中医队伍。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曾到甘肃视察过两个县级医院，后来他向甘肃省委书记汇报时说，这两个县级综合医院发展中医解决了两个难题：一个是中医便宜，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另一个是中医纯利润高，缓解了医生收入低的问题。

    此外，甘肃省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以完善中医药人才激励政策，先后评选出199名省级名中医、335名基层名中医和38个“中医世家”。出台《甘肃省中医药人才职称评定方法（试行）》，开展乡村医生职称评定工作，2015年100多名乡村医生获得副高级职称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