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必要惩罚只能培养任性的学生

    过大乃至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使教师实施的体罚惩戒完全本乎一心，极易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因此，问题的关键是限制和约束教师的自由裁量权，将其限制在一个严格的框架之内。

    4月以来，不断有教师殴打学生的新闻：湖南两教师关门殴打学生，被打学生叫来6人报复；培英中学一女教师被指扇学生耳光；传纸条被老师扇，小学生遭老师打后鼻血横流；怀孕教师体罚学生，用棍子疯狂暴打学生；学生被老师踢骨折，校长：师生像兄弟开玩笑；学生被老师扇脸：当事老师道歉，教育局才知情……

    面对上述事件，通行的评判尺度是法律和爱心。

    早在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提出“13岁以上”不可再用体罚，而13岁以下最好不用体罚。1952年教育部下发通知，明文规定“废止体罚或变相体罚”。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不许体罚”，此后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也一再明确表示“不许体罚”。

    主张献出“爱心”以教化顽劣学生的人，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所有教师都掌握了高超的教育技巧和艺术；二是，所有学生都可以接受感化，改正缺点错误。

    但事实是，古往今来，总有一些教师把教书育人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并不是所有教师都具备通过语言和情感感化学生的情怀和方法；也并不是所有犯了错误或具有不良倾向的学生，都可以在教师的语言和情感引导下，弃恶从善，总有极少数学生油盐不进，冥顽不化。

    这是任何做过老师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罔顾事实的价值判断没有意义。

    不少发达国家仍在体罚学生

    据2015年5月《德育研究》的一篇文章统计，今天禁止体罚的国家，有德国、荷兰、芬兰、波兰、奥地利、日本等国。但自2007年以来，日本社会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体罚的必要性，从民间到政界呼吁赋予教育体罚权的呼声日渐高涨。

    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承认体罚，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新加坡等。

    英国曾于1986年立法禁止体罚，但2006年通过的《教育与督学法》增强了教师及其他教职员工使用“合理武力(reason able force)”防止学生实施犯罪行为，制造伤害、破坏或干扰的权利。

    目前，美国有23个州立法确认了普通学校教育的体罚权（一说目前在美国50个州中，立法禁止体罚的有21个州，其他州则无明文规定）。在1975年一个教师体罚学生的案例中，法院通过判决认为，一方面，为维持教室秩序而采取恰当的管教措施在教育上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国家也有为学生提供良好学习环境、维持教室秩序和保证学生安全的义务。同时又认为，不论基于何种目的，过度体罚都是压迫性的和虐待性的，是不人道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7年4月19日在英格瑞罕诉莱特案的终审判决中，确认了学校体罚的合宪性。

    法国历来认可教育体罚的“教育意义”，如2008年，一位中学教师因在课堂上打一名违纪学生耳光被告上法庭，最终却被判免于处罚，可见法国社会对教育体罚行为的宽容。

    韩国允许体罚，但对体罚工具、体罚条件等作了细致的规定，如规定“对小学生、初中生，用直径1厘米、长度不超过50厘米的木棍，对高中生，木棍直径可在1.5厘米左右，长度不超过60厘米”。“男生只能打臀部，女生只能打大腿部；实施体罚时，初高中生不超过十下，小学生不超过五下，程度以不在学生身体上留下伤痕为准等”。

    需要一种受节制的体罚

    现实的悖论是：《义务教育法》已经颁布30年，“体罚（殴打）学生”的现象远未消失；绝大多数教师的确不再“体罚学生”，但同时，他们也丧失了管教学生的手段，一种不敢管教学生，动辄得咎的氛围已经形成。

    “现在学生真的不好管理，尤其是在各种条文规定下，老师对待犯错的学生管理起来更是畏首畏尾。”几年前，在接受《齐鲁晚报》采访时，济南市小学老师顾秀玲表达了看法。

    不敢管学生的老师远不止顾秀玲一人，各种场合，各个地方，都有耳闻，其结果造成了一种放纵式的教育。在一些案例中，甚至反过来，教师受到学生或家长的殴打。

    有鉴于此，教育部于2009年颁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专设条款，赋予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何谓“适当方式”，何谓“批评教育”，批评教育不管用怎么办，该规定并未说明。这项规定颁布多年，许多老师仍然不知道怎样“批评教育”学生才不会惹上麻烦。

    传统的体罚方式对学生造成巨大伤害，原因不外乎：其一，随意性太大。学生往往成为教师情绪发泄的对象，惩处的等级也完全按照教师的喜好而定；其二，不能做到公平公正，教师既是罚则的制定者，又是惩处对象的认定者，还是惩处对象的执行者，三权合一，体罚完全没有制约。

    过大乃至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使教师实施的体罚惩戒完全本乎一心，极易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因此，问题的关键是限制和约束教师的自由裁量权，将其限制在一个严格的框架之内：比如，在何种情形下学生应当受到体罚，受到何种体罚；又比如，当事的班主任或其他教师必须就体罚学生的事项，交由学校专门的机构裁定和执行，私自体罚学生是违法的；再比如，以怎样的方式通知家长与社会，接受监督，等等。

    总之，理想主义地把教师视为“天使”“园丁”，而规避必要惩罚手段的教育，只能培养任性而非自由的公民。

    （作者注：为阅读方便，本文未列出文献出处；作者为“冰川思想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