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新匠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一个世人本不熟悉的职业——“文物修复师”。他们上班的环境，工作的对象都极为特殊，但走近他们，这群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欢喜与烦恼又与每个现代都市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本片的导演叶君说，他想让人们看到的不是那种惯常的“工匠精神”：手艺行将没落，他们坚守着最后的微光。他想让外行也产生共鸣：“每个人都将会有一个职业，其实职业中都会有琐屑细碎的地方，这些师傅是在教会我们如何与职业相处，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与自己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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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车水马龙的北京景山前街穿过护城河，进入神武门，往西走，数步之间就拐进了故宫博物院里一条狭长的甬道，西筒子。

    与从午门进来的宽阔大道和广场不同，这里鲜见挂着照相机的游人，听不到扩音喇叭里传出的导游讲解。4月8日早上，当李苏菲穿过这儿时，她只听到了头顶的鸟鸣和20多个年轻人的脚踏在石板上的咔咔声。她一边走一边想，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啊？

    近600年来，西筒子附近来往的是宫女、太监、杂役；后来是一身军装的冯玉祥的部下，他们在1924年的一个傍晚赶走了末代皇帝溥仪；接着是铰了辫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文人。

    这天，20多个年轻人要参加一场毕业季面试，面试的部门是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包括李苏菲在内，好几个来面试的年轻人都看了今年年初播出的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片子的主角正是文保科技部的修复专家。

    这部纪录片后来被上传到了以90后和00后用户为主的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没想到这部“冷片子”的全网总播放量达到了纪录片类型中很高的1200多万。

    屏幕上，屈峰雕刻着佛头、闵俊嵘在制作生漆、王有亮在给青铜复制品做颜色、王津小心地调试着“乡村音乐水法钟”上小鸟的翅膀。屏幕另一端，年轻的观众用特有的“弹幕语言”表达着对这份工作的向往：“师傅还收徒弟吗？”“求如何进故宫，在线等！”

    穿过长长的西筒子，经过一地玉兰花瓣的故宫图书馆，“热心观众”之一的李苏菲终于在一个会议室里见到了屈峰、闵俊嵘、王有亮等影片中的“熟人”，她忍不住低头乐了。

    这一刻，自然无法比肩这座古老的宫殿中值得铭记的众多历史瞬间，却可能深远地影响在场20多个年轻人未来的生活。

    如果有缘的话，他们将在不久后进入故宫，像片中人一样，一边修复着千百年前的文物，一边不知不觉就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他们跟《疯狂动物城》里的树獭一样。”

    “走，去趟寿康宫。”纪录片里，铜器室的王有亮师傅对徒弟高飞这样唤了一句，屏幕上立刻飞过网友一排艳羡的弹幕：“真霸气！”“摆驾寿康宫”“好帅，直接去宫殿”。

    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地点，坐落于西筒子南端的“西三所”。这里是慈宁宫大佛堂北面的一片院落群，清朝时是先帝嫔妃的居住地，所谓“300年没进过男人”。如今仍然是故宫的未开放区，不见喧闹的游客，红墙绿树掩映，一晃神儿还以为真穿越回了几百年前的“紫禁城”。

    木器室现任科长屈峰属于修复专家中相对年轻的一位，他在2006年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之后进入故宫。

    穿着样式平常的灰色休闲服，屈峰坐在木器室正中的大案子旁——他们喜欢把桌子叫“案”。

    办公室是一间“地价最贵，但条件普通”的70平方米的平房，地面依然是大石砖铺就，坑坑洼洼的裂缝和凹陷处散落着一层扫不起的木屑。

    这些木屑可能来自宋代的佛像、明代的家具或清代的屏风。斜躺在案上的刨子，使的是寻常人家不用的硬木料红木，年纪比屈峰还大，是师傅的师傅用的。

    初夏，木器室小院里总会热闹一阵，这是杏子长成的季节，大家通力合作打杏子吃。一个人爬梯子上去摇，三五个人负责在下面绷着纸接，带着翠绿叶子的大黄杏，不一会儿就铺满了白纸。

    这一场景也被记录在纪录片里，导演叶君带着羡慕的语气撰写了如下的解说词：“在高楼越来越多的北京，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在办公桌旁，放上盆栽和小型绿色植物时，他们还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密集的弹幕表达了同样的赞叹：“太羡慕！”“这是招聘宣传吗？”“我也要吃御杏！”

    古色古香的工作环境，和文物这种特殊的工作对象，让这里的修复师常常能体验寻常工作中难得的“历史穿越感”。

    铜器室的高飞自己单独修的第一件东西是小摩天轮“旋转吊车”。吊车有6条长臂，顶端吊着6个小挂篮。高飞后来才知道，这件东西是溥仪小时候的玩具。他觉得挺神奇的：“怎么溥仪的玩具就到了我手里？”

    在宫里待得久了，有时候，兜兜转转还能撞见年轻时的自己。钟表室的王津是1977年进宫的，到如今快40年了，经手的钟很多，大多数修完后都送回地下库房收藏。

    去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 布展时，王津见到了自己1989年修的“转八仙人钟”，“像见到了亲切的老朋友”，20多年前拆钟、修钟的经过历历在目。那会儿他是27岁的小伙，现在已经年过半百，再做5年就要退休。

    退休前还能修上多少件钟，王津自己也无法估计，因为修复文物是一项急不得的活儿。

    “他们跟《疯狂动物城》里的树獭一样。”导演叶君说。在拍摄过程中，这群修复专家的“慢”，让他印象深刻。

    拍摄那会儿正是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展览的筹备期，对修复师来说，已经是难得的“赶”的时候了，但拍摄团队看着他们还是觉得慢。刚开始拍的时候，第一天和第五天的拍摄素材没有区别，在各科室所见的就是各种“摩擦、摩擦”：木器室在擦佛像的手指，铜器室在擦高丽刀的刀刃，漆器室在擦盖满灰尘的瑟。

    宫墙之外，是日新月异的北京城；而西三所里，被修复的文物和修复他们的人都遵循着古老技艺自己的节奏。

    除了大型展览，修复专家不用面临其他工作常见的“截止时间”。在活儿干不下去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师傅会建议年轻人去院子里转转，因为硬干还容易捅娄子。在画纸上描摹一朵盛开的牡丹，把捡到的枯木头雕成一个小痞子，给老师傅画一幅肖像，都是这里的修复师尝试过的“减压”方法。

    在“过劳死”时不时蹿上社会新闻版面时，故宫的修复师仍能享受到“绝不加班”的待遇，因为这项工作最要不得的就是“疲劳”。于是每到下午5点，劳作了一天的修复师会在小院里排成长长一队，等待刷指纹后下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与故宫打过多年交道，他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他想展现的就是“缓慢的、悠闲的、有趣的生活”，他认为这是当代最缺的东西。“你看里面那些小姑娘，气质都特别好，什么样的生产机制，生产什么样的气质。”雷建军说。

    在拍完这些慢悠悠的修复专家后，导演叶君目前在帮忙制作“清华人文大讲堂”学术公开课视频。他发现，自己接触到的许多大学生成日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个跟怀揣着5亿合同似的”。

    “慢慢来”

    上班地点是清幽的宫里，接触的是常人难得一瞥的国宝，每天5点准时下班，不时还可以“穿越历史”，“在故宫修文物”应该算得上繁忙现代都市中难觅的好工作。

    但10年前，当聘用合同真摆到屈峰面前时，他却犹豫不决。拿着合同，他在御花园生生坐了两小时：“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吗？”

    屈峰那会儿刚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想当艺术家。另一个选择是继续考雕塑系的博士。

    一咬牙，屈峰还是签了。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个职业选择，而且也是人生抉择。结果自己还是后悔了一阵，最初的犹豫，像一颗芽在日后生长蔓延，让屈峰“刚来的前些年老想跑”。

    于是，今年4月，当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时，他忍不住要多给毕业生提个醒：你们知道这个工作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

    一个年轻人一脸憧憬地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给他泼冷水：“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经历了多年系统的艺术教育后再进入故宫的屈峰知道，艺术院校自由散漫，而文保科技部朝八晚五的上班规律十分严格，在修复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也都有严格程序，不能想干嘛干嘛。

    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的特性之一就是压抑艺术创作：可以创新一些修复方法，但绝对不能在文物本体上发挥艺术创造性。

    “职业就是职业，有可能和你的理想不一致，有想过怎么平衡吗？”他很怕这些年轻人像当年的自己一样，没有完全想好职业特点和自身趣味与追求的关系。

    按照故宫文物修复延续至今的“师徒制”，在第一年里，原则上不能碰文物。刚进来那会儿，屈峰的工作就是慢慢跟着师傅学习技艺，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做一些复制品。

    屈峰原本以为，进来后能接触到大量艺术精品，自己的艺术修养能得到很大提升。

    但每天的工作中，他见的最多的却是自己不太欣赏的一类器物——清宫留下的装饰繁复的木制品。屈峰最初对这种“工匠式”的东西是反感的：“他们是在不厌其烦地做一个东西，比如说密，能达到密不透风。这样的东西让人觉得技术真好，但格调不高。”

    那会儿一看到这类的东西，屈峰就觉得毫无兴致，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时，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手头走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个的1.5米高的清代木制佛塔，屈峰负责补配塔檐上缺损的龙头，拇指大小的龙头，一模一样的，他雕了15个，花了1个半月。

    “说实话落差很大，我费了老大劲才考上中央美院，我们专业那年就招了8个人，怎么好像干的就是普通木匠的活？”他说。

    到2008年，他遇着了清代的文渊阁十二围屏。其中一扇破损很严重，只剩下诗词屏心，下半部分的三块雕龙版都缺损了，需要补全。

    屈峰领到了一块方形的小雕龙版，另一位老师傅刘师傅，负责补全一块圆形的大团龙雕龙版。

    屈峰想自己科班出身，一小块透雕单体龙也没什么难的，他一边雕还一边“自我陶醉”。等雕到八成的时候，他去看了眼刘师傅的团龙，发现不太对，刘师傅的就是生动，相比而言自己的就看着挺刻板。

    刘师傅说：“你这龙，身子上的曲线的感觉，不顺畅，没有劲。”屈峰有点悟到了，他重新又刻了一遍。

    靠在木器室正中的大案子旁，他徐徐回忆着自己多年来感受的变化：“它所表现的这种东西的美感，恰恰是隐藏在技术里的，同样是刻一道线，你没有体会，就是照猫画虎，大概差不多，但没有生气。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条线，你能知道它从起来到收，这中间轨迹、力度和律动的变化。”屈峰说，这是自己后来工作不断做，性子不断磨之后才感受到的。

    他背有点驼，身材微胖，留着普通的圆寸，穿着普通的休闲装，和一般人熟悉的“搞艺术的”形象大相径庭。

    现在，他才明白了自己师傅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3个字：“慢慢来。”

    他想告诉这些来面试的年轻人，“修复文物”不是简单的修东西，关键是能不能长时间地耐得住寂寞。

    每次一进这院子，屈峰就觉得进入了一个相对隔离的世界，故宫的开放区是喧闹的，这边却安静冷清，基本不怎么和外界接触，每天见到的都是同一批人。他早上7点40左右就进了宫，上午8点到下午5点的上班时间，干起活来顾不上看手机，常常是下班了，才发现世上又发生了很多大新闻。

    纪录片播出后，屈峰的“杂事”多了起来：接受一团团的媒体采访；参加电视台的推广活动；还有朋友的朋友特意跑来找他合影，都快成“网红”了。

    但在此之前的10年里，他所从事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职业。“进宫”多年后，屈峰在陕西农村老家的父亲还老认为屈峰的工作就是在故宫收门票。

    有一次，屈峰终于领着父亲来到了自己工作的木器室，屈峰的父亲是伐木的，大木匠，一生也和木头打交道。转了一圈后，老人家这才有了点感觉：“闹了半天，原来还是木匠啊！”

    “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

    在古老的故宫里，面试的问题现实极了。

    李苏菲参加面试的时候，一个领导问一个非北京户籍的男生：“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在北京生活下去？”男生说：“我先考虑工作。”面试的老师语重心长地加了一句：“你毕竟将来是要成家立业的啊！”

    走进宫墙、关上院门，这群收入不高的修复专家沉浸到文物世界，手里是传承千百年的技艺，暂时逃离了“流水线”。但走出这个院子，汇入北京城繁忙的人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如今北京的房价居高不下，故宫附近更是“天价房”，这让早年没置办房子也没赶上单位分房的人——30岁上下的外地年轻人只能从特别远的地方通勤过来。

    屈峰住在北五环和六环之间，房子4年前买的，还着贷款，倒几趟地铁，最后坐一趟公交车去神武门，单程要1个半小时。

    还有的住远的同事天不泛白就起床，先骑一段摩托车到公交站，再倒公交车上班。

    有小孩的同事还面临着学区房、上幼儿园、上学的压力。宫外比宫内现实得多，复杂得多。

    学艺术的，虽说一般“不好找到稳定工作”，但并不是没有挣钱的机会。就在屈峰刚进故宫迷茫的头几年，他的许多同学已经“混得不错了”。

    有搞大型城市雕塑，赚到很多钱的。“别墅都已经买了两套，北京。”还有的成了屈峰想做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领域小有名气。

    那段时间同学聚会，屈峰都不想去。一个关系特别好，改行“玩狗”的哥们开玩笑跟他说：“你干这个，挣这么点儿，你不如来给我养狗，我给的都比这多。”

    闵俊嵘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单说工资的话，他很多从事设计的同学是他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何必自己较劲，自己难受呢？”闵俊嵘淡淡地说。

    但年月增长，宫里那摊“不挣钱”的，似乎脱离现代生活的事，却融入到了每个人的气质里，附着他们的身溜到了宫外。

    如今闵俊嵘在闲暇时会弹琴、制琴。这和他本来的漆器专业不相关。但2004年进入故宫后，他接触的大量漆器文物都是古琴等乐器。

    他见过常人只闻其名的唐代传世名琴“九霄环佩”，器形大气，他一搬，却意外地轻。在一次次亲自动手修复古琴的过程中，他揣摩着古人在弧度、棱角和厚薄比例上的智慧，“这是你光看照片完全体会不到的。”

    在自家的工作台上，他一边给一把琴抛光，一边说着对制琴的理解：“做漆器、做琴都是修身养性的过程，器物里面能体现出造物的精神。看他做的东西，就知道人的状态。这跟画如其人一个道理。”

    屈峰的一个爱好是刻佛头。“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很愁眉苦脸的，很难刻，佛像一刻就知道。”屈峰一边拿着刻刀雕佛头，一边继续说，“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纪录片里，屈峰刻佛头的这一段，是好多观众的“泪点”。一条弹幕写道：“我这个外行人都听哭了！”

    这达到了导演叶君期望的效果，他其实并不想拍那种“套路化”的“工匠精神”——这是一个行将没落的行业，他们坚守着人类最后的微光。

    叶君想拍出他在这群人身上看到的敬业和平常，他自己这样理解片子的主旨：“每个人都将会有一个职业，其实职业中都会有琐屑细碎的地方，这些师傅是在教会我们如何与职业相处，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与自己相处。”

    现在，屈峰有了职业自信，走出故宫，他也经常参加一些艺术圈的聚会，看一些展览。“至少我们还在聊作品。”屈峰说。

    在闵俊嵘制作的数把琴中，有一把是刷绿漆的“蕉叶”（古琴的一种形制），取名“绿漪”。他回答别的问题都很直接，唯独这把琴的名字，问了好几次，他才透露，仿佛这不是一把琴，而是一位十分珍重的友人。

    “那琴还在我这儿。”闵俊荣说，他闲的时候，喜欢的曲目是《梅花三弄》、《潇湘水云》和《忆故人》。“好像弹着弹着就真能想起故人。”

    “经常是一干活，怎么这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这些今年春天来面试的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到秋天，文保科技部就要从西三所搬到新房子里。

    从1951年故宫文物修复厂成立，到1988年扩建为“文保科技部”，一代一代的修复专家在西三所的小院里度过了自己最珍贵的时光。

    得知搬家这个消息，最舍不得的是王津、王有亮这批老师傅。王津是16岁进的故宫，王有亮是19岁，还是大孩子。那会儿没实行双休，一周要上6天班。对他们来说，师傅既教手艺，也教做人；西三所既是上班的地方，也像半个家，一待就是30多年。

    说起自己的师傅赵振茂，王有亮现在还是佩服得不得了。赵老先生经手修复的文物，包括西周的班簋和汉代的马踏飞燕。“他数大拇哥，我能学到他八成就好了！”

    王有亮最高兴的事，就是听师傅说句“行了！”赵师傅对徒弟很严，嘴里说很好，那不可能，就是一句“行了！”

    活儿成了，得了赞赏，也谈不上去哪儿下馆子庆祝。上个世纪80年代初，故宫里外都不似现在热闹。

    “故宫人不多，中山公园和工人文化宫的人多。”王有亮回忆，那会儿故宫门票才1毛钱，但游客很少。为了多挣点工资，他周日会给宫殿部带班，在太和殿、御花园、坤宁宫都站过岗，到处也没见什么人。

    不过更早的时候，王有亮亲历了故宫的“盛况空前”。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上小学3年级的王有亮被组织来故宫看泥塑展《收租院》，该作品描述了大地主刘文彩压榨贫下中农的故事。

    展览被安排在奉先殿，“阶级仇、民族恨！”小小年纪的王有亮听着充满感情的解说，现在记得的就是“人挤人”。

    “跟看《清明上河图》的人一样多。”铜器室的另一位老师傅补了一句。《清明上河图》是去年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中的展品之一。为了一睹其真容，不少游客在8月的太阳下硬生生排了六七个小时的队。

    几十年间，中国人对古董、文物和古代文化的看法急剧变化。这里是什么时候变成这般“游人如织”的？在宫里呆了30多年的王有亮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在铜器室的小院里，听得最多的声音还是天欲晚时的乌鸦啼鸣。

    展出过《收租院》的奉先殿，现在是故宫的钟表馆。馆里陈列着不少王津年轻时修过的钟表。1977年，当时文物厂的厂长骑自行车带着16岁的王津来了西三所。他第一次走进钟表室，屋子四面都拉上了挡光的竹帘，黑乎乎的，只有案子上的一盏台灯，照着灯下一个铜镀金的座钟。师傅拧好发条，这钟里就传出了音乐，还会动。

    王津看了这一幕，心里最想去钟表室，结果还真被师傅挑上了。因为那会儿年轻人少，说闷也有点，干活的时候没人说话，只听见修东西、转齿轮的声音。但王津恰好喜欢这活儿：“经常是一干活儿，怎么这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跟午饭来得一样快的，还有退休。再次站到钟表馆里，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师傅当年修过的东西，王津感叹：“有时不觉得，但回想起来，挺快的，这人的一生真是。工作的这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在这“一晃”中，除了与文物的缘分，还有同事之间、师徒之间的情谊。这里的制度，并不按平日修复文物的量算薪资和职称，每个人靠手艺吃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基本没有公司或行政单位中的“办公室政治”。

    王有亮的同学好几个毕业都进了故宫，老兄弟平日里出去一起吃饭、聊天，聚在一起学赵师傅当年吓他们的话，用惟妙惟肖的河北口音：“别说笑了，厂长来了。”

    下到王有亮的徒弟高飞，上至随晚清皇室流落到民间的“歪嘴于”，故宫里的青铜修复技艺已经传到了第6代。

    高飞刚来的时候，跟王有亮隔着岁数，觉得生分，有点怕。现在好多时候，徒弟还“管”起了师傅：“我师娘跟我说，不能让你师傅天天抽烟。要是碰上他们晚上同学聚会，我就说您悠着点，少喝酒。”

    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王有亮没怎么仔细看，他觉得在电视上看自己挺别扭的。而高飞的儿子是热心观众。王有亮一出来他就指着屏幕乐：这是师爷爷！

    偶尔，高飞也带儿子看展览，碰见自己动过的文物，他会很兴奋地多讲两句：你看，这个是你爸和你师爷爷动过的。为什么是银的呢？因为……”

    高飞没有收到预期的崇拜效果，儿子就偏头去看别的东西了：“那边那个是什么？”

    西三所的一草一木，和小小的“不速之客”，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在修复师干不出活、思路受阻的时候，“浇浇花”、“喂喂猫”是不错的选择。装裱组小院里的丝瓜已经长到了2米，抵到了青石地板；木器室院子里一进门的牡丹开得正好；大灰和她的两只小猫——小灰和小花，常年出没西三所各院，是王有亮眼见她在后院下的崽。于是铜器室里多了一大袋猫食。

    花架下的一个小盆子里，还有屈峰种的一株瘦弱的海南黄花梨，等几十年后屈峰退休的时候，应该能做根毛笔。

    有人在寻思，要搬家了，木器室院里的杏子怕是吃不上了，也许每年能回来打一次？

    在这待了近40年，王津对老工作环境有感情，真是舍不得。但他也知道，现有的工作室面积太小，不利于将来发展：“我们室最终的目标要达到6个人，这个屋怎么干活呀？肯定不够。”

    王津刚进来那会儿，文物厂总共40来人，现在整个文保科技部有约110人，到2020年要发展到200人。

    在钟表室里，静静躺着总共十几件小闹钟、座钟和台表。在那个“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表”的年代，它们还当过走时器。

    39年前，16岁的王津刚进故宫时，正是从拆装这批钟上手的。

    今天，常人用来看时间的工具已从手表更新为智能手机，但在钟表室，多年的传统仍将延续。不多久，这批小钟将从王津手上传递给某个通过面试的年轻人，经历新一轮的拆拆装装。这是真正接触文物前，每个人都得接受的“急不得”的磨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