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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的杜聪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种生活高在云端：与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喝下午茶；受白先勇之邀，和林青霞一起听昆曲；白天在大到可以打乒乓球的阳台上读书；晚上看烟花在温哥华海港绽放；他的事业得到李兆基和克林顿的支持，他的大头照片挂在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的墙上。
一种显得过于接地气：带着脸蛋通红的孩子，在满是砂砾的农家院里转着圈跳舞；坐在脱了漆的桌边，操着有香港口音的河南话与老大娘聊天；跟着孩子走过枯草满地的乡村土路，也和志愿者吃塑料袋装着的熟食，用一次性杯子喝饮料。
1998年，曾任华尔街一家投行副总裁的杜聪在家乡香港成立了智行基金会，资助了河南、安徽、云南等10个省的2万多名“艾滋遗孤”读书。为此，他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前不久的一次周末，在一场与合作伙伴的“高大上”见面会后，杜聪与5个前来帮忙的在京受助大学生吃晚饭。卸下笔挺西装和头顶的光环，这个头发稀疏、身材矮胖的中年人挽起袖子，不由分说地把盘底的菜摊派到每个孩子碗里，要求“光盘行动”。合影时，他喊出惯用口号“杜聪肥不肥？”大家咧嘴笑道：“肥！”
乐于自嘲的杜聪曾是华尔街的青年才俊。先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毕业后，这位自幼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天才少年如愿进入投行工作，29岁便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直到21年前，调职香港，他因项目原因赴内地农村考察，从此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河南农村，他一连走访了好几个村子，有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我从未遇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竟有这样大的苦难。一户人家老中青三代受到‘贫困’、‘病’、‘歧视’的三重打击。”杜聪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上世纪末，河南一些农村遭遇了一场后来被称为“血祸”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潮。一些贫困农民卖血补贴家用，很多血站非法经营，共用针头，甚至在提取血浆后，把被污染过的血液注回卖血者体内，导致许多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
一位父母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大学生告诉杜聪，小时候，经常见到爸妈和同村人一起进城“献血”。另一位受智行资助的学生忆起儿时说，妈妈每次进城都带个面包回来，自己享受之余高兴地和小朋友攀比。后来才知道，这是妈妈卖血后给的营养品。
做过志愿者的杜聪对艾滋病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杜聪刚移民到美国，那时还没有HIV和AIDS两个名称，只知道很多人死于同一种怪病。与他亲近的中学老师因此丧命，患病的学生也被家长联名赶出学校。
令杜聪惊讶的是，时隔十多年，即便是艾滋病多发的河南村庄，依然有很多人没听说过这种病。他担心美国当年的悲剧再次出现，回到香港后毫不犹豫地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后来干脆不顾家人反对，辞掉了年薪百万的投行工作，全职做公益活动。
当时，艾滋病仍被视为禁区，杜聪不得不像“打游击”一样去农家走访，运用私人关系低调筹资。
从2002年起，智行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上学，人数从第一学期的127个，很快增加到近400个。他从不预定名额，每到一个村，凡是符合资助条件的家庭，每家都帮，防止家长为了争夺资助名额带孩子“扮惨”。
杜聪要求工作人员，家访时不能直接给钱，带人参观基金会为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开办的环保袋工厂时，也严格要求来人不能当时掏钱购买。
在他看来，慈善绝非施舍，“不要剥夺他们的尊严”。 从没为钱发过愁的杜聪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筹不到钱了，不得不跟孩子说“明天起，你们又没有学上了”。
直到现在，智行基金会已经获得众多国内外大品牌的稳定支持，杜聪有时仍忍不在微博上吐苦水：“当你有几千个孩子要养，而大部分还在读初中小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都缺。”
杜聪每年要在高校、公益组织和企业进行四五十场演讲，还时常要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筹资。员工们最受不了的是，“工作狂”杜聪白天太忙了，时常凌晨一两点组织开会。而杜聪最坚持的是，亲自面试每一个申请资助的大学生。
“他们将来事业有成时，上学这个钱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但他们或许会记住这次谈话。”他说。
五一假期的夜晚，杜聪的声音有些疲惫，他参加了一天的基金会迎新活动，还要继续与每位大学生面聊。他希望，“借此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从2005年起，每年暑假都有一两百位受助大学生回到家乡，进行家访、开设兴趣班，以自身经历鼓励“艾滋遗孤”。
杜聪自豪地说起，现在智行的全职员工，有70%是以前受过资助的孩子，有几个已经做到了项目主管。
他常在微博上“晒幸福”：他曾担心活不下来的孩子学了中医，还监督他控制血糖；以前吃不饱饭的孩子学会了烤面包，还在世界级的面包比赛获了奖；上不起学的孩子毕业后回到家乡贷款创业，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老乡……
杜聪甚至作为证婚人、“叔叔”、“爸爸”，参加了不少智行孩子的婚礼。“对一个没有亲生孩子的人来说，能不断地嫁女和娶媳妇，是福气。当然，我宁愿把福气还给他们的亲生父母。”他在微博上感慨。
杜聪坦陈，刚开始做慈善时，压力大于快乐。一位病床上的母亲，瘦得肋骨凸出，眼窝深陷。去世前两三天，她双眼亮亮地盯着杜聪，求他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去年夏天的一天，杜聪坐在星巴克，拿着一张格子稿纸，边看边哭。那是那个被托付的孩子，从监狱写给他的回信。
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本来我刚入狱的时候就想跟您联系，但是我没脸，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彻底地变了。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我不愿母亲离开我，我想把她留住。”
他常说，“每一个孩子的失败，也是我们工作的失败。”他眼见那些孩子们背负的苦难太重，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一度濒临崩溃，在夜里痛哭。
朋友的开导帮他渐渐摆平了心态，他把智行资助的孩子称为“小海星”，寓意是：海滩上搁浅了数不清的海星，尽管无法一一抛回大海，但每救一个，对被救的那只海星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杜聪说，他在等那个写信的孩子出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多一次机会”。他每天抽时间和孩子在QQ、微信上互动，帮助选专业，帮忙介绍实习机会，甚至传授恋爱心得，为孩子“树立一个正向的长辈形象”。
对低龄儿童，杜聪发起艺术疗伤项目，通过画画、歌舞等方式帮助孩子消化悲伤。有孩子画了阳光下五颜六色的坟头，墓碑上用彩笔写着爸爸、爷爷、大伯；有孩子画了《我的小伙伴》，是七头猪和两只小猫，“平时没有人和我玩，我就和它们说话”。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学前班的小女孩儿画了连环画。画上，她对躺在病床上的妈妈说：“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卖了我，就有钱买药来治你的病了。”紧接着的另一幅中，她说：“妈妈，不要紧的，等我长大以后我会回来找你的。”
艾滋病病毒带走了他们的亲人，但没有带走他们对世界的好奇。支教的工作人员说，上课时讲到动物，孩子们眼睛瞪得大大的，问北京来的老师，“动物园里有骆驼吗？”老师说“有”，孩子们“哇”一声惊呼。然后又问，“有长颈鹿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又惊喜地“哇！”。一连问了十几种。
从2005年开始，智行每年组织夏令营。在杜聪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这些农村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来到北京、上海和香港，参观企业、学校、博物馆，第一次出远门，喝咖啡，吃意面，第一次在五星级大酒店喝下午茶。
“给穷孩子看富人的生活不一定是坏事，”杜聪说，“让他们知道有人是这样生活的，然后告诉他们，要过这样的好日子，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给孩子们树立奋斗的目标。”
在现实中，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依然存在。夏令营的孩子曾遭到工作人员的白眼，一家餐厅的老板直接拒绝他们用餐。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医学生在微博吐槽，尽管明知不会传染，接诊艾滋病患者后，带教老师还是让他们赶紧洗手，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秘密藏得更深。
杜聪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能够理解那些孩子的心情。20多年前移民到美国时，读中学的杜聪也曾被排斥，早年间父母离异让他觉得孤立无援。
“我也有各种被歧视的地方，”杜聪大声说，“社会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不只是艾滋病患者，丑、穷、胖、矮、同性恋，每个人都有被歧视的点，勇于面对不代表不被歧视，而是不被别人的歧视伤害。”
曾经，这位投行副总裁的梦想是，退休后在瑞士林间买一栋小木屋，安静地享受生活。而今，他希望自己的公益理念广泛传播，让公益通过一个环保袋、一个面包，进入人们的生活。
他在微博上转发香港导演许鞍华的一句话，向所有人发问：“你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特别看不顺眼的，你去尽力把它改变，那也就接近黄金时代了。你活在你的黄金时代吗？”
本报记者 陈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