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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曹忆蕾
视频拍摄剪辑：刘攀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韦华薇
4月19日凌晨3点，姚文生独自站在天津街头，他低头翻看一条条消息，手机屏发出的光映在他的脸上，照见满脸泪痕，这是男人少有的哭泣。
姚文生抬头就能看到天津血液病医院。他有点担心，妻子刚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一直发着低烧。捐献者是儿子姚晨，天亮后他还要再次采集造血干细胞。在姚文生脑子里，好几件事嗡嗡作响，来不及思考。
随之嗡嗡作响的，还有一部手机。9个小时前，天津日报社的同事帮这位耿直的摄影记者发起一场网络众筹，为他妻子、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张淑霞筹集医药费。之后，姚文生的手机开始震个不停，电话、短信像流水一样涌来，手机一度死机。小区内信号不好，他干脆跑到路边去接电话，在街头踱步。夜深了，他终于有空静下来，细细阅读每一条短信。
电话、短信询问最多的是，“你是姚文生吗？”得到肯定后，电话就挂断了，之后一笔善款进入银行账户。“他们核实我的身份，确定我是姚文生后，才敢把钱给我。”姚文生在天津日报做了20年的摄影记者，工作中他需要不断和采访对象联系、核实信息。
这次，角色反转了。
10元、200元、300元、918元、3000元、5000元……钱不断汇入姚文生的银行账户。第二笔汇款，他记得特别清楚，0.08元，“都是救命钱，是情分。”
生活顺遂的姚文生从未想到自己会面临窘境。
一年多前，接到妻子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电话时，他正在采访的路上。姚文生一下子懵了，他跑了8年卫生领域新闻，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煎熬的化疗，巨额的医疗费，甚至直面死亡。
儿子姚晨在云南念大学，寒假回家，看到父亲案头摆放着一本《认识并战胜白血病》，心里咯噔一下，“我妈不会生这个病吧？”
一家人表现得异常平静。姚文生不喜欢问“假如……”，未来像一幅巨大的黑幕摆在他面前，医疗费、恢复情况都是未知数。他只是选择接受现实，选择相信医生。
在儿子面前，张淑霞没有流露出悲伤、忧愁的神情，“她天性乐观，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会影响我和我爸的心情。”
15个月，经历了8个疗程的化疗后，张淑霞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医生建议他们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此时，医疗费已经花去四五十万元。姚文生抵押了一套房子，向亲戚借钱，祈祷能度过这一关。白血病的治疗费用是一个“无底洞”。姚文生不喜欢欠人情，也不想麻烦别人，妻子生病的消息只有少数同组记者知道。
4月7日，张淑霞进入移植舱进行一次强效化疗。10天后，妻子将要面临一场关键“战役”——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这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幸运的是，儿子姚晨与妻子配型成功。一般来说，非亲缘人群配型成功率仅为四万至十万分之一，80%的患者可以在父母、子女、同胞、堂表间找到半匹配供者。
妻子进舱前，姚文生往医院账户里打了10万元，这是他最后的积蓄。进口药、营养液费、无菌病房费……任何一项费用都是一头吞币怪兽，一周内，10万元被迅速耗尽。用钱的速度是他意想不到的，他再也拿不出钱来了。
术前这次化疗会将她骨髓内的造血干细胞基本全部杀死。移植舱6平方米大小，初看上去与普通病房无异，可实际上是个无菌空间，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患者感染机率。病人一旦进入移植舱，就是一次冒险，也是一次“单向的过程”——如果不做手术，病人再也不能离开移植舱，一旦离开无菌环境就会死亡。“如果付不起手术费用，病人就要一直待在移植舱里。”姚文生以前采访时听说，有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临时反悔，而患者已经进了移植舱，没有造血功能，只能在移植舱内等待死亡。
12年前，在同一家医院，姚文生拍下天津历史上第一位捐赠造血干细胞者，留下珍贵的新闻影像。这一次，采访对象换成了自己的妻子与儿子。出于职业习惯，姚文生用手机拍下了儿子匆匆走入病房的身影——不同于以往对焦准确、构图完美的照片，他只拍下了一个模糊的背影。
报社同事得知了姚文生面临的困境，先发动了内部捐款，但是数额远远不够治疗费。同时，媒体发力，这个上过战场的功勋女兵身患白血病，急需救助的故事牵动了众人的心。“老兵”“记者”“白血病”，这几个关键词使得这篇报道微信阅读量很快超过10万+。
还有什么办法能筹到钱？报社新媒体中心的同事提出试试网络众筹。
这几年，由于网络众筹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家庭因为众筹的力量而获得新生。一家众筹平台统计，2015年，个人救助项目众筹金额达到1.8亿元，项目有2.3万个，参与人次达380万。
儿子姚晨原本对网络众筹是不太信任的，但当绝境降临，向陌生人求助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他们不想放弃。
4月18日，姚文生通过天津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在一家众筹平台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女兵身患白血病，记者丈夫想救救自己的爱人”的众筹项目，目标金额定在70万元——这是妻子下一步治疗的基本费用。
为了确保真实性，姚文生上传了张淑霞的身份证件、医疗证明，还有妻子光着头坐在病床上的照片。吸引人的是几张军装照，18岁时，她圆脸、童花头、长刘海，穿着军装坐在通讯台前，朝着镜头，甜甜微笑，以及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
高中毕业后，张淑霞报名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的一名通信兵，经历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天气炎热，蚊子多，她值班时整宿把脚泡在凉水里。张淑霞参加过老山最后一役，真枪实弹到前线布线、巡线，确保通信安全。战役结束后，张淑霞作为通信班的副班长，荣立三等功。
众筹发布后，有三四家媒体找到姚文生。20年的记者生涯里，姚文生记录过无数人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成为被采访者面对镜头，他有些紧张，双手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我没有什么故事，主角是姚晨和他妈妈。”
众筹链接的第一出口就是姚文生和张淑霞的朋友圈、社交圈。同事、同学、亲戚，经过他们诚信背书，众筹故事迅速在陌生人中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扩散。天津日报编辑孙晓菊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转发众筹求助链接后，中国新闻学院诸多老同学给她发了微信红包，请她转给姚文生。最远的一个红包来自海外的女同学——他们并不认识姚文生，但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媒体人。孙晓菊将这些微信对话截屏下来，经她转手的捐款有2000多元，更多的同学则直接在众筹平台上捐款。
众筹链接被发到老兵群里，“老兵”的身份引起了更多的共鸣。天津老兵孙长亭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失去了一条腿，看到张淑霞的求助消息，他打来电话要捐1万元，“我们老兵情结跟一般朋友不一样，是生死与共的情结。”
张淑霞退伍后，干过美甲学校、保险、家具代理商，开过服装店，在北京茶楼当过助理。张淑霞安静，处处替人着想，说话温和不伤人。姚文生却是相反的性格，为人耿直，“我不高兴了没准儿就喊起来了，还和同事打过架呢！”同事、同行的慰问短信、电话，让他一整晚都眼眶红红的。“同事们都说，我在圈子里没白混，大伙儿关心我。”
姚文生用镜头记录下2003年非典、“5·12”汶川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大凉山公益助学等时代故事。 2003年非典时期，姚文生追踪报道天津第一个病例，并进入隔离医院采访。一整天裹在厚重的防护服中，套鞋里都是汗水，走出医院坐上救护车，他第一次虚脱到晕车。
被隔离的日子百无聊赖。最让他难忘的是，张淑霞带着孩子，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拎着零食、水果来看他，其实也就是隔着围墙，远远望一眼。“我是唯一有家属来看望的记者。”姚文生回想起来，满脸的骄傲和自豪。
如今，换成他来看望妻子。每天3次，姚文生拎着高压锅给妻子送饭，一小盅稀饭、藕粉，还有半只苹果，每天都是如此。张淑霞的定制餐基本无味，并且都要经过高压消毒。起初，姚文生要花两三个小时准备餐食，现在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发起众筹24小时后，网络捐款总额达553949.02元。加上汇入他银行账户的捐款，善款总额达898416.9元。姚文生和张淑霞主动提出暂停众筹。一天内众筹到89万多元，这样的速度在众筹平台上属于少数案例，大多数的众筹数额在1万元左右。
手术后，张淑霞进入缓慢的恢复期。她口腔有溃疡，血小板极低，整个人没有气力。状态好的时候，她隔着玻璃，向丈夫、儿子比划一个V字，让他们放心。担心妻子的姚文生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一周后，姚文生收到了众筹平台发来的善款。他将钱委托给一家第三方基金会，计划未来拿着医院的报销单去取钱，“大家挣钱不容易，都是救命钱，不能糊弄大家。”
这几天，他反复琢磨着要怎么还一份人情，半天也想不出来答案，“未来只有好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