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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2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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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的女人街

董学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05月12日   05 版)

    克拉姆斯科依的“无名女郎”究竟是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这是一位刚毅、果断、满怀思绪、散发着青春活力的俄罗斯知识妇女的典型形象。有一种说法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有一种说法是一位演员,因为其背景上隐约可见的建筑物是圣彼得堡著名的亚历山大剧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本文所持:很多人相信,他们看到的就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视觉中国供图

    导读

    这个故事肯定有它独步的魅力,其中包含着一种高贵的品格与闪光的精神,近两百年来,这个故事总是被不同的国别与不同的人种吟咏与歌唱。在不同的叙述中,本文采取了最接近历史原貌的一种叙述,从这种企图复活历史的叙述中,我们不但能走进这个美丽的历史故事,还能触摸到这个故事中那些纤毫毕现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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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一位中国作家和一位中国教授结伴,从北京出发,越过北疆,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走了很久。

    那个地方天辽地阔,是寒潮的诞生地。旅行中看到的东西,比历史书籍中看到的更多。

    伊尔库茨克有一条街,两侧是老店铺,满目沧桑之中,贵族时代的痕迹尚存。他们停下来问了一句,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女人街。有人回答。

    他们忽然心动。一二百年之前,西伯利亚少有人烟,被流放的人来了,商业活动渐渐兴起。眼前这些店铺,这条女人街,难道与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妻子有关?

    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那位作家在她的西伯利亚游记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条街被当地人称为“女人街”,它的意思应当是“十二月党人的女人街”。

    读那篇游记之前,我就在关注十二月党人那段历史。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追随而去,这在将近二百年的漫长时光里,没有被人遗忘,不乏赞美之词。但是,十二月党人妻子在西伯利亚苦寒之地的生存经历和生活场景,却被无意中忽视了,成了人们记忆中缺失的部分。

    一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封闭的年月。在我的周围,没人谈论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有一天,教我画水粉画的宋老师递给我一本画册,上面有列宾油画《意外的归来》。

    在许多年里,它被当成油画大师列宾为十二月党人画出的不朽之作。我看到的大部分相关文章,都语气肯定地说,它画的是一位十二月党人流放归来、进入家门的那一瞬间。

    ——老母亲颤巍巍站起来,她一眼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穿着黑色衣服的妻子愣住了,她以为丈夫已经在流放中死去;儿子抬起头来,嘴巴惊喜地半张着,好像要喊出一声“爸爸”;小女儿有些胆怯,目光不敢直视,这表明爸爸走时她还在摇篮,或者还没有出生。

    列宾不愧是列宾。这幅画中,人物的目光所向、动作趋势、明暗对比、虚实衬托,都让画面焦点集中于归来的流放者身上。整个场面,处于戏剧性的高潮时刻,此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此后还要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一瞬间表现出来,令人难忘。

    可是,《意外的归来》画的是十二月党人吗?那位流放者的形象真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形象?

    1825年俄罗斯旧历12月14日,天亮之后,首都圣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上,出现了3200人的队伍,排列为8个整齐方队。一个个俄国贵族军官站在士兵的前面,黑红相间的军服分外醒目。那个上午,他们宣读了重建俄罗斯的几项主张:一是在俄国去除权力、金钱、等级、地位的压迫,实现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的宗教理想;二是让更多的人享受高尚教育,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贵族;三是俄国要变革,建立像北美洲那样的先进社会结构,比欧洲更文明、自由、富裕、高贵。

    他们向枢密院宣读的那些主张,很难用一两个词语概括出来,于是根据那一天所在的月份,他们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我看到的书籍和文章之中,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有元老院广场、枢密院广场、参政院广场,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个广场。这种混乱到1925年结束了,它改称为十二月党人广场。

    许多读者读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由此知道了十二月党人运动。诗中描写道:枢密院广场周围聚集了数万平民、官吏、牧师、商人,从上午等到下午,等着看他们与沙皇军队的一场厮杀;也有站在远处的法国游客,指指点点,暗自发笑,革命场景在法国看得多了,都不像俄国军官这样温和,这样讲究风度。

    涅克拉索夫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叫做十二月党人运动,自然有他的道理。那一批军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曾在欧洲战场所向无敌,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但他们不搞暗杀,不搞突然袭击,也不肯先打第一枪。他们的军官佩带刀剑,士兵全副武装,好像在展示自己的阵容,也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果受到镇压就会还击。

    后来,有人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叫做十二月党人起义。许多年后,这种说法固定下来,成了通用词语。

    于是,有人嘲笑这些贵族的起义方法太笨了,几乎等了一整天,等到被沙皇调集了4倍于他们的兵力包围起来才动手,这必然会失败。还有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指责他们活动的圈子太小,不懂得统一战线,不懂得发动群众,所以肯定要失败。

    人类史上,这样大规模的贵族运动很少发生,有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添加了理解他们的难度。有人反问说:欧洲有个鞋匠想当贵族,他起来造反这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贵族闹革命,难道是想当鞋匠?

    许多年后,有位学者把这一事件描述为十二月党人与沙皇帝国的特殊决斗。那一天等对方准备好了才动手,这体现了他们的高贵气质。他们把一场俄罗斯命运之争,看成是他们与新任沙皇的私人恩怨,因为他们是贵族,是殉道者,是圣徒,不想把俄罗斯民众卷入其中,不想把流血战争带给更多的人。

    谁的看法更正确,这是在一篇文章里很难说清的事情。

    对十二月党人的审判,持续到第二年夏天,5个领导者被法庭判了分尸刑,后来接受沙皇的提议改为绞刑,让这几个人能够体面地死去。行刑后,俄国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祷告式。那天,有个14岁少年隐没在人丛中,为那些贵族革命家的理想主义所感染。这个少年就是赫尔岑,他后来在《往事与随想》中写道:

    十二月党人是从头到脚用钢铁铸就的男子汉,他们自愿赴汤蹈火,他们唤醒年轻一代对自由的向往,他们要洗涤在专制和奴役统治之间成长起来的民众身上的污垢。

    大约是读了赫尔岑之后,我再看列宾《意外的归来》,觉得画中流放者的神态气质,并不像十二月党人。

    再仔细看看,就看出了问题,从画中小女孩的年龄看,这名流放者离家的时间不到10年,显然在时间上错了,十二月党人中有121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离开家乡是1826年,允许回乡是1856年。那时,十二月党人离家前后出生的孩子,至少在30岁了。

    还有,《意外的归来》墙上有一幅诗人舍普琴科年轻时的肖像,与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这告诉我们,画中流放者不像是十二月党人,像是后来被流放的民粹主义者。    

    二

    有些人是从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知道十二月党人妻子的。那首短诗中写道: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

    来到你们身边,

    正像我自由的歌声

    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圣彼得堡有不止一个贵族文艺沙龙。许多十二月党人都是著名的青年诗人,他们带着妻子前往沙龙,与普希金在那里相识。大家惺惺相惜,才华横溢,把诗写给每一位年轻貌美、神情高贵的女性,写给他们越来越关心的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我浏览他们那时的诗歌,有两种感觉,一是他们写给女性的诗歌更加感人,二是无论前者后者,普希金写得略好一些。

    后来,身为年轻外交官的普希金,写出的诗歌越来越不受官方喜欢,被安排到南方荒僻之地任个闲职,接着又让他回到出生之地,过了两年在乡间幽居反省的日子。

    据说,枢密院广场事件发生后,新任沙皇召见了这位声誉很高的诗人。沙皇问:“普希金,假如你在圣彼得堡,你也会参加12月14日的事件吗?”普希金回答:“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我不会不参加的。只因我不在当地才得免于难。”

    其实,在枢密院广场事件的前一天,普希金悄悄离开他的出生之地,去圣彼得堡看望十二月党人朋友。马车在疾驰中,忽然一只兔子跳出草丛,拦在前面。他觉得不是个好预兆,掉转车头回家去了。几年以后,普希金在圣彼得堡沙龙里回忆说:“我要是在那一天深夜来圣彼得堡,肯定会先赶到普欣或雷烈耶夫家里,这样就刚好撞上他们的行动,第二天可能会站在枢密院广场的最前列。”

    那只拦阻普希金的兔子,可能真的存在。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俄罗斯政府为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175周年,在普希金的故乡米哈依洛夫斯克村,为曾经拯救过天才诗人的那只兔子,特意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回到1826年的冬天,有两件事情将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妻子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追随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时路过莫斯科,当地举办的欢迎和欢送晚会都请了普希金。第二件,是到了枢密院广场事件一周年,普希金想起被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写下了《致西伯利亚囚徒》,想请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把那首诗带到苦役地。

    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苦役地,大约5800公里。在19世纪20年代,没有火车和飞机,有人坐着马车去,用了五六个星期;有人徒步走去,用了一年时间。

    把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不仅是因为它遥远。

    早在16世纪,沙皇征服西伯利亚,那里就成了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之地。

    与世隔绝的环境,极寒的漫长冬季,野兽比人多的连绵旷野、沼泽和原始森林,让人们对它心存恐惧。这从人们对它的称呼就看得出来:被抛弃的世界、没有围墙的监狱、死亡和枷锁之乡。

    十二月党人妻子愿意去西伯利亚苦役地,在冰天雪地里陪伴丈夫,并且向政府提出了申请。当这个消息在圣彼得堡传开,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她们不是非去不可。

    在枢密院广场事件发生后,俄国特意修改了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十二月党人妻子提出离婚,立即批准。

    对于她们,这其中的区别是巨大的:

    愿意离婚的十二月党人妻子,可以留在圣彼得堡,留在父母和孩子身边,留在富足优裕的生活里。而陪伴丈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在丈夫去世前不准返回家乡,还要永久取消贵族特权,以后的身份只能是囚犯的妻子了。

    更大的问题是她们无法生存。

    作家契诃夫曾经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途中遇见了一些流放的移民(比起苦役犯人,他们还算是自由的)。他描述说:

    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字——通常这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处——之外一无所能。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

    自然环境恶劣,男人都很难生存,而她们,那些在贵族庭院长大的女子,在文艺沙龙里温婉动人的女子,在宫廷舞会上花一样开放的女子,到了那里怎么生存?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写道:

    在1824至1889年间,大约72万人被强制移民到西伯利亚。在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很少——她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书籍更少,根本没有娱乐。

    历史太遥远,历史被遮挡,历史在湮没。没有人能看到19世纪20年代的原始档案,调查出十二月党人妻子提出前往苦役地的实际申请数量。如果说她们全都提出申请,或者绝大多数提出申请,只是一种善意猜测。

    此后近200年里,人们对这些女性的敬佩、赞誉越来越多,越来越相信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提出了申请。人们还容易相信,是沙皇阻止了大部分十二月党人妻子前往西伯利亚,只批准了其中14人。  

    三

    第一个在西伯利亚见到丈夫的女性是谁?

    是俄国著名将军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妻子,前文说到的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

    在伊尔库茨克的十二月党人博物馆里,解说员称她为玛丽娅,听起来比较亲切,而那座博物馆的旧址,就是玛丽娅曾经住过的地方。

    她还被称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

    在接触俄罗斯文化时,我们容易被那些复杂的称谓困扰。比如,俄国作家普欣的《回忆普希金》写道,当时宫廷女官有三个人:普柳斯科娃、瓦鲁耶娃和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这让我有些兴奋,以为发现了玛丽娅的另一个重要身份,但仔细一想,那可能是另一个人。就像谁在宫廷舞会上大喊一声“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可能有不止一位美貌女性回过头来。

    玛丽娅那时20岁。她的美貌让人惊讶,“那迷人的眼睛比夜晚还黑,比白昼还亮”(普希金诗句)。她优雅,博学,精通五种欧洲文字,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两年前,她嫁给沃尔孔斯基公爵。在枢密院广场事件发生的1825年12月,她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她的丈夫还没有看到孩子出生就被捕了,最初被判了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流放西伯利亚。

    涅克拉索夫的《沃尔孔斯卡雅公爵夫人》写到了上面的事情,还写到他们临行前的告别。丈夫告诉她,他要去服苦役。她说,流放也拆不散我们。

    玛丽娅直接给沙皇写信,要去苦役地陪伴丈夫。沙皇虽然批准了她,但仍然劝她不要去,去了就没有回来的希望。

    涅克拉索夫这篇长诗是比较可信的。他不是在创作,而是在改编。他依据的正是玛丽娅自己撰写的《玛·尼·沃尔孔斯卡雅公爵夫人札记》,非虚构文本,用法文写成。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说玛丽娅去世后,涅克拉索夫在她的子女那里看到这本法文自传,禁不住跪倒在地,小孩子一样抱头痛哭。在他心目中,玛丽娅是天使,高尚圣洁,放射着光辉。

    到达丈夫苦役地的第二天,玛丽娅找到一个地下通道,有士兵手握军刀负责警卫。她哭着请求士兵带她去矿坑。那士兵心软了,点上一盏灯,带她走了进去。有苦役犯人看见了她,喊道:“这不是上帝的天使吗?”

    上帝的天使这句话,像是涅克拉索夫加上去的。玛丽亚比较谦逊,不会这样夸耀自己。

    玛丽娅在她的自传中写道:

    当我走进黑暗的狱室时,谢尔盖迎面走过来,他手脚上镣铐的铮铮声使我惊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一直被锁在镣铐中,这样的严刑使我感觉到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我看到的他使我又激动又难过。我情不自禁地向他跪了下来,先吻了一下他的脚镣,然后再吻他。站在门口的监狱长官平时把我丈夫当作囚犯,这时看到我如此尊敬和爱戴自己的丈夫,惊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四

    因为错过了时间,玛丽娅没有带走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把那首诗带到苦役地的,是穆拉维约娃,近卫军大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的妻子。

    那一年穆拉维约娃21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像大多数十二月党人妻子,她事先不知道丈夫那天要去枢密院广场,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后来她写了一封信,写给已成为罪犯的丈夫。信中写道:

    幸福不可能是永恒的。爱情中有天堂,也有地狱。别悲伤、绝望,这是懦弱的表现。也别为我担忧,我能够经受住一切。你责备自己将我变成了罪犯的妻子,而我却认为自己是女人中最幸福的……请等着我。你的泪水和微笑,我都有权分享一半。把我的一份给我吧,我是你的妻。

    生下孩子不久,她就去了西伯利亚。然后有一天,在赤塔监狱,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被带到围墙旁,看见了万里之外赶来的妻子。来监狱探望丈夫前,她有意精心化妆,换上漂亮衣服,还在头上戴了一朵星形小花。就是那朵星形小花,衬托出妻子的美丽娇艳、文雅雍容、飘逸温柔,让丈夫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也许穆拉维约娃真的不该来苦役地。不到3年,她留在故乡的小儿子夭折,年岁不高的父母也去世了。七八年后,她自己成了苦役犯妻子中的第一个牺牲者,那一年她28岁。她死了,丈夫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前往西伯利亚陪伴十二月党人的,不仅有他们的妻子,也有他们的情侣。

    十二月党人的情侣,现在知道姓名的就有3位,都是法国姑娘。她们分别叫唐狄、波利娜、列丹久。她们都去了西伯利亚,在监狱里同她们的俄罗斯情人结婚。

    有些事情说来话长。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骑马穿过巴黎凯旋门,感受到战胜拿破仑的骄傲之情。跟在他身后进入凯旋门的俄罗斯贵族军官,却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们参加各种文艺沙龙,到启蒙运动宗师卢梭墓前凭吊,在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流连忘返,看到了法国人脸上强烈的、不可比拟的自由和幸福。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法国被征服了,但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人道文明高尚,通过那些俄国贵族军官传到了俄国。

    他们以战胜者的身份在法国生活了4年,得到了变革俄国的方向,还得到了法国姑娘的爱情。

    其中的唐狄是最著名的一位情人,至今还有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在说起世界上最好的情人时,向往地说出唐狄的名字,为她浪漫、坚贞、受难和牺牲的故事感动。

    十二月党人伊瓦谢夫被判刑后,唐狄立刻赶到圣彼得堡。她虽然得到了沙皇批准,以伊瓦谢夫的情人身份前去西伯利亚,但她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又不是俄国公民,成了没有国籍的人。

    俄罗斯只有贵族社会说法语。离开彼得堡后,唐狄语言不通,在茫茫西伯利亚迷失了道路。一名流放中的昔日强盗被她感动,顶风冒雪在她和苦役地之间传信联络,帮她找到了伊瓦谢夫。两个人在苦役地结为夫妇,一起对抗岁月中的苦难。可是,那里气候恶劣,生活贫困,没有几年就摧毁了唐狄。

    她倒在西伯利亚不久,她的俄国丈夫也去世了。

    还有法国时装设计师波利娜,她的情人是俄国近卫军上校安年科夫。

    他们也是在浪漫巴黎,发生了浪漫恋情。那时,波利娜为了不耽误情人的远大前途,放弃了这份感情。当她的俄国情人成了阶下囚,她立即奔赴西伯利亚,然后又等了好久,等来了俄国政府批准她与安年科夫结婚的文件。

    他们的婚礼在外贝加尔湖监狱举行。

    后来,他们双双死在流放途中,长眠在西伯利亚的千古荒原。

    列丹久是巴黎家庭教师,一个年轻的法国女郎。

    正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十二月党人瓦西里·伊万绍夫,有一天突然接到列丹久的求婚信。他喜欢这位性格温和、聪明美丽的姑娘,他们相识的日子里情趣一致,相互尊重,然而两人不同的社会地位,阻碍了爱情的发展。她曾对伊万绍夫表示,不愿耽误他的锦绣前程。现在,该轮到伊万绍夫来表示了,不能拖累纯洁的法国女孩。

    列丹久来到伊万绍夫身边。他们结婚以后的日子有8年之久,生了一个孩子漂亮可爱。但是,她在31岁那年,被西伯利亚的残酷气候夺走了生命。

    丈夫伊万绍夫在妻子去世一周年时,极度悲痛,猝然死去。

    五

    在一篇文章中,我见到一个名字Pauline Annenkova。文章说她是某位贵族囚犯的法国情人,为了获准到赤塔见她的情人一面,等待了很长时间。在那段时间,她在伊尔库茨克开了一家服装店。现在,服装店的老房子和它所在的小街,居然还在那里,被当地人称为“女人街”。

    Pauline Annenkova是谁?这好像是一个俄国名字的音译。我猜想,她可能就是嫁给了安年科夫的波利娜。开一家服装店也符合波利娜曾经的身份,她是法国巴黎的服装设计师,如果让她开服装店,可以有很高的品位。

    那时,伊尔库茨克地区还没有发现金矿,人们的生活不富裕,买不起好一些的衣服。她的顾客中,有品位又有购买力的,可能是那些追随十二月党人而来的女人,有他们的妻子,他们的情人,他们的姐妹。比如,别斯图热夫的三个姐妹:叶琳娜、奥莉加、玛莉娅,有可能成为她的顾客。三姐妹与一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后来在新开办的女子学校担任教师。

    这样看来,在伊尔库茨克,那条女人街可以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女人街”。

    这样说也未必准确,“十二月党人的女人”只能包括他们的妻子和情人,不能包括他们的姐妹,因此,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十二月党人的女眷”。但在彼时彼地,可没人分得那么清楚。

    那些女眷来到西伯利亚,建起了小木屋,燃起了壁炉与灯火,让这苦寒之地添了一些暖色。她们送去的食品和衣物,改善了亲人在苦役之中的生活条件,加大了亲人活下来的可能性。

    刚到苦役地的女眷们,一周里只能与亲人见面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小时。她们喜欢坐在监狱对面的大石块上消磨时光,趁机与路过的亲人说几句话。有一次,士兵们粗暴地赶走她们,并用枪托打了特鲁别茨基公爵的妻子特鲁别茨尤娅。她们愤怒了,立即上诉圣彼得堡,捍卫自己见到亲人的权利。

    有一种说法是,她们时刻关心亲人们的生活情况,终于感化了监狱的看守,废除了狱中一些残暴的制度。十二月党人妻子还提出在狱中与丈夫同居的要求,长久拖延之后也得到了允许。后来,她们还通过在莫斯科的老关系,争取到了许多宽待。

    许多人知道,十二月党人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终身苦役,30年后得到沙皇大赦,允许他们返回故乡。

    但很少有人知道,十二月党人的苦役犯人身份,在他们到达西伯利亚的第12年,实际上已经解除。

    凤凰卫视2012年播出了一部纪录片《沙皇特赦十二月党人,俄国公爵流放西伯利亚》,其中说道:沃尔孔斯基在赤塔的煤矿和工厂经过12年的苦役,沙皇特赦所有十二月党人,允许他们定居西伯利亚,但不许公开活动。

    沃尔孔斯基后来把伊尔库茨克近郊的房子,整个搬迁到市内。夫妇二人在伊尔库茨克资助修建了剧院和音乐厅。虽然玛丽娅像丈夫一样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可是,对于她的社交晚会和私人宴会请柬,人们仍然求之若渴,即使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也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同时,所有获释的十二月党人在贵族亲戚的接济下,建起宽敞住宅。他们开办了榨油厂、采石场、皮草公司,去管理他们开办的学校,或者成为医生和律师。

    十二月党人妻子的生活大有改善。

    她们在先前十多年里,以俄罗斯妇女的生命韧性,学会了耕犁、捕鱼,用锥子和麻绳缝补皮装。现在,她们以知识女性特有的启蒙热情,开办最初的学校,出版最初的报纸,设立最初的医院,扶植最初的艺术人才。

    伊尔库茨克的面貌,就这样被改变了。

    她们的家成了当地的图书中心和音乐沙龙,像一片文化绿洲。

    从来缺少自由贵族精神的西伯利亚,有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就有了来自欧洲的礼仪和规范,向文明社会迈出了一大步。  

    六

    看油画要看原作,至少要看复制品,这是一位画家的经验。少年时代,我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了克拉姆斯柯依《无名女郎》的复制品。敞篷马车上的那位贵族女郎,散发出青春洋溢的活力,以及高贵温婉的人性,让人无法忘记。

    许多年后,我读一些描述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文字,往往会想到那幅油画肖像。实际上,克拉姆斯柯依画的是无名女郎,却有很多人愿意相信,他们看到的就是十二月党人妻子。

    这种感觉来自何处?来自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吗?

    诗人涅克拉索夫觉得,十二月党人妻子追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并非出于女性对男人盲目的服从,也不是为了表现妻子对丈夫的一片忠诚。她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俄罗斯女性中,有一份对男人自由精神的独特理解。

    这是一种深入的理解,自然而然地产生。在十二月党人妻子中,亚历山大拉·伊万诺芙娜·达浮多娃活得最久。她在20世纪前夕去世时,人们想起她说过的一句话: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

    历史小说家索洛涅维奇认为,俄罗斯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它是由俄罗斯女性塑造的。她们不会放弃重塑俄罗斯男人的努力。她们在俄罗斯不是弱势群体。她们的强大是灵魂和体力合一的那种强大。

    让我们感动的是,在俄罗斯,当一个男人遇到困境,离他不远的地方,你就能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比别人精神强大的人,需要比别人更多的精神资源。就像十二月党人,他们不怕苦役,不怕流放,但他们仍然需要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于是,来自女性的温情与精神滋养,削减了苦难对他们的损害。

    列夫·托尔斯泰曾感叹道:“为什么俄国作家们的妻子都那么像她们的丈夫呢?”

    我们也可以发出类似的感叹:为什么十二月党人妻子都那么像她们的丈夫呢?   

董学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年05月12日 05 版

十二月党人的女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