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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医学界在反思医患纠纷问题时，除了把原因归结于医疗体制缺陷、医院管理不完善、医生个人素质等问题，新闻媒体也一直被诟病。负面角度过多、袒护患者以及新闻炒作等，都被认为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因素。
以近期发生的几起热点事件为例，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陈仲伟被残暴砍死，在医疗界产生了激烈回响，但对这件事，媒体的发声却并不多，远不及同期的魏则西死亡事件，或者肾脏萎缩事件。而在后两起事件中，医生的形象几乎都是负面的。这种状况更引发了医学界对于媒体的强烈不满。
有人选择了三家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对某年的医患纠纷报道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消息来源中，政府占29.06%，患者占23.01%，而来自医院方面的消息只有5.98% 。数据告诉我们：在牵涉医患双方的事件中，医院的话语权似乎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话语权往往是自身辩护权的体现。
但是，据此就给媒体戴上主观向恶的帽子，也有失公允。因为在新闻报道中，受众更容易注意那些具有反常性、冲突性和震撼性的负面信息。换言之，负面的新闻更容易被传播。相反，一些正面报道常常反响平平。
例如在2012年，护士何遥在自己遭受患者攻击以后，不顾自己的伤情，还奋力将一名行将坠楼的患者在窗台紧紧拉住，事后被赞为“最美护士”，很多媒体争相报道。但是这样一个正能量满满的新闻，不要说在社会上，就是医疗界引起的关注也不是很大。另外，很多媒体时常开展“寻找最美医生”的活动，今年央视还在《讲述》栏目中连续两个周末播出“寻找最美医生”系列纪录片，动作也不算小，但影响力较之于一些负面新闻，确实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由此不难看出，并不是媒体不愿做正面新闻，而是缺乏不断做大的“推手”。正面消息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媒体在医患矛盾中虽然有推波助澜的行为，但可能也不是其立场的真实体现，而是新闻的传播效应造成他们做出了不合理的选择。当然，由于记者在报道中常常违反基本医学常识，导致医生对报道不只是不满，有时还很不屑。
出现这样的情况，医生也有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很多医生其实很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特别是看见一些新闻产生了负面效应的时候，不是主动站出来据理力争，而采取对媒体人不理睬的态度，这其实是放弃了话语权。媒体只能根据自己的信息汇总发布新闻，难免出错。
媒体也有应该反思之处，既然负面新闻容易引发关注，那么在报道的时候就应该做好平衡，尽量避免刺激性的语言。例如，有些媒体动不动就打出“入院刚×天，花费好×万”的标题，在医院收费本身就很敏感的时下，这样的标题会产生什么效果，媒体应该有预判。有句话叫“离开了剂量谈危害都是耍流氓”，在医疗收费中，离开了具体的医疗项目和病情谈费用，夸大事实几乎是必然的。
医生与媒体的关系确实需要一些措施来修补。媒体不能只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就如医生不能过于关注挣钱一样。医生应打开自己的观念围墙，多与媒体互动，让医疗不要那么神秘，从而增加自己在媒体上的话语权。
郑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