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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偏爱坏消息似乎是人之本性。在新闻报道中，“无负面不新闻”几乎成为了行业法则。结果是我们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暴力、谋杀、灾难、腐败等负面新闻，总能占据显著位置。皮尤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人近二十年的新闻偏好保持着“惊人一致”，那就是“战争、犯罪、恐怖主义、灾难”。这些新闻的数量和阅读率在所有类别中的排名遥遥领先。
对于新闻报道的负面化现象，美国学者班尼特曾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只报道校园枪击事件，不报道学校；只报道火车撞车事故，而不报道交通；只报道地方政治家的丑闻，而不报道选举本身；只报道最近的谋杀案，不报道正在下降的犯罪率”。这种新闻报道的负面化现象最终导致“新闻政治的幻象”。
造成“坏消息综合征”的原因，究竟是人性偏好，还是媒体引导？这好像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容易陷入循环论证，难以扯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偏爱坏消息确实有一定的人性和社会基础，但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又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其一，“偏爱坏消息”与人们的焦虑、不安全感、情绪宣泄有关。人们的生活总存在诸多不如意，而坏消息却可以充当心理的“减压阀”——“社会既然这么不完美，处处是危机，处处不公平，我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我们也常常听到朋友之间的相互调侃：“你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有人还一语道破天机：“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看到别人遭罪。”所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被视为一种“善良的愿望”，“不患寡而患不均”才是赤裸裸的现实。因为人的幸福感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体验，它与你实际上获得的资源无关，而与你所选择的参照系和比较对象有关。在此情形下，坏消息的确可以缓解人们的焦虑和不满足感，尤其当听到所谓的精英群体“落难”时，更是如此。因而不难解释，为什么公众更偏爱官员和富人的负面新闻，因为它切合当前的社会生态和受众心理。
其二，坏消息的传播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足够“坏”，而是因为它具有戏剧性和颠覆性。从新闻传播规律来看，越是新奇的、戏剧的、反常的信息越具有传播力，而一般普通的‘好消息’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值得夸耀，甚至被视为讨好和献媚，进而被人排斥。除非是喜出望外的非凡好事，才被人认为有一定新闻价值。相比之下，负面消息由于其本身背离了常规，更容易引起人的兴奋感，而且公众通过热烈讨论获得一种参与的满足感。它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人们可以享受一种“禁止的快乐”。
其三，坏消息的传播呈现出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虽然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同时，我们也常说“家丑不可外扬”，这说明，一方面我们偏爱负面消息，另一方面又呈现较强的差异性。通常而言，对于我们喜欢或者亲近的人和机构，我们更愿意分享或听到关于其正面的消息，但是对于不相关、不喜欢或者持有偏见的人，我们可能更愿意听到负面消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共事件涉及官、富、警时，往往会出现大量的“污名化”的表达，公众在此过程中似乎更愿意相信负面信息而不是探寻真相。究其原因，它与公众的心理预期密不可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许可教授曾借助心情搜索软件，发现在微博上，公众以分享负面消息为主，愤怒为主要情绪，而在于熟人交往法则的微信空间则以分享实用、快乐和惊喜的信息为主。可见，坏消息的传播具有较强的主观选择性，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
当然，过多关注坏消息，将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框架，形成“习惯性质疑”，进而导致一些反转新闻的出现。但对于政府而言，“负面新闻”不意味着会产生负面作用。它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公众心理，对于政府提高执政水平是有帮助的。无论最后被证实还是证伪，政府都应该重视各种“负面新闻”所传达的公众情绪。
（作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
郭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