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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支白色蜡烛围成心形，点亮，清华大学学生今晚用这种方式送别105岁生命之火刚刚熄灭的杨绛前辈。
临近21时，清华图书馆老馆门前陆陆续续聚起了人。人群围起的半圆中间，105支白色蜡烛摆出双层的心形。
这里是杨绛的母校，也是她口中“一家三口最爱”的地方。2001年，在其丈夫钱锺书先生逝世后，杨绛把二人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子。
虽然她生前多次表示去世后不开追悼会，学子们还是自发地组织了这场追思活动。
杨绛逝世的消息下午传来，有人提出要表达哀思，学生会开始匆忙准备。申请场地，购买物资，甚至过了原定开始的时间，喷绘背景板才被匆匆运到现场。
蜡烛不断地被风吹灭，又被迅速地点燃或者替换了下来。人群在静默中等待着，低语声也渐渐停了。
没有人知道会有多少人到场。追思活动的消息只是发布到了各院系的微信群，然后被同学们自发地传播扩散。直到学生会工作人员向人们分发白色菊花才发现，傍晚购买的200枝菊花，险些不够用。
站在最里圈的土木系学生付明（化名）是最先拿到菊花的人之一。他得知消息后从图书馆赶来，怀里还抱着书本。他觉得自己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应该来缅怀这位前辈。他对杨绛先生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印象深刻，因为其宗旨亦是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杨绛先生淡泊名利，读书、写作、著述的状态让付明钦佩又向往，刚上大一的他已经明确了今后的方向——投身科研。
因为下课较晚，经济管理学院大二的李昊宸被挡在三四层人墙之外。曾手抄语文读本里杨绛先生散文《窗帘》的他，在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心情低落，但他表示没有多么悲伤，毕竟，105岁去世，是某种意义上的寿终正寝。
“先生一直到老年还不断发表看法、抒发感受，这种生活态度很震撼我。”李昊宸说，“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亲历了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她对一切看得都很淡，毫无功利心。这让我很敬重。”
这场悼念活动很简短。低头默哀之后，人流开始缓慢地移动。同学们依次走到背景板上杨绛先生的照片前，向她平和的笑脸鞠躬，然后俯身献上花朵。就像当初静静地聚集，人群又静静地散去。工作人员撤掉了地上的蜡烛，留下了背景板。活动结束半个小时后，还有路过的人走上前，深深地鞠躬。
在路灯和一地烛火的映照下，白底背景板上，是杨绛翻译过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这次真的走了。一生低调的她生前极少接受采访。作家张者是少数采访过她的人之一。今天，杨绛逝世后，张者翻出当年拍摄的照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他突然想起了杨绛的那句话，“不许乱发，除非我死了”。
张者第一次见到杨绛时，她91岁，而他是一名希望采访她的记者。她不接受任何采访，但他不折不挠，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名年轻的作者，想谈谈文学。
杨绛提出要看看他的作品。他寄去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一个多月后，杨绛主动打来电话：张者，不称呼你“记者”，翻看了你的作品，觉得我们可以聊聊文学，作为老作者和小作者——不是以“记者”身份。
当时，杨绛跟他定下“秋风凉了”的时候见面。3个多月后，第一场秋雨淅淅沥沥落下时，他准时接到了杨绛的电话，“张者小朋友，我们可以见面了”。他感慨，一位大家如此守约。
二人的第一次约见定于上午10点半。张者到得早，面对这样一位大家，在门外不敢进去，从10点等到10点半才敲门。但是，在那间没有什么装修、水泥地面的居室里，他受到了杨绛热情的欢迎。
他记得很清楚，杨先生一再强调不接受采访，甚至起初连照片都不让拍，因为“你不是记者啊”。
后来，她勉强答应稿子可以发表，亲自改了稿子。但她不愿意发表照片。她对张者说：“不许乱发，除非我死了。”
他最后一次见到杨绛是5年前，她100岁那年。他那一次有点伤感，因为杨先生耳朵听不清楚，目光也有些游离，只是微笑，不怎么说话，仿佛“进入了一种自我的状态”。
“老作者”和“小作者”的见面次数不多。为免打扰老人，他基本不登门拜访，逢年过节以外基本不打电话，最近两年电话也不打了——杨先生听不见了。
出版新作后，他会给杨绛寄一本。杨先生收到后会打电话给他，表示收到了，但自己已是“老太婆”，看不成了。张者说，就当是小作者向您汇报。杨绛立即回答：“那你出一本，寄一本。”
这对忘年交的岁数差得很大，关于称呼问题，杨绛这样告诉张者：“叫先生，我很高兴；叫我女士、老师我不高兴；你还是叫我奶奶吧！”
带着晚辈无尽的追思，先生走了。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杨绛先生的离世，真的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学者、作家走了，“世上再不会有像杨绛先生这样的人了”。
本报北京5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