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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妈妈黎铭试图去弄清一个问题：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呢？
那是1年前，在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南外家长QQ群”，家长们都在分享同一种不安：他们的子女都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这所名牌中学，每年少说也有两三百人浩浩荡荡地奔英赴美留学，所有人都想知道，孩子在国外究竟过的怎么样？
黎铭自己的儿子正在美国念高中。毫无意外地，这位“家长中的活动家”揽下了这份“工作”。此后，她用180天的时间，走访了24所名校，接触了130多位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留学世界”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年代：与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位留美中国学生的1854年不同，也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向美国派出首批52名留学生的1978年不同。
在全球的校园里，中国面孔已不再是少数派。中国在过去几年取代印度，成为在美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国，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编写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21世纪的头15年，中国留学人员年均增长率接近22%。
与最早的留美中国学生“弱国子民”心态迥异，作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大陆学生，28岁的何江，在前不久引人瞩目的演讲中，强调了“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表示哈佛教会自己“勇于立志改变世界”。
像黎铭这样的家长亲身参与的一个改变是，越来越多中国家庭放弃国内教育，将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中学或本科。2015年，在美的中国学生中有41%是本科生，39.6%是研究生——在研究生占了绝对多数的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助理国务卿埃文·瑞安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层关心子女的教育。中国人希望在21世纪具有竞争力。”
现在，黎铭试图通过实地走访，来了解中国孩子的生活。她发现：“每个留学生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父母，都有着自己的不适和焦虑。”
美国学生圈总在说离自己很遥远的政治和文体活动，她只能回到中国学生圈，可那里像极了国内的家长群，天天说排名论成绩，让人“喘不过气来”
回国后，黎铭将自己记录的近百个孩子的故事集结成《听说》一书，希望分享给那些为留学做准备的家庭。在她的寻访对象中，有人靠自己的努力“挣回了学费和尊严”；也有人努力融入当地环境却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再回到“中国人的圈子”；甚至有人因留学得了抑郁症。
她看到，计算成绩的GPA像是留学生头上的“紧箍”，而他们的生存状态，就像起源于斯坦福大学那个著名的说法，“斯坦福鸭子综合征”——表面悠闲，鸭掌却在水下划得飞快。
焦虑，这是黎铭见到宋希玥时，最直观的感受。
这个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就读的姑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不喜欢这所全美顶尖的文理学院、更不喜欢自己的状态，“感觉就像是加强版的中国高考生，每天就是学习、学习，还是学习；话题就是拿A、拿A，还是拿A。”
为了毕业留美，让留学“有价值”，这个姑娘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经济学专业，每天埋头和数学课、经济课作“斗争”。“再坚持一下，或许就是海阔天空了。”
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圈子。刚来美国时，她曾努力和美国同学交朋友，可新鲜感一过，美国学生圈总在谈论离自己很遥远的政治和文体活动，她却感到学业压力很大，只能慢慢告别了美剧、俱乐部，重新回到中国学生圈。
可那里像极了国内的家长群，天天说排名论成绩，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另一所名校卡耐基梅隆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话题却笑了。他问黎铭，自己所在的计算机学院作业这么多、压力这么大，自杀率却很低，为什么呢？
“因为都在赶作业，没空自杀。”男生冷冷地自问自答。
在换掉了40双袜子，把一件外套整整穿了一个月后，黎铭终于发现，这不是个例，而是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正在经历的真实。
一名在斯坦福就读的女孩告诉她，身边太多人跟着学校潮流“为了创业而创业”，再加上课多时间紧，真正坐下来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太难了；帝国理工学院的王阳为此得了抑郁症，学业压力太大又找不着自己的方向，这个无锡男孩被迫休学一年。
焦虑面前，隔着大洋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也如活火山般频频爆发。一名中国妈妈因为某天没联系上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女儿，越洋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到最后，女儿的老师、同学都被“骚扰”了一整天，女孩无奈，她只是不想被父母逼得太紧。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个中国男孩，面对黎铭有一肚子委屈，他称自己现在活得压抑，都是因为被家长管得太严，到了国外就再也找不到方向。
“你爸爸妈妈把你辛辛苦苦送出国，你头一个想法却是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想？”黎铭忍不住问。
男孩没有回她。
那场不欢而散的谈话后，黎铭忍不住去想，自己走访的多是顶尖名校，“在好学校的孩子尚且压力如此大，在一些差一点儿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是怎样的状态？”
她后来了解到一个更加难以置信的“留学世界”：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打麻将、购物、旅游，或是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聚会。前不久因群殴同伴闹上美国法庭的几名中国留学生，清一色来自一所较差的私立高中。
中国男生小吴高考后来到爱荷华大学，在那个亚裔稀少的校园里，他的同学称呼他“chink”，这是英文中一个富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侮辱性用语，对象是华人或东亚人。同学用马克笔把小吴宿舍的猫眼堵上，用安全套套住门把手。
听着小吴风平浪静的讲述，黎铭心里心疼得紧。
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闻发布会、谈判桌前的家长，将问题细化到孩子买了哪些课外书、回家后每个小时都干嘛，以及用过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继续聊下去，黎铭才知道，小吴的留学充满了“随随便便的色彩”。因为儿子高考失利，父母找了留学中介随随便便就选了学校。他们的算盘打得也很响：孩子在中国没考好，出国“镀层金”，回来就能一飞冲天。
可直到抵达爱荷华，这个男孩才发现，那所排名较低、地理偏远的大学，并不能提供他想要的“留学生活”。
之后的种种经历，他却不敢告诉父母。一年人民币几十万元的开支面前，让小吴决定“报喜不报忧”。
这种“表面的和平”维系了两年，直到小吴“忍无可忍请求转学”。
事实上，黎铭发现很多中国父母喜欢把留学“神化”，以为孩子出去立马就能“幡然醒悟”，或是镀一层金。她受邀到许多城市与家长交流，不少三线城市的父母直勾勾地问她，我把孩子送出去了，回来一年能挣几十万元？
更多的父母则会围住她，要求给微信号“以便交流”。巡讲超过十几个城市，从一线到三线，黎铭的手机里多了几十个群和成百上千个微信好友，微信提示音从早响到晚，那是焦虑的父母在寻求建议。
杭州的家长问她，“我有没有美国身份，对孩子申请会不会有影响？”无锡的家长更疑惑，“孩子这么小就送出去，会不会价值观缺失啊？”成都的家长也有自己的困惑，“国际班这么多，该挑哪个呢？”合肥的家长则直愣愣问留学的性价比怎么样。
这让黎铭想起了几年前“南外家长群”的热闹。2012年，一群“孩子都考上南外初中部”的家长建立了那个QQ群。
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闻发布会、谈判桌前的家长，将问题细化到孩子买了哪些课外书、上了哪些补习班、回家后每个小时都干嘛，以及用过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要宽松、要沟通这些话都听太多了，交流就要具体。”黎铭说。后来，这批孩子顺利从“神一般的南外”毕业，群的名声也出来了，成员一口气从500人冲到1000人，再很快变成2000人。扩群需要付费，身为群主的黎铭原本不想再扩，但她流露自己的想法之后，不到三分钟，就有人给她账号里充值几百元。最后一次扩群，1000个名额是按比例分给南外各年级各班级的。
那时，群友在48小时内为一个罹患白血病的孩子，筹集了20多万元。群里还配备了专门的记录员。群规约定，孩子上学的时间“不聊闲话，只讨论学习”。
当年的毛头孩子慢慢大了，但群里依旧热闹。父母的话题从学习变成了出国、工作、结婚，桩桩件件不得闲，“还在为孩子操心”。
前不久，一所加拿大中学派人到中国交流。招生主任在台上问，中国家长对学校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希望他们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台下一位中国妈妈抢下话筒，用流利的英语提问：“你能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常春藤吗？”
黎铭看着台上不停皱眉摇头的加拿大人，“尴尬到不行”。
和留学生家长沟通多了，黎铭也慢慢发现，许多中国家长看重排名和资源，期待孩子“一飞冲天”，却忽视了留学的根本意义。
“留学不是商品，不能讲投入产出比。说到底，留学不过只是换个地方学习而已，家长不该赋予那么多意义。”她说，与其花钱把孩子培养成会说会听、却不会读不会写的‘美国式’文盲，还不如在国内好好想清楚该不该留学、去哪儿留学以及学什么。”
但反思终究不是主流的声音。《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指出，与2012年相比，2015年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低龄留学升温趋势十分明显”。
身为伯明翰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生，小许也一直在关注盲目留学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很多中国留学生出国，并不是真正为了国外的学术环境和交流平台，更多的是“为了一纸洋文凭”。
“中外教育各有优劣，如果你没认清自己的情况就为了‘外国’两个字而出国，这样的行为和钱锺书先生当年写的，方鸿渐花30美元买了个‘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回国却备受礼遇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他忍不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们面对留学、面对洋文凭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
一些中国人甚至在追求“假洋文凭”，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过去两年间钓鱼执法，设立了一所野鸡大学——北新泽西大学，以引诱不法中介上门，并由此连查22所黑中介。经查证，涉案的上千名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
美国官方一再强调，涉案学生们在申请到这所大学后并没有上课，这意味着他们对这所大学的性质“心知肚明”。
黎铭也只能看着，许许多多的家长“还没搞清楚为啥留学”，就急急忙忙地“像当年的偷渡客一般”，一个带着一个，把自己的儿女和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送出了国。
这个勤奋的妈妈在儿子出国前，请了国外的教授教写作，手把手替儿子选了学校，却换来了孩子“伯克利的老师不会讲课”的抱怨、整整丢掉萨克斯的4年和只有两只猫陪伴的大学生活
很多时候，黎铭自己也说不清，中国父母的操心对身在国外的孩子，究竟是好是坏。
前些日子，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学生毕业，其母亲反思，自己干涉太多，以至于留学前的学业和申请准备做得“相当不错”，可孩子出去之后的学习，“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这个勤奋的妈妈在儿子出国前，请了国外的教授教写作，手把手替儿子选了学校，却换来了孩子“伯克利的老师不会讲课”的抱怨、整整丢掉萨克斯的4年和只有两只猫陪伴的大学生活。
直到那时，后知后觉的她才想起来，当时国外教授给儿子开了长长的书单，赶紧补课的儿子“思维很幼稚”，对文学作品人物的理解只限于好人和坏人，“根本看不懂。”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让儿子疯狂“刷分”却忽视了对价值观的了解，以至于无所适从。
“很多在中国成长的父母，对美国教育一无所知，却横加干涉孩子的生活。”黎铭举了个例子，一名中国妈妈远渡重洋，去看望在美国念高中的儿子，却意外发现周日早上八点，“全校的人都在睡觉，甚至包括宿舍门前的狗！”
愤怒的中国妈妈写了投诉邮件，噼里啪啦敲击键盘急促地表示，“如果你们缺少资源，我可以安排中国的老师为孩子们线上授课。”
学校的老师很快回复她：“谢谢你对学校的关心。但我们有自己的教学安排，周日应该是孩子休息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不该被课程填充。”
这件事促使黎铭自我反思。最初联系不上儿子时，她也“焦虑得不行”，可后来，她决定接受逐渐美国化的儿子的安排——天大的事都发邮件。
她在走访中遇到一个中国女生陈佳，对方选择从一所著名的文理学院，转学到刚成立不久的密涅瓦大学，这让她感到吃惊。
“你们学校没有毕业生，没有知名度，你毕业工作会如何？”
“你在这里一学期，能力有提高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学校的建造者，而不是实验的小白鼠？”
来自中国妈妈黎铭的疑问一个接一个砸在陈佳身上，咖啡桌对面的陈佳却一直在笑，“你的问题我都能理解，我也很乐意回答，让更多人了解密涅瓦”。
那场交流至今让黎铭印象深刻，她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了“两代人、两种教育观下人们不同的追求和选择”。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留学生的生活，黎铭安排摄影师偷偷潜入了一场美国学生的聚会。凌晨4点，警车把吐得不醒人事的摄影师送回来了，他的身上沾满了酒渍、酱汁、泥土以及辨不出种类的呕吐物。
第二天，回过神儿的摄影师告诉她，“那里男男女女随便抱……就一直喝酒……喝到后来也不管了，对着人脸在吐。”
那一刻，黎铭突然想起了“南外家长群”里的一个故事。
一个南外母亲送独生女出国前，意外地教起了女儿喝酒，还专程带女儿去丽江，白天闲逛晚上泡吧，“学会如何识别男性的勾搭，拒绝一夜情”。
群里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有人认为这母亲的教育方式“太过了”，可那位母亲态度一直很坚决，“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拒绝但不能忽视，要理性面对”。
“现在想想，她也算未雨绸缪。”黎铭笑了。
在她寻访时，正值读高中的儿子春假，她带上儿子从东海岸一路飞驰到西海岸。儿子搞了个排行榜，上面写着他最喜欢的几个寻访对象。黎铭拿来一看，发现在儿子的榜单上，名列前茅的没一个和自己重合。
儿子最喜欢一个不喜欢刷SAT，导致错过斯坦福的男生。那男孩在一所普通大学里忙着设计App，采访间隙还带着黎铭母子一起玩游戏，其实那会儿正值两场考试之间，黎铭疑惑，问男生不复习真的好吗？
男生笑着回答，“这学校不咋顶尖，我的能力远远超出他们的要求了，所以正尝试创业……”
儿子榜单的第二名是一名休学创业的美籍华人。第三名则是遭受种族歧视两年后勇敢向学校发声、并最终靠努力转学成功还挣够学费的小吴。
这一点让黎铭始料未及。“这是典型的美国式价值观，充满了小人物逆袭的味道。”这位年轻的妈妈看着自己列出的榜单，一水儿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再看看和小吴聊得很开心的儿子，长叹了一口气。
这一代的父母压力很大啊，一把年纪天天要学什么“互联网+”，绞尽脑汁给儿女盘算一条顺畅的路
“好学生”究竟是怎样的呢？黎铭猜都不用猜，就能知道大多数中国父母的答案：高GPA、好文书、名校录取。以前，群里总议论的一个“好学生”，最后没被哈佛录取，群里传出一片叹息：“唉，她啊，申得不好。”
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招生官，却给了黎铭完全不同的答案。招生官很严肃地问黎铭，“为什么中国学生面试时男生都说自己做竞赛，女生都说自己玩辩论？”
“为什么面试时，中国学生都说自己喜欢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却从没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
“为什么今年一个学生文书里提到LGBT，明年就有一大堆重复的？”
这些问题，黎铭一个也回答不了。
她只知道，为了“录取”和“文凭”，一些家长和学生“什么都能做”。中国的父母太重视GPA、文书了，为了留学，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标准的“中国好学生”。可是，这些孩子却并没有接受国外的教育观，也适应不了国外的价值观，最后都成了国外评价体系里“没意思、不好玩”的学生。
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华盛顿大学招生官表示，在申请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中，有多达十分之一的申请可能包括假论文和虚假高中成绩单等虚假材料。有16所大学近千名中国学生曾使用过My master论文代写公司代写学术论文或代考在线测试。
“中国留学市场中存在相应的作弊需求。中国家长和中国学生盲目追求高分和名校，往往不会意识到制造假申请资料或作弊的严重性。不少学校的老师为了让学生们考上好学校和有利于提升母校的形象以及教师的荣誉感，也加入其造假行为，帮助学生修改最终的成绩单。”这份报告称。
回国后和各地的家长交流，黎铭甚至听说，一名学生家长招聘了一名英国归来的博士，结果却发现，让博士写的报告都是抄的，“连别的公司的名称都没去掉”。
“这样的留学有什么意义呢？”黎铭叹气，可她又不忍心苛责这一拨一拨把儿女送往海外的家长。有家长向她诉苦，这一代的父母压力很大啊，一把年纪了天天要学什么“互联网+”，绞尽脑汁给儿女盘算一条顺畅的路。
“这些家长也大多是中产了，可他们却比谁都焦虑。”黎铭无比理解这些父母，成都的一些父母甚至还自发统计了儿女留学后回来的情况，他们总结“有20%的人留学是失败的”。
就连黎铭自己，曾经也是其中一员。“年轻时比工作收入，后来比谁嫁的好，现在比谁孩子有出息。”儿子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但在黎铭眼里，这是“没意义的事情”。
她曾没收儿子所有的画具，并“威胁”不准再画。可每天下班回家，总会看到沙发、墙壁都是被涂画过的痕迹。
不忍心和儿子彻底闹翻，她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几年后，儿子赴美读高中，她抽空去探望，却发现儿子的画作入选了全美多个画展，同行的人不住夸赞，黎铭再也忍不住，一个人跑到儿子学校的操场，哭得稀里哗啦。
“我的焦虑、我的功利，差点毁了我儿子的爱好。”她眼眶泛红。
可更多的孩子，没有这样的好运。
那位帝国理工学院学生王阳，因抑郁症回国休学了一年。他们在英国相遇时，他已“阳光满满”，让黎铭欣慰。
王阳的经历被黎铭写进书里后，回国工作的他“感受到了来自社会满满的恶意”，他不愿再接受任何采访，只偷偷告诉黎铭，“所有人都说，我出去留了趟学还留出了抑郁症，太丢人了”。
这次去美国，黎铭才听说，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甚至养活了一个新产业——专替中国留学生联系实习和介绍工作的生意。
她在寻访中碰到一个男生，声称留学的性价比太低了，自己学校的知名度不高也不好找工作，不过，回国当留学顾问还不错，毕竟，“这个行业人傻钱多速来”。
“你只在这个学校上过学，又不了解别的学校，怎么当留学顾问呢？”黎铭忍不住问。
男生耸耸肩，没有回答。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