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对叛逆少年我有土办法

    中国青年报：对你来说，当老师的意义是什么？

    杨昌洪：2004年，还在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我就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价值就是守着办公桌，拿着一本书去到教室，再夹着一本书回来吗？

    一直没有答案，直到一次回老家，看到那个没考上高中被街头“混混”收留的孩子，我尝试跟他交流，但我发现进入不了他的世界，就像一个医生帮不了一个病人的那种绝望和失落。

    我明白了，大学不缺我一个老师，但那样一群孩子需要一个老师，也许，缺少了一个老师的努力，一个孩子的整个世界就残缺了。

    我想做这样的老师，一个“问题学生”的引路人。

    中国青年报：带着点理想主义？ 

    杨昌洪：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想，对这些别人眼里的“问题学生”，我就是想给他们快乐，给他们幸福，给他们一点帮助，让他们不再荒废时间。

    对我来说，我只有一次青春，要把它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中国青年报：看着这么多所谓“学渣”都长大成才了，有成就感吗？

    杨昌洪：有。感觉自己幸福，但也惭愧。

    看到一个个学生有了改变，走上社会，我很幸福。

    有人问我的学生：“你们学校在哪里啊？”学生会说，我们学校在山沟沟里，别人再问：“你们连个学校都没有啊？”学生就无言以对了。

    调皮惯了的孩子们觉得没什么，但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觉得我亏欠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享受更好的教学条件和环境。

    中国青年报：听说你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学生，再叛逆也不放弃，怎么做到的？ 

    杨昌洪：是的。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教师没有嫌弃学生的理由，我们一直坚持不嫌弃、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学生，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教育和感化学生。

    中国青年报：这里的教育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同？ 

    杨昌洪：我们对学生是“一人一案”，重点在于心理疏导，情感培养。心理疏导这块没有专业的心理专家，就是土办法，和他们聊天，倾听。　 

    我们更多是情感教育。第一，用一个月军训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荣誉感；第二，就是在军训期间，多接触他们，和他们同吃同住，增进感情，彼此了解，所以更多的时候是以感情来感化他们。

    只有和孩子们真正同吃同住，周末的时候一起出去玩，关心他们生活的时候，孩子们才会走进我们的世界，也愿意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

    教育本身就是为生命而立，孩子不是复制毕业证书的奴隶，多办一所学校，就会少一所监狱。

    中国青年报：对学校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杨昌洪：我在努力，争取建一所属于学校自己的校园，现在已经筹到了一点资金，但缺口还很大，让学生不再漂泊是现在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