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响了四十年

    保育钧早就到了应该颐养天年的岁数，可是在周围的人看来，他还是像一尊“大炮”，总是对看不惯的问题发火，从没在乎过“隔墙有耳”。

    作为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有时跟地方领导一起交流，碰到对方说出一些“外行”的话，保育钧会当面训斥他们“脑袋有问题”。两个月前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上，他还激烈地发问：“这些年来我们什么时候让市场做过主？都是当官的做主，政府投资为主！”

    只要是他关心的问题，他总会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并且从来不会小声。有时候“他会把桌子拍得咣咣响，甚至咬牙切齿”。

    谁也没想到，在5月的最后一天，这个“看不惯就会开火的大炮”突然冷却下来，然后就静静地熄灭了。从博鳌论坛回来后，保育钧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5月8日被诊断出肺癌晚期，20多天后便匆匆离世。

    1967年进入人民日报社，1996年转入全国工商联，2016年去世。前30年，保育钧在人民日报社，遇上了新中国风云际会的激荡年代。后20年，他又在工商联赶上了中国经济的跨越转型。

    “或许是历史的宿命，保老师刚好参与了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知识分子政策的重新表述和民营经济政策的演变。”保育钧的学生，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感叹，“他没有辜负历史提供给他的机会。”

    1977年，第二场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人民日报社科教部主任的保育钧安排参会的两位记者把当年“四人帮”如何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写成内参。这“两个估计”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是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最大思想障碍。

    9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手握这份内参对时任教育部领导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随后，1977年冬和1978年夏，全国共有116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考试。

    高考恢复后，中央马上又开始着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保育钧参加了中组部的会议后，便以胡耀邦讲话为蓝本，写出7000多字的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章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这篇文章为拐点，大批知识分子摘掉“臭老九”的帽子，重新被重用，不少人的命运得以改变。

    到工商联以后，他又在1998年和2002年两次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提出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要一起保护。最终促使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保护合法私有财产。

    “中国百年的灾难，束缚了两个最有创造力的阶层，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祝华新感叹，“保老师一生都在努力推动这两个阶层的解放。”

    保育钧的追悼会，定在6月一个周末的上午。四五百人顶着太阳的暴晒，排起长队等待吊唁。人群里有保育钧在人民日报社和全国工商联时的同事，也有不少提着公文包，皮肤白皙或者黝黑的商人。一些企业家只是在某次会议上听到保育钧的发言，就从全国各地慕名赶来，“为保主席送行”。

    “真话实话无私无畏，忧国忧民尽力尽忠。”在追悼会现场，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送上这样的挽联。

    孙大午曾是个有亿万家产的“养鸡状元”，2003年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看守所出来后的第二天，跟他毫无交集，当时已是副部级领导的保育钧到家中看望，鼓励他“你没有错，要继续做下去。”

    孙大午事后回忆，自己落难时，原本围在自己身边的官员或落井下石，或避而远之，保育钧的到来和安慰让他感动得哭到“说不出话”。

    “民营企业‘原罪’应该是‘原功’，最初民营企业被剥夺了自由，那时候他们勇敢突破规章搞创业，这是功劳，不是罪过。” 每当有机会，保育钧就会在不同场合为民营企业正名。他的助手朱娜说，不管在任何场合，只要有关民营企业的话题，这个70多岁的老人总是忍不住要发表意见，看到与改革唱反调的论调，他脾气就会变大。

    国家承认民营企业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从党的“十六大”上第一次出现6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到“十八大”上的34位，其中的变化让保育钧感到兴奋。但他还是担心“国家态度很好，但各级政府落实的还是不行。”“过去靠政策，现在要靠制度，靠法治。”

    “我和一些官员接触，和他们谈民营经济，他们就是不说话或者说一些面上的话。”每到这个时候，保育钧又会“放炮”。

    保育钧“放炮”的时候，场合和身份从来都不是挡箭牌。两年前的一次会议上，国家某部委领导刚开口说话：“我们一直都很支持民营企业。”坐在对面的保育钧立即把话堵了回去：“我最讨厌说假话空话。我们说点真话行不行？” 

    事实上，“平等”是保育钧一生都在追求的理想状态之一。1984年，35周年国庆时，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阅兵和群众集会。在游行队伍经过观礼台时，北京大学的几个本科生忽然举起一个用床单制成的简易条幅，上面印着“小平您好”4个大字，这个画面被在场的记者捕捉下来。

    这个标语没有注明邓小平的职务，也没有常用来赞颂领袖的“万岁”。在当时，刊发这张照片属于报社的“自选动作”，需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

    后来，靠保育钧拍板，照片才得以登在10月2日《人民日报》的第二版。“它道出了人民与领袖的平等关系，同时反映了人民对领袖的感情。”在一次采访中，保育钧回忆。

    “出现一个保育钧固然是个人的努力，但相当程度上也与当时大环境有关。”祝华新说，“80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情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就是80年代。我们党大彻大悟，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年代。”

    祝华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那个年代，人们见惯了平等坦诚的风气。因为身材魁梧，又是个大嗓门，即便已经做到报社副总编缉，记者、司机、印刷厂工人依旧习惯称保育钧为“大保”。

    人民日报社的老记者吴长生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保育钧前往上海筹创《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晚饭后大家一起打扑克牌，被“捉猪”的他，照样接受“钻桌子”的惩罚。“生活中与大家打成一片的‘大保’，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大朋友”。

    外号“大炮”的保育钧有时也会发一些“无名火”。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孟晓云回忆，有次自己去保育钧的办公室，刚好碰到他正在发火，看到有人进来，保育钧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火气倒在了自己头上。孟晓云感到委屈又生气，也摔门而去。过了一两天，本以为事情都已经过去的孟晓云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多了一张字条，打开竟然是保育钧写的道歉信。

    人们似乎很难想象这尊态度强硬的“大炮”也有柔软的一面。在一次拜访中，孙大午看到保育钧正摆着双臂，一步一停地带着孙子学走路。孙子摔倒后，保育钧依旧站在原地，告诉孙子“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重新再来”。

    实际上，保育钧曾在《我这四十年》一文中写道：“风口浪尖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喝了几口水，没淹死，没趴下，踉踉跄跄，过了一关又一关，总算站住了。”

    1977年，刚刚35岁的保育钧被提拔为人民日报社科教部主任，原主任主动让贤，退到副主任位置。可每次碰到重大选题，保育钧就会把几位年长的记者、编辑请到桌子旁，告诉他们自己是晚辈，选题如何报道由几位老人决定，自己只负责执行。

    “保育钧一直为改革开放呐喊，同时把积极和稳妥把握得很好。”祝华新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因为一篇讨论农业思想现代化的文章惹怒了一位老领导，保育钧被要求去向这位老领导“报告问题”。到了现场，除了这位老领导，还有中宣部、农业部两位部长在场。保育钧侧身坐在他旁边，挽着领导的胳膊笑着说，“我就是来听您意见的”，然后细声细语地解释报道的来龙去脉。

    最后，这位领导听进去了保育钧的解释，全然没有了开始时生气的样子。

    在朋友的印象里，体格健壮，性格爽朗的保育钧就像一个“铁人”，很少看到他倒下的时候。可去年11月，他的老伴儿张映霞去世后，这个铁骨的汉子一下像变了个人。

    老伴儿去世后，人民日报社的老同事张宝林打电话慰问，保育钧声音呜咽颤抖，几乎不能自持。挂掉电话后，保育钧又主动打了过来，他忘记刚通过电话，又把刚刚结束的通话讲了一遍。

    在他夫人的追悼会上，保育钧本该在家属区站立，接待吊唁的人。可他突然走到老伴儿遗体旁边，自言自语：“你看她像睡着了一样，像睡着了一样。”

    他会经常给同事倾诉，老伴儿去世后，晚上睡觉时手习惯地往身旁一搭，发现是空的，“我的心也跟着空了”。

    老伴儿去世半年后，这台“大炮”就像失去了支架，静静地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