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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催发了树上的每一片叶子……热闹的阿灵顿街和皮卡迪里大街似乎使公园里的空气也变热了，树叶被充满非凡活力的气浪托起，热切而明亮。克拉丽莎深爱着非凡的活力。去跳舞，去骑马，她热爱这一切”——这是九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描绘了她的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如果穿越到现在，最有可能的知音应该是我三岁的孩子。他也热爱这一切。每天从醒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不断嚷嚷着：我们出去玩会儿吧。他想出去找石子，找木棍做他的宝剑。他会好奇，为什么有些树被砍掉了。看到鸟，就会追上去，想和它们亲近一番。他也同样有孩子特有的残忍和怯懦，看到小虫子，毫不犹豫地踩上去，有大虫子飞过，吓得直往我怀里躲。他会一遍遍地问我，河边那些“禁止游泳”、“禁止烧烤”的标志是什么意思，也会刨根问底打听那条黄色的盲道，以及为什么它会偶尔中断。时间已经接近中午，该吃饭了，我要他回家，他一定要撒泼打滚一番，拒绝回去。
我也经历过非得等到天黑透了，父母满大街吆喝我的名字时，才不情愿回家的时候。那会儿我比现在的儿子大不了多少，对外面的事情充满好奇。我们会去树底下找知了猴；去野地里抓蚂蚱，然后用草把它们串在一起；或者拿厚厚的白酒瓶底做放大镜，在阳光下聚焦，折磨蚂蚁。就在我比儿子也就大一两岁的时候，我对姥姥吃的药发生了极大兴趣，于是拿着火柴跑到屋子后面，点燃玉米秸秆开始“炼丹”。我大概觉得能烧出药里的东西来，结果引发了一场大火。
那时候即便是大人们，也经常待在外面的。尤其是热浪开始催发的六月以及之后的夏天，人们会到外面乘凉，早晨早早起来去早市买菜，中午听到屋外小贩的叫声，赶紧跑出去，围着西瓜车挑来挑去，讲一讲价格，和邻居聊聊天。没有冰箱的时代，吃一根冰棒，都要穿着拖鞋到楼下小卖部转一圈，走廊里阴凉得很，外面则热浪滔天。那时候，屋里和屋外的界限并不明显，窗户是经常打开着的，外面的鸟叫、知了的呱噪、清凉的风，都能穿过窗纱，涌到屋里来。很多娱乐节目也都在室外：露天电影、卡拉OK，小孩子爬树，年轻人打台球，中年人下象棋，老年人则敞开怀抱，在树荫下沉沉睡去。
可是，时代变了，我们开始疏远屋外的世界，它和室内的界限也开始明确而不可逾越。人们的窗子开得越来越少，我们有了空调、暖气、空气净化器，这都需要和外界切断联系。我们的生活需求，也不再需要外出解决。当下这个时代，最时髦的是“足不出户”四个字，靠着网络，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需求——大小家电、柴米油盐，都有人送到门外；打开叫车软件，司机能开到楼下等你；想要换个口味，手机里有多个外卖App待选。楼下的小卖部终于关门了，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少，车却越来越多。我们不再关心蝉鸣、鸟叫，不再关心树叶、花朵，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十来平方米、几十平方米、百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我们成了自己的囚徒。
我们当然要赞美技术，赞美时代的进步，它让我们的生活便利得无以复加，舒适得无以复加。但在看到达洛维夫人为屋外的六月所吸引的时候，我还是生出一种莫名的感觉，我们为了这一切，应该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不确定，也许是我们的好奇心正在消失（曾经的博物学家，已经绝迹了），也许是我们对生活变得迟钝了（生活已经恒温恒湿日程恒定），也许是我们的思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爱好，正在变得越来越相近（我们看同样的新闻，朋友圈里关注同样的话题）……生活终究无法数据化，我实在不知道我们到底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虽然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些想法未免有些矫情，但在这个刚刚开始的六月里，我还是不免生出一些悲伤来。
张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