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亟须补上原始创新短板

    中国北斗吸引了世界目光！6月16日，《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发布，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完成35颗卫星发射组网，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最近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三步走”时间表，到2020年我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建设北斗全球系统提上议事日程，这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一个里程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坚定创新自信，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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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注意到，日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讲话中，把“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放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前面。李锦认为，这凸显了我国经济和科技紧密结合对企业主体地位的迫切需要，使得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建立在更高层次上。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据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副巡视员袁雷峰介绍，在2011年到2014年期间，央企的科技研发投入从2700亿元增长到3500亿元。全国整体研发投入大概仅次于美国。另外，全部央企2014年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了1.41%。

    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够是中国企业创新转型的短板。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如何？央企创新有哪些优势？还面临着哪些短板？如何在原始创新方面发力？这些话题尤为引人关注。

    一大波央企科技创新成果成为国家名片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1965年5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写下的豪情与期许。

    50多年后的今天，这股豪情下潜到了7000米的深海。我国自主设计集成并完成海上试验的“蛟龙号”创造了世界上同类作业型潜水器下潜深度的最高纪录。

    6月初，乘坐科考船近距离接触“蛟龙号”的新华社《环球》杂志社副总编辑刘洪在自媒体上由衷赞叹：“什么是创新？这就是创新！”

    7000米载人潜水器承受的是700个大气压，即每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压力是700公斤，也就是说，“蛟龙号”2.1米直径的载人舱球壳需要承受的压力相当于14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据中船重工第七〇二研究所所长何春荣介绍，潜水器在海底要经受各种环境的考验，海水的阻力、海水温度的巨大差异等恶劣条件，都是建造研制载人潜水器不同于其他空间资源运载工具的难题所在。

    从2002年项目立项，2009年开始海试，2012年海试成功，我国自主创造了7062米作业潜水器的最高潜深纪录。从2013年开始，“蛟龙号”为科考、勘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科考成果。

    “蛟龙号”的技术突破是中央企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喜人成果之一。除此之外，高速铁路、三代核电、4G通信、载人航天、特高压和智能电网等一大波高新技术，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国家名片。

    据统计，从2011年到2014年，中央企业累计拥有有效专利和发明专利，每年增长数量都超过30%。截至2014年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拥有的有效专利数达到32.5万项，拥有有效发明专利9.8万项。

    “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共450个项目获得国家奖励，包括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以及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等。981钻井平台、“蛟龙号”深潜器、特高压输电等斩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第三代核电，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和中广核集团两家联合自主研发，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和俄罗斯之后又一个独立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

    同时，央企科技人才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袁雷峰介绍，中央企业两院院士，特别是工程院院士达到了188人，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中央企业中科院院士约49人，两院院士约200多人。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方阵，汇集成央企人才高地。 

    央企原始创新能力短板何在

    袁雷峰直言，央企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其中主要是应用基础的研究能力显得比较薄弱。

    他举例说，在国民经济需求的130种关键材料中，有一半以上可以生产，但由于性能和稳定性仍需进一步提高，只有14%左右能够完全自主。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基础零部件方面是薄弱的。

    央企原始创新能力短板何在？专家认为，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进程有关。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历史上，中央企业涉及领域以重化工业为主，起点比较低。这不仅体现在科研积累有待提高，也体现在人才缺乏。

    在袁雷峰看来，尽管央企科技研发投入的增速很快，但仍处于不足的状态。2014年央企投入3500亿元，其中2200亿元是央企自筹资金，实际上投入是不足的。建立稳定的科技投入机制势在必行。

    有着长期驻外记者经历的刘洪，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记忆犹新。创建于1850年的雷曼兄弟公司受次贷危机影响，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申请破产保护。令刘洪印象深刻的是，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通用等巨头纷纷大幅缩减费用，但唯一没有减少的就是创新费用。“他们深深地懂得，创新能力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待经济回暖复苏之时，唯有靠创新才能重返舞台”。

    6年前，刘洪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电子展。当时的一楼展厅被戴尔、三星等电子巨头占据展位，华为在地下一层一个角落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席位，很不起眼。

    “谁能够想到，6年之后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刘洪说，华为能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生产商，说明我国有能力通过科技创新让企业走向世界舞台，迈入科技创新强国行列。

    中国为何没有“高铁之父”答案在协同创新中

    在一次访谈中，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马利军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和某型号飞机之父、某武器之父不同的是，大家没有听说过高铁之父。

    这是为什么呢？马利军给出的答案是，协同创新的力量铸就了中国高铁。

    如何加快补上原始创新的短板，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创新成为一个高频词。

    高铁即是一个实例。马利军说，高铁的创新过程为我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创新模式。他介绍，整个高铁建设过程中涉及几千几万项创新，在材料、控制等方面通过共同协作完成。“这不是中车四方一个企业完成的，而是各个企业协作完成的。别的不说，中车四方自己搞一条新路线，可能都搞不了。”

    政府在协同创新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认为，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运营商和市场进行牵引，产业制造业与科研单位联合攻关，这种“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是科学和有效的。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石泉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两化融合”，即机械化和信息化融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提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上发展装备制造业，这些都体现着国家鼓励协同创新的思路与引领方向。

    科技人才是企业创新的主体与创新核心，应从体制机制上对创新人才进行有效激励。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称，对研发者给予股权和分红激励意味着未来这个技术创新价值一旦实现了，研发者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股权对创新者最有效的激励办法。

    今年年初，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三部委联合印发了《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扩大了实施范围，从技术人员扩大到经营管理人员，并完善了分配原则。袁雷峰认为，这个办法对中央、国有科技型企业及国有控股没有上市的企业科技人员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国企创新一个很大的障碍是“怕失败、怕出错”。容错机制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的一个亮点。刘洪认为，这是中央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着力从制度上加以改变。“如果能够落到实处，会促进我国科研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

    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创新者来说，拥有试错的机会，会在科研创新过程中释放出更多活力。

    “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懂得运用融合共享资源，在协同创新方面能够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刘石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