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二十一年的纪念

    西南交通大学的一批教授终于等到了公开纪念孙翔的时机，这已经是他去世21年之后的事儿了。

    2016年5月15日，在西南交大120周年校庆的时候，一场纪念该校第61任校长孙翔的活动在犀浦校区的一块草坪上举行。

    在热热闹闹的校庆日，这场名为“孙翔教育基金揭幕仪式”的活动吸引了很多老交大人的关注。然而，现今在读的学生，已经没有多少人认识这位上个世纪的校长了。

    1995年3月30日凌晨，独自在家的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孙翔，用电线把自己悬挂在一根水管上，结束了53岁的生命。人们甚至不知道他几时停止了呼吸。第二天一早，他的死讯震惊了全校乃至整个铁路系统。

    官方的消息没有透露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从讣告中，人们只知道孙翔“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也鲜有官方活动提及孙翔。“一位在任校长非正常死亡，这在当时看来是很负面的事情”。有关他的故事，大多是师生们的口耳相传。今天，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孙翔患上了抑郁症。

    一些教授多次试图推动公开纪念孙翔，但有人劝说不要去触碰这些“太敏感”的事儿。被劝的次数多了，这些事情就耽搁了下来。

    即使如此，在沉默了二十多年后，孙翔这个名字再次被提起依然足够响亮。在校庆日举行的这场基金揭幕仪式上，如今是西南交大校长助理兼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的周仲荣宣布了一个令他感到自豪的消息：在全校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各类教育基金中，孙翔教育基金募集到的金额最高。

    此前得知基金募集目标的时候，西南交大香港校友会一位老校友当场表态，离目标差多少钱他就补多少钱。

    教务处一位老师则把原本用来支持校庆的钱定向捐给了孙翔基金。她说，孙翔代表了自己对学校未来发展的一种期待。

    这种期待在二十多年前就存在过，1993年12月，上任不到半年的孙翔主持召开了学校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并作了主旨报告。长达34页的讲话稿让很多教师感到“震撼”，会场人山人海，很多老师站在过道上听校长讲话。

    那是一次“亮丑”的会议。谢成枢记得，孙翔一口气摆出了很多问题，“他的意思是，不把丑摆出来，根本不可能找出问题”。在会上，他明确表示，这次会议不在于总结过去的成绩，而是要“找出我们的不足”，“夺回已经失去的时间和机会”。

    作为铁路运输方面的专家，孙翔和学生翟婉明创立的“翟—孙模型”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铁路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的经典模型。去世那年，他已经被推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候选人。

    “他有十足的信心指挥任何一场学术战役”。他开创了重载列车动力学在中国的研究，主持了高速铁路和重载运输领域的两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并担任高速机车车体及转向架研制的总设计师。

    作为校长，他试图让全校上下都搭上西南交大这趟“重载列车”，希望这个学校能像他研究的火车一样“多拉快跑”。

    开足了马力的孙翔确实给学校带来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人们逐渐把精力聚焦到了学校的中心工作上面，以至于把关系、人情都放到了一边。而孙翔，对于下属的意见和建议，他“听得进去”。

    为了把外语专业放到学科的高度来建设，外语系的一位负责人甚至和孙翔吵了一架。理工科出身的孙翔认为，外语只要把学生的四六级考试搞好就行了，就是一个教研室，没必要按学科对待。

    而那位负责人认为外语应该享有更高的地位，他跑到孙翔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两人争得拍起了桌子，最后不欢而散。回到家中他气得跟家人抱怨：“孙翔就是个工科脑袋！”

    过了一阵儿，这位负责人又去找孙翔。这一回，俩人谈了5个多小时，中间没吃饭，连水都没人来倒，他终于说服了孙翔。

    在学科建设的报告中，孙翔说，在文科中，首先要注意发展外语学科，只有形成学科，达到了一定水平，才有可能提高该校外语的基础教育水平。

    事后，那位负责人更新了自己对这颗“工科脑袋”的看法：“孙校长不是一根筋，而是你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他。”

    在很多人眼里，这位当时铁道部直属高校的校长，实在不像个“校长”。持这种观点的，有原铁道部领导，也有学校的普通教职工，还有学生。

    有一次他去铁道部办事儿，部领导在开会，他便坐在铁道部门口的台阶上，边啃着从成都带过去的冷馒头边等。部领导知道后很生气，“孙翔啊，你哪里像个大学校长啊！”

    他经常坐火车出差，遇到没有卧铺票的时候，就一路从成都坐硬座到北京。没有座位的时候，他干脆站着或者坐个小马扎。

    在北京办事，孙翔经常骑着学校办事处的自行车，先把周仲荣送到附近的地铁站，周坐地铁，孙翔骑车，到了目的地附近的地铁站再接上周仲荣，然后一起去办事。

    “现在讲的八项规定，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就算是再多的规定他都符合。”周仲荣感叹。连去医院做痔疮手术，他都是独自骑着自行车。

    在学生的眼中，孙翔是“真正的老师”，不像高高在上的校长。一次会议之后，已是下午六点半，他看到《西南交大报》学生记者陈思还在会场，便走过去说：“小陈，食堂就餐时间已过了，别饿着肚子，跟我们一起到外招吃饭。”

    校报的很多学生记者，他都认识。他记得住报纸上的署名，遇到学生记者采访他，他会问“你是不是某某某”，对上号之后他就记住了。

    周仲荣记得，刚成为孙翔研究生时，自己一度感到有点沮丧。1986年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周仲荣选择的导师是著名机车车辆专家孙竹生教授，但因为孙教授年迈，就把周仲荣安排给了孙翔来带。

    但是后来，无论是在法国留学期间，还是在加拿大从事博士后研究，以及后来到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周仲荣总能收到孙翔从国内寄来的信。前后40多封，周仲荣至今保存着。

    1993年8月，刚刚就任校长的孙翔在给周仲荣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希望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国外留学人员来校工作”的迫切愿望。他坦言，“首先想到的就是您”。

    他以近乎“表态”的语气对自己的学生写道：“一定会千方百计为您创造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您有何要求与打算希望能不客气地提出。”23年前的那张信纸上，依然能看出孙翔在信的末尾加注的笔迹，“我是一片诚心”。

    “我是完完全全被孙翔拉回来的。”周仲荣说，“决定我回来的，是和孙翔之间的这份个人感情。”

    他还把移动通信专家范平志从英国引进回国，把如今的中科院院士翟婉明领入他现在从事的铁路动力学领域。

    收到孙翔来信的时候，翟婉明还只是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研究生。此前，他们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是翟婉明硕士论文提前答辩的海报引起了孙翔的注意。那年，正在老家过暑假的翟婉明前后收到了孙翔亲自写来的两封信，“就一个意思，希望我能考博士”。

    翟婉明感到为难，一是他原本从事的是传热学领域的研究，和动力学是两个学科方向，二是动力学有一门课没学过，马上要博士考试了，来不及准备。

    开学后，孙翔还没有放弃，他特意找翟婉明谈了一次话，讲了当时中国铁路发展特别是重载铁路发展的需求，以及当时中国铁路运能和运量之间的巨大矛盾。

    那次长谈把翟婉明“说服了、打动了”。他至今认定，孙翔是自己的“领路人”。

    还有一些被孙翔装上西南交大这辆“车”的东西，至今仍影响校园里的学生。比如一个名为“中法4+4”的国家留学生交换交流项目，如果没有当年孙翔的慷慨，恐怕不会与西南交大结缘。

    1991年，法方代表访问中国，得知讯息的周仲荣打算邀请他们到成都的西南交大看看。可是，这种非正式的访问，谁来报销外方的差旅费是个大问题。孙翔知道后，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拿出钱用于接待。

    “正是因为那次访问，西南交大和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一起被列为中方参与合作的四所高校。”周仲荣说。迄今为止，已经有184位西南交大学生受益于这个实施了18年的对外交流项目。

    有人形容当时学校的状态：担任校长的孙翔就像一匹骏马在前面奔跑，后面是一群小马跟着跑，“那是学校从上到下风气最好的时候”。

    时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的谢成枢回忆，从1986年到1993年，西南交大一个博士点都没有增加，“孙翔非常着急，希望实现零的突破”。

    决定召开学科建设工作会前夕，谢成枢提出帮他起草讲话稿，被孙翔拒绝了：你不是校长，你不知道我想什么。

    然后，武汉到北京出差的路上，孙翔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完成了自己的讲话稿。回到成都后，他才把写得歪歪扭扭的稿子交给工作人员打印。

    谢成枢认为，孙翔是真正想把这个学校搞好，“不是把校长当个官儿来做”。

    他曾跟下属聊起过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有的教授想着去当处长？下属说可能是处长更有权力吧。他不认同这个解释，后来他得出的结论是：关键还是个人的学术水平不行，学术上没有发展了，他的心思就会放在当官上面。

    他自己也有过对权力的思考。大多数时候，他表现出的是在权力面前的克制。很多教职工都知道，这位校长不爱动用学校的公车。从外地坐火车回到成都，他经常一个人坐着三轮车就回学校了。

    在酝酿学校一个重大发展方针的时候，作为校长他没有独自拍板决策，而是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主动提议召开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那是西南交大成立至今召开的唯一一次介于两次党员代表大会之间的“党员代表会议”。

    在给学生的信中，他坦言，“因地位改变，我有了一定权力”，但他想做的是“尽快改变学校学科陈旧的状况”。 

    他也有严厉地动用校长权力的时候。他曾以强硬的态度收回了某处室建好准备自用的一幢楼，把房子分给了那些住房有困难的青年教师。住进那幢名为“丙六”的小楼的，包括几位今天已经是院士、长江学者的学术骨干。

    “他重新分配了利益的蛋糕，自己却啃着冷馒头。”一位教师这样评价。

    从另一个角度，孙翔的举动被很多人认为是“从政经验欠缺”的表现。他奔着纯粹的工作目标，却不懂得如何稳健地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

    西南交大被列入 “211工程名单”的时候，孙翔难掩内心的激动。在北京回成都的火车上，他表示回去之后要请大家吃饭好好庆祝一下。

    但这个提议被劝阻了，下属提醒他：请谁，不请谁，难免挂一漏万。孙翔觉得有道理，便作罢，后改为开会表彰。

    有一年学校一项工作出了问题，被媒体曝光了，原铁道部领导批评了学校。尽管他并不直接分管那项工作，“跟他没多大关系”，但孙翔为此压力很大，他认为自己是校长，应该承担责任。

    “有些问题对别人来讲根本就不算个事儿，但对他来说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有教职工认为，他以做学问的态度对待行政的工作，“太过认真了”。

    这位重载列车动力学专家没有意识到，要让西南交大这趟“重载列车”“多拉快跑”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有好的“车辆”，还要有好的“轨道”，要有强大的“牵引供电”，要有可靠的“信号系统”……

    现实中，当他牵引着这趟“列车”往前赶的时候，系统的其他部分看上去并没有跟上来。一位老师回忆，在学校的一次停水事件中，他亲自跑到工地上和施工方协调，又骑着自行车到自来水公司去和工作人员沟通。

    “要说他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当校长。”一位老师说。事实上，上任后不久，他就曾向学生表示“从此将干一件自己所不愿意干的事”。

    也正因为此，孙翔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已经决定，基金不仅要奖励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还要奖励那些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以此“鞭笞管理者开拓创新”。

    20多年过去了，知道他的年轻学生越来越少，而熟知孙翔的人们却“越来越怀念他”。

    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顺洪说，孙翔去世后，他两次梦见老校长。有一次，他梦见孙翔“在责怪我们怎么这项工作没做好，那项工作没做好”。中途上了洗手间再次入睡的时候，“仍然是梦见他，像电视连续剧一样”。

    另一次，他梦见孙翔坐在学校西大门的门口，默默地看着一个个进出学校的师生。说起孙翔的往事，王顺洪一度哽咽。

    5月15日的基金揭幕仪式演变成了孙翔的追思会。讲者和听者当中，也有曾经“丙六”的住户们。孙翔去世的时候，这幢楼的年轻人自己写了挽联，抬着花圈，浩浩荡荡地绕着学校“游行”，为校长送行。

    如今的揭幕仪式上，已是中年的他们坐在初夏的骄阳下，依然没有缺席这场跨越二十一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