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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近宝几乎每天都在“做针线活儿”，只不过，他“缝纫”的对象不是布料，而是心脏，有不少还是核桃般大小的小孩心脏。
孩子的心脏格外细嫩，被张近宝称为“豆腐心”，缝合时只要稍不小心，脆弱的心脏就会“豁了”——那就是生与死的问题。而小小的心脏上，往往要缝合成百上千针。
7年来，这位原成都军区总医院的心血管外科主任，与团队的伙伴们一起利用周末时间，义务为上万名偏远地区的儿童做了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为1500多名家境贫困的先心病孩子做了手术。
那些曾经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而运转异常的小心脏，在修补后，基本与常人的无异。
抱着金刚钻，外出揽瓷器活儿
2009年，张近宝带领团队来到原成都军区总医院，成为心血管外科的带头人。
初来乍到，大家虽有一身本领，但在西南地区还没有“江湖声望”，因此病人并不多。这时有一家公益基金会联系他们，表示愿意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贫困儿童提供资助——海拔偏高的西南地区是先天性心脏病的高发区域，因为海拔每上升1000米，先心病的发病率就升高1%。
心外科副主任欧阳辉在读博期间有过义诊经历，他觉得这种义务工作很有意义。有了基金会的支持，欧阳辉便考虑去四川的偏远地区做义诊，筛查先心病儿童——患有先心病的孩子若不接受治疗，大约有50%会在3岁之前死亡。
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差、医学知识欠缺，有的家长甚至不知道“先心病”意味着什么。
在义诊时，欧阳辉和患儿家长交流时，一种常见的问答是：
“你知道孩子是什么病吗？”
“知道，好像是心脏上有个小洞。”
这种对话，令坐在一旁的超声科医生赵恒哭笑不得。
更多的患儿家长，即便知道孩子患有先心病，也没有能力给孩子看病。
治疗先心病的花费不算大，一般来说，如果是简单先心病，只要花费几万元接受手术，患儿治愈后就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不过，他们就连这笔花费也负担不起。
心外科主任张近宝出过10多次义诊，在有些地区，人们的贫穷状况超出他的想象——屋里只有一张床，除此之外，空空如也，以“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夸张。回想起看到的情景，张近宝的眼睛有点发红。
那些贫困的孩子因为看不起病，甚至活不到3岁，张近宝觉得特别心痛。“如果因为经济原因，一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这对他不公平”。
2010年以来，随着义诊的频率越来越高，欧阳辉特意买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到周五下班后或周六早上，这个装有听诊器、便携式超声机、体重秤、耦合剂和基金会资助登记表的行李箱，就一路颠簸几个小时，跟随欧阳辉和他的伙伴们来到一个新的县城。
在乡镇卫生院、在教室，甚至在露天场地……戴上听诊器，接上便携式超声机的电源，再由两张桌子拼成一个检查床，一个小小的先心病检查门诊就成型了。
心外科医生邬晓臣参加过几次义诊。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3个医生，一天半筛查了3600多个孩子，平均每个人要听诊1000多个孩子。听诊结束，有个医生的耳朵都被听诊器磨发炎了。
一次次的义诊让欧阳辉越来越有紧迫感：“早筛查出来，早做手术，就能给孩子抢回几年的发育期。”
有先心病的孩子，心脏功能弱，这导致他的生长发育变得迟缓，身体、智力都落后于同龄孩子，而且容易发生肺炎、感冒等病症。有八九岁的先心病患儿，看上去就像四五岁似的。而接受手术之后，原来瘦小的孩子就“蹭蹭”地长。
更重要的是，疾病的诊治一般都有一定的治疗时机，即“治疗窗”。这个珍贵的“窗口”，一旦错过就回天乏术。
做义诊时，欧阳辉见到过有的先心病孩子，已经长到十几岁、能够开店养活自己了，再过几年就面临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可是他的肺动脉高压已经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如果做手术，很可能直接导致死亡；不手术，孩子虽然活着，但生命已经能看得到尽头。
这些孩子让欧阳辉停不下义诊的脚步， “做（义诊）成习惯了，不去不行。”欧阳辉说。
“对科室有心灵净化的作用”
筛查出先心病患儿，只是第一步。
下面要考虑的事情，超出了医生的专业范围——要想方设法为贫困的患者“找钱”。
患儿到成都就诊、在医院做检查、做手术、住院，每一步都需要钱。而高山、高原地区的人们又格外贫困，有些家庭甚至连来成都的路费都出不起。所幸，与心外科合作的慈善基金会可以为贫困患儿负担部分医疗费用。
每次出义诊，对于诊断异常的孩子，欧阳辉要现场评估手术费用，以便同行的基金会工作人员登记、决定资助金额。
对于实在拿不出钱、治疗花费又高的孩子，欧阳辉就给几家合作的慈善基金会挨个打电话，让这家出一些、那家凑一部分，如果还不够的，就在募捐平台发起众筹，科室的医生护士也会自发捐款。当然，也免不了用科室的公共资金去“补窟窿”。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治疗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如何降低花费。
一根进口的缝合线，通常要1000多元，外科医生一般只用一截就把剩余的部分丢掉。为了给患者省钱，欧阳辉手术时一般采用连续缝合的方法——连续缝合的难度，远高于使用多根缝合线的间断缝合法，更考验医生的手术水平。而且，欧阳辉通常将一根几十厘米的缝合线用到只剩几厘米才打结——剩余的长度越短，给线打结的难度就越大。
这样一场手术下来，单是缝合线这一项，就能省下3000元左右。除了省钱，连续缝合还可以防止血栓形成，更有利于患者的心脏恢复。
做先心病的治疗，涉及的科室不只是心外科，为了给贫困患儿节约费用，心外科主任张近宝对治疗步骤逐个做成本测算，计算出各个科室收费的成本价，报给医院领导，希望减免患儿的治疗费用。“这是好事，院领导也支持。”张近宝说。
于是，经医院领导批准后，各科室对患儿实行打包收费，将治疗费用压到最低。张近宝觉得：“这就是部队医院的优势，服从命令，执行力强。”
几年下来，欧阳辉感觉，“这对整个科室都有一个心灵净化的作用”。
欧阳辉说，在前几年，科室里还存在个别的收红包现象，做了几年义诊之后，这种现象消失了。基金会资助的病人，大都穿得破破烂烂，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对于医生护士来说，他们也是病人，不分三六九等。“这样的病人，接触过几次就会有感触”。
先心病小女孩秀秀做完手术出院后，跟奶奶租住在医院附近一处破旧的平房里。冬天时，平房漏风、又冷，为了防止还不满1岁的秀秀在洗澡时感冒，心外科医生辛东就叫秀秀的奶奶到装有中央空调的医院来给秀秀洗澡。“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还是尽量帮一帮。”辛东说。
义诊“最疯狂”的2010年，有三四百例接受基金会资助的病人做了手术。欧阳辉记得，那段时间，科室的走廊里经常有穿各式各样民族服装的孩子。
“虽然语言不通，但孩子们笑得很灿烂。”而这些孩子，刚来医院时都是愁眉苦脸的。
新的挑战
慢慢地，心外科的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病人慕名而来。病人中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年纪大、病情复杂的病人多了；来就诊的孩子也更多了。
近几年，就诊患儿的年龄越来越小，甚至还有刚出生几天的新生儿，这给心外科的医生、护士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孩子的心脏上做手术，本来就是一个精细活儿。
戴上四倍的放大镜，用镊子捏着直径十分之一毫米的缝合线，在核桃般大小的心脏上，缝合几百针乃至上千针。与具有韧性的成人心脏相比，孩子的心脏堪称“豆腐心”，细嫩、脆弱，缝合时用力稍大，小小的心脏可能就“豁”了——这种失误是致命的。
对于如此柔弱的心脏，手术的任何一步都至为关键。
做心脏手术时，一般需要用4摄氏度的冷血让心脏暂停跳动，为了更好地保护患儿的心脏，体外循环医生辛梅便琢磨着配制与体温差异较小的温血停跳液，经过几个月的实验，新配方的温血停跳液进入手术应用，辛梅观察到，患儿在术后心脏恢复更快，而且炎症反应也少了。
另外，新生儿的全身血液总共不过300毫升，而体外循环管道的预充液就要400毫升，由于新生儿的机体功能尚不完善，因此，输入体内的异体物质越多，对身体的干扰就越大。经过多次实验，辛梅花了约一年时间改良了适用于先心病患儿的体外循环技术。
经过几次改进后，监护室的护士发现：病人的并发症少了，而且术后恢复更快了。临床医生也感受到了变化：以前经常在半夜被叫到监护室抢救病人，现在病人情况稳定多了，晚上回家后都能睡个安稳觉。
更复杂的病情、更高的手术难度，也考验医生们的智慧——临床上使用的器械，其实并不完全适应病人的实际情况。在日常工作之余，医生们还会琢磨怎么改良医疗器械，让它们更符合病人的需要。
心外科副主任丁盛主要从事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做介入治疗时，需要从病人的股静脉穿入“黄金定位导管”，用来标记病变位置。不过，在把支架放入血管前，需要先将定位导管从血管抽出来。这样一来，导管就无法再起到定位作用，医生只能根据骨头的位置大致判断血管的位置，这样的判断比较粗糙。
工作之余，丁盛用硬纸板、导丝和医用胶带自制了一个“介入治疗测量定位板”。X射线下，纤细的导丝既能发挥坐标系的定位作用，又不会挡住血管的影像。制作虽然简易，却相当准确、实用——减少了操作步骤，节省了约30分钟的手术时间，还为患者省下1000多元的定位导管的费用。丁盛的这项发明已经在去年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尽管在救助病人时拼尽全力，不过，面对病人和家属们的期待时，辛梅也感到了医疗的局限性。她打了个比方：“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是上帝的天使，不可能给出第二次生命。”
钱，还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外出义诊时，欧阳辉们也会注意培养当地乡镇的全科医生。
心外科属于专科，一般来说，基层的全科医生较少涉及如此细分的领域，他们的心脏听诊水平也相对较低。
但是，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基层医生是最直接的医疗资源，如果能把他们培养出来，对先心病的治疗也极为有利。
欧阳辉们的做法就是：带乡镇医生一起义诊时，若听诊遇到心脏有杂音的情况，也给乡镇医生听一听，并告诉他们哪种是生理性杂音、哪种是病理性杂音。
短短的义诊结束后，通过理论讲解、现场教学，欧阳辉们为当地留下了一个个更加敏锐的“听诊器”。
最近几年，原成都军区总医院心外科的名声越来越大，但欧阳辉们外出义诊的次数却比前几年少了。
钱，还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因为理念不同，最初合作的慈善基金会已经在几年前停止与原成都军区总医院心外科的合作，另外几家基金会规模较小、财力有限，即便欧阳辉们筛选出了先心病患儿，也无法都接来进行手术。
现在，正在住院的“基金会孩子”只有3个——“鼎盛”时期，一次有十几个“基金会孩子”住院是常事。
尽管如此，欧阳辉还是比较乐观：“在现有情况下，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心外科的重要程度无需赘述，但是，心外科的医生成长周期长、收入一般、工作强度又大，从各方面来看，都算不上医学毕业生的首选之地。
但在以风险高、压力大著称的心外科工作了27年后，张近宝已经不太考虑个人的得与失：“病人把命都交到你手里了，你还有什么不能付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