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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刚毕业的我，曾是辽宁省民政厅一名公务员；现在的我，则是一个文艺平台的创始人。此次创业前，我先后做过传媒公司的编导、品牌咨询公司的总监、广告公司的CEO、大麦网的副总裁、星美影业的首席品牌官，还办过一份杂志。
是不是觉得很折腾？别奇怪，我的人生信条就是“死磕”——要做难做的、别人不敢做的事。
当时辞去公务员来到北京，相当于毕业6年重新回到零起点，和同学、朋友的差距很大，父母更是接受不了我的选择。这种强大的反差感让我在刚开始北漂的一年中只有一种执念——必须花别人十分之一的时间去干好一样的工作。
第一份工作时我住得离公司很远，每天上班来回就要5个小时，我就经常在办公室打地铺。工作很累，我却蛮开心：因为“死磕”成功了。来到全新的城市做一份全新的职业，我也依旧能够做好。
“现在的生活太封闭、太狭隘了。”每当我把一份工作做好后，内心就会萌生这样的想法，“东西已经学到了，是不是还有其他能做的事？”最终，我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当然，“不安分”不代表胡思乱想。我在品牌咨询公司时会深度调查各个企业，采访了很多人——这段经历就使得品牌这一概念非常立体地呈现在我眼前。而在广告公司，第一次成了管理数百人的CEO，让我完整熟悉了整个广告行业的产业链。所有这些，都为之后的创业做了准备。
至于后来加入大麦和星美两个文化领域的公司，深入去服务艺术展、艺术家、话剧等，则让我深刻意识到文化领域有大量的好东西没有转化为好产品，真正为这个领域做服务、营销、投融资等支持的太少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能接触很多擅长艺术创作，但对于商业和营销一无所知的人。他们的无奈让人心焦。也是在那时，我开始想，国内有没有专门支撑文艺产业人才的机构呢？因为高质量的文娱产品在当前的环境下很难卖得好。可高水平的创作者只有有了好的市场，才能更专心地回去创作。
于是，我就开始做“中国文艺媒体联盟”这件没人做过的事。虽然现在这个联盟已经有了600多个会员、750个具有影响力的微信号，但它的开始却是我“死磕”出来的：前300个会员遍布全国各地，之前毫不认识，基本都是我看到了靠谱的公号，就坐着飞机、火车去找运营者一个个面谈出来的；现在600多个会员，我当面交流过的也在95%以上——有人问我为啥这么费劲，其实原因很简单，做文化这事，感觉最重要，不当面见到这个人，很难判断是否可以共事。
“死磕”这一特性在“文艺联盟”的规章里也有所体现。我们定义的新媒体会员，就是尊重精品，尊重有格调文化项目，同时又有自己的角度、观点，肯踏踏实实做自媒体，坚持编辑的人。在我眼中，这群认真在一线奋斗的民间艺术家很有价值，同时会运营微信的他们又具备传播能力。大家组成传播层面上的矩阵，可以一起互相背书，形成公信力，进而帮助推广文艺精品。
有了他们，“艺窝疯”这一文艺精品传播和销售平台的诞生也就水到渠成了。好多人看了一眼，就会觉得，“你们这不就是个文艺电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可否认，做文艺电商确实是个来快钱、赚大钱的好模式，但正像我所说的“死磕”那样，创业应该是去真正解决一个问题：对我而言，必须是推动文艺圈层整体涅槃的故事。因此，现在的“艺窝疯”是一个包含传播、销售、空间、培训、融资等服务的全方位泛文艺服务平台。通俗点说，有点像孵化器，但又不做二房东，而是力争去解决文艺工作者最棘手的难题。
“放着现成的产品不去卖，而是去给手艺人开商业培训课，然后冒险给他们融资？”很多人都觉得我这种作法是在“找死”。的确，这种方向给公司的运营带来了很多困难。且不说“文艺孵化器”这个概念无可参照；单是庞大又缓慢的模式，就吓走了大部分投资人。但我坚信想要解决中国文化消费领域的畸形生态，就需要一个这般缓慢又耐心的“死磕”过程。
所以，“文艺联盟”里一旦出现了不合规范、敷衍了事的会员，都会被我们立刻剔除出团队。有人说我特别受不了苟且，我觉得他们说对了一半。其实我是一个平时完全不较真，但只对某一件事特别执着的人。这几年来，我执着的事，往大了说就是重塑中国文艺消费领域的环境。为了它“死磕”，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艺窝疯”，也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采写
聂凡鼎 中国文艺媒体联盟发起人、艺窝疯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