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租房子大概是最容易衡量异乡漂泊感的一项指标，特别是在北京。我毕业那年第一次找房子的时候，师兄这么跟我说，可我当时对这样的未来一无所知。坐在挂着吊扇而没有空调的餐厅里，我吃完了学生时代最后一顿午餐——最后一顿能用7元买来的丰盛午餐——从此开始了我的租房生活。那时候，我甚至对即将到来的独立生活有些期待，未来一定是很特别的。只是我没想到，它会这样特别。
在过去的6年里，我租过5个房子，送走过两个因为受不了租房而离开北京的室友，而我即将要去租下一个房子。我在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城区都看过房子，想起来有些好笑的是，我大概是通过租房子认识这座城市的。坐在中介的摩托车后座上，我才第一次亲身抵达北京的许多道路。我去看过各种各样的“家”，藏在胡同里的，锁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板楼里的，还有建在五环外大型住宅区里的。有时候还能看到上一个租客留在房间里的痕迹，画在墙上的涂鸦，贴在电灯开关上的贴纸，还有粘在衣柜上的壁钩。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曾经生活在这里的那个人，挽起袖子准备收拾房间，在这里开始新生活的样子。
不过我的新生活，是从一场无厘头的面试开始的。如果换在今天，我大概在半路上就会放弃这个房源。那是一个需要换了地铁再换公交的偏僻小区，房间只放得下一张床，再放不下任何一件多余的东西。可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一个对生活一无所知的莽撞年轻人。相比于生活的舒适，我当时更希望获得的大概是一份安全感——一份知道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有地方可住的安全感。
看房时才发觉，原来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那么多。一个下午有超过5个人去看了同一个房间，每个人都是奔着“有地儿住”的安全感去的。那套房子是一个刚满20岁的房东小妹直租。房东小妹从冰箱里拿出几根奶油冰棍，分给每个来看房的人，开始了她对房客的面试。最终稀里糊涂地有人败北有人离开，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毕业生PK。
第一回合考语言能力，我说我是英语专业八级第二外语法语，对方日语专业，对方胜；
第二回合考学术能力，我详细解释了我当年的英语毕业论文，对方毕业设计是一个动画片，对方胜；
第三四回合是一些琐碎的生活习惯，类似于有什么才艺，会不会做饭，在家愿不愿意跟她一起K歌……
冰棍快要融化的时候，房东小妹宣布了面试结果。听了双方这么多才艺能力，她决定选择另一个人，因为“她是我老乡”。我被这个选择深深折服了。我花了生命中宝贵的一个下午往返于这个偏僻的小区，参加了这个荒谬的面试，最终结果被一个大约花一秒钟就能判定的理由确定了。这种逻辑非常像一则典型的工作面试笑话——老板要求每个人展示各自的工作能力，最后，他选择了个头最高的那个。
事后每一次讲起，这个黑色幽默故事都会让人笑出眼泪来，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但只有我知道，在那个荒谬面试后的夏天下午，不知身将何处的我有多沮丧，在这个偌大的城市失去了一个可能落脚的地方，只能疲惫而挫败地离开。回学校的路非常漫长，我换了好几班公交车，才离开了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后来，我再也没有吃过牛奶味儿的冰棍，一根儿都不想吃。
然而，这样的经历还只是租房苦恼的最小基数。以后的每一次租房，这样的面试依然存在。有时候，隐私甚至是一件衡量租房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你有没有男朋友，在北京有没有亲戚，每个月能赚多少钱，工作稳不稳定，平时聚不聚会，加不加班……在房东的标准里，如果你收入稳定到交得起房租，工作辛苦到没功夫在家鼓捣聚会，特别是你在北京无依无靠，一旦他要临时毁约收回房子，没有人能无条件地帮助你维权，那么，你将是最佳房客候选人。
当然，作为房客的我们也会考察房东，尽管这种考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在那些租来的房子里，你永远不知道即将上演的是怎样的剧本，因为导演是一个近乎上帝一般的谜。我租的第一个房子被房东慌慌张张地卖掉了，因为那一年政府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他要赶在政策施行前脱手手里的这个第三套房，以防缴纳高昂的税费；第二个房子被房东在9月份之前收回了，因为房东的儿子长大了，要去附近的小学就近入学；第三个房子还没入住就被房东召回了，因为他的儿子突然决定结婚，需要一套新房；第四套房子在住了3个月之后，在大力反腐的浪潮下被收回了，因为这套房子是某个省份官商勾结、私下交易的证物。
后来，总结了丰富失败教训的我详细调查了我的现任房东状况，并严密推算了他的生活状况——这套房子是他作为教授的父亲分配得到的，来源正规；他的儿子只有15岁，真是一个完美的年纪，距离法定结婚年龄还早，距离入学时间又恰好刚过；他的名下还有另外两套房子，但因为感觉房价处于不涨不跌的胶着状态，他还没有卖房的打算。
就这样，我安心地住了9个月之后，有天回家在家门口看到了法院的通知单——原告是父亲，被告是儿子，俩人为了这套房产的一个数字后面有6个零的财产金额撕破了脸，原以为最牢不可破的亲情在房子面前显得一无是处，这房子又要收回去了。
房东在电话另一端慢条斯理地跟我解释，不是他爸不爱他了，而是这位父亲在兵荒马乱的解放战争期间突然拥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俩人重逢在新中国的首都，这个为了买房夫妻愿意办理离婚、为了上学家长愿意掏数十万元换一平方米学区房的北京，弟弟也想要一套房。当然了，要是没有房，换算成带6个零的房款也行。
我站在过道里静静地盯着法院通知单看了整整10分钟，才回过神来，在那之后，愤怒、焦虑、不解、慌张才逐一出现。就在半个月前，我刚刚续了新一年的房租，房租还涨了。但是在面对“又要搬家租房子”这件事的那一刻，我在认真地思考一个有些荒谬又有些心酸的问题：为什么生活在2016年的我，还要处理建国以前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啊……
现在我明白，在北京租房子，是一件很需要“咬牙”的事情，这也是每次跟人聊起租房，最常提及的一个词语——这房子太贵了，可是我看房看得精疲力竭，一咬牙就租了；这个小区太破了，可我实在是没钱，一咬牙就住了；这房子是很吵，一咬牙也就忍了……
最近去东五环外的一个超级住宅社区看房，一栋栋昂着头才能看到楼顶的高楼矗立在一起，可房间为了节约空间却只有2米高。在压抑的小小房间里往外看，周围的每一栋楼都长得一模一样，居住在这里的人好像是自动售货机上的标准化商品，不管你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每个人都被关在一个落地窗玻璃背后的小小隔间里。这里只有居住，只是每天晚上的落脚之处，早上地铁运行的时候，每个人又要出发去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里拼命工作。而当黑暗降临，孤独和绝望就会在这些小隔间时不时蹦出来。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真是一件需要咬紧牙关的事情。
当然，每次绝望地找房找到最后，似乎终归能遇到一些让自己还算过得下去的房子。可是几乎在每一个房子里，我都会无一例外地想家，特别是在那些辛苦工作后疲惫地回到家的瞬间，会突然纠正自己，这里不是我的家，我很想家。
我的好朋友称呼她租的房子叫做“出租屋”。每次我们通电话，我会习惯性地脱口而出，“我在家呐”；而她则会认真地说，“我在出租屋呐”。我去过她在家乡的家，那是一套漂亮的花园洋房，宽敞的客厅有一整面墙的落地窗，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会有阳光洒进来，擦得闪闪发亮的书架上摆着她从世界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而她在北京租的每一个房子，相比之下都像是狭小的避难营。我想在她心里，她还并不能接受这个狭小而陌生的地方，就是在北京的家。这只是旅行的一个中转站，一个临时的落脚点。
现在，我身边租房子的朋友越来越少，很多人都买了房——那是“咬牙”故事的又一个章节。买房并不是一件小事，而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无一例外都是——“我再也不想租房子了”。
只不过，就算拥有了房子，我依然觉得自己是这座城市的局外人。偶尔我会想，家到底在哪里呢？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在家乡生活了，现在每次回家，坐在车上往外看，新修的笔直马路和新盖的楼房都让我感到陌生。如果不是有爸妈陪伴，我会在回家的半道上迷路。可是，北京有我的家吗？我有一份北京户口，在北京有一个可以住的房间，在北京拥有朋友，认得北京大部分的路，可是当别人问我和北京的关系，我的第一反应却总是否认——不，我不是北京人，我只是住在北京的人。
生活在北京的日子，只有一次让我感到了“家”的存在。有一次我也一咬牙，租了一套宽敞的大房子。虽然花光了我大半年的积蓄，但是我很兴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邀请爸爸妈妈来北京，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招待他们了。
后来，他们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我租来的“家”收拾成了一个真的“家”。神奇的爸爸修好了老房子所有古怪的问题，从不亮的顶灯到坏了门的柜子全都恢复了工作；神奇的妈妈怕我对粉尘过敏，把所有可触及的地带消毒了一遍。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花在数落我不好好吃饭这件事上。我们在这座陌生的庞大的城市买菜做饭，看晚上八点档的电视剧，就像在家里一样。
我终于在陌生的北京厨房吃到了熟悉的家乡味道，短暂地享受到了曾经熟悉的家的氛围。奔波了一天的父母在这个终于感觉像“家”的地方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客厅发呆，也许只有那难得的一刻，我终于可以不必在北京想家了。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家”，我后来才知道它是一位煤老板给官员行贿的物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3”大阅兵结束后的第二天，它和房产证上的那个名字都被召回了。
（至截稿时，本文作者仍在找房子……您有哪些难忘的租房或出租房子的经历，请告诉中国青年报“青年之声”，我们的邮箱是voice@cyol.com）
谢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