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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个忠告，见到他千万别谈科研工作，”51岁的卞韩城笑着说，“否则他会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
卞韩城说的是同事陈德明——西北某基地研究员。虽然有些夸张，但卞韩城的话的确反映出这位技术干部身上的一种特质。
在同事眼中，49岁的陈德明是“大神”级的人物。到基地26年，他的工作包括导弹试验鉴定、导弹定轨技术研究和反导靶场试验，他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别人在研究陷入“泥淖”时也喜欢找他，往往只需很短的时间，他就能攻破难关，像电影里危急时刻出现的英雄。
反导靶场试验的奠基者
在基地工作的26年里，陈德明见证过不少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1月11日我国首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成功。
在显示屏上看到靶弹被摧毁的那一刻，陈德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兴奋地挥舞着拳头。他知道，寄托着几代国人夙愿、经历数次起落的“国之盾”终于铸就。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战略武器问题汇报时说，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因此除了搞攻击性武器外，还要搞些防御武器。
1964年2月，毛泽东接见钱学森时，又专门谈到了反导研究：这个东西“总要搞出来”。
为此，陈德明和前辈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本世纪初，我国反导技术验证试验项目进入实施阶段，陈德明受聘成为专家组专家，牵头攻关反导靶场试验技术。而早在立项前两年，他就开始带领团队收集整理相关技术文献，开展多项课题研究。
同事张尚敏评价他目光敏锐，陈德明摆摆手说，自己本来就是做总体技术工作的，负责规划发展论证，“眼睛要始终盯着未来”。
当时，上级明确要求，首次试验要在2010年年初“务期必成”。“要像老一辈搞‘两弹一星’那样完成反导靶场试验任务。”困难面前，陈德明不止一次地鼓励同事，“像一名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张尚敏说。
技术攻关时，陈德明经常处于一种“沉浸的状态”。他在自己的办公室不停地推导公式，常常忘了时间，为此专门定了一个晚上11点的闹铃，提醒自己回家。
“陈德明有着‘异于常人’的世界，他的时间不是‘恒动’的。”同事张建勋打了个比方，“当他遇到技术问题或闪现思维火花时，时间便‘静止’了，随着问题的解决、事情的完成，时间才开始‘苏醒’。”
近千个日日夜夜，陈德明带领团队拟制了上百份试验文书，一举突破3项核心关键技术，硬是闯出了一条中国反导靶场建设之路。试验那一天，陈德明心里已十分笃定，“技术上绝对没有问题！”
但当看到靶弹被摧毁的画面时，他还是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激动。指挥大厅里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大家抱作一团，喜极而泣。短暂的兴奋后，陈德明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数据分析评估。仅5分钟，他就给出了试验结果，确认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很快，这一重大喜讯从西北大漠传到祖国首都，并传遍了全世界。这次试验成功，使我国在反导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
导弹试验鉴定的开拓者
工作的前十几年，陈德明一直从事导弹试验鉴定研究。导弹研制生产出来，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试验鉴定，确定各项指标合格后才能装备部队。可以说，陈德明和同事把守着导弹武器从靶场到战场的最后一道关口。
“其实，我的工作大多是重复和繁琐的。”陈德明认为，只有具备一种“融进血脉”的创新意识，去发现问题，才能在重复和繁琐中打捞出一块块“金子”。而在一些关键时刻，也只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才能驱动技术人员像探险家一样去探索。
上世纪90年代，某型地地常规战术弹道导弹研制成功，尽快试验定型、装备部队成为当务之急。“但问题是，基地导弹发射阵地与效应靶场的距离只有该型导弹射程的三分之二。”陈德明回忆道。
由于时间紧迫、经费有限，研制方要求用4发导弹完成定型试验，“而该类导弹通常需要进行9次成功试验才能定型。”
苛刻的条件限制让这次试验看起来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验负责人杜之明把任务压到了陈德明肩上。
1990年，把陈德明从国防科技大学招到基地的正是杜之明。除了各项成绩优异，有一件事让杜之明对这个眉目清秀的年轻人充满了好感，“他敲开我宿舍的门，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们基地条件怎么样，而是到了基地能干什么。”
接到这个棘手的任务时，陈德明刚刚30岁。“开始心里其实是崩溃的。”他笑着说。但他也承认，这项超常规的任务激发了自己“探险的热情和创新的激情”。
他先是分析研究各种不同射程的导弹飞行规律，然后精心设计试验方案，力求通过一次试验拿到两组独立数据，“4次试验就可以拿到8组数据，这样离9组数据就不远了。”
试验完成后，陈德明如愿拿到了8组理想的数据。这时，真正的考验来了，他要利用这些数据不断改进不同射程之间导弹设计偏差的折算方法。无数次在黑板上推导，在计算机上建模，他终于拿出了一套完整的不同射程的导弹飞行性能评估体系和鉴定方案。
10年后，满足该型导弹最大射程的靶场竣工。该型导弹先后在戈壁大漠进行了数十次试验、训练和演习飞行，实际精度和陈德明当年的估算精度高度吻合。
一位研制方的老专家特意找到他，称赞他10年前的方案“真正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直到那时，陈德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导弹定轨技术的发展者
有时，陈德明在工作中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重大问题。“如果完成不了，学术声誉和地位会受到很大影响。”他顿了顿，提高音调说，“但这个时候，哪怕付出再大代价也一定要敢于担当，敢于创新。”
本世纪初，某新型导弹飞行试验失利，弹头出现故障后解体，远远飞离预定目标区。“倘若找不到弹头，就无法分析故障原因，同时也会给保密工作带来极大隐患。”陈德明告诉记者。
由于故障特殊、飞行过程复杂，弹头落点确定存在着很大的技术难题。一开始，相关单位给出了几十个落点坐标，这些坐标之间的最大距离东西达130公里、南北达66公里。
那时，正值炎热夏季，搜索部队派出数百人深入“生命禁区”进行拉网式搜索，最多时一天出动了450人。许多官兵嘴上、脚上长满了泡，有的还差点儿因中暑牺牲在戈壁大漠。两个多月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搜索陷入僵局。
上级严令：“不管3个月还是5个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弹头！”
紧迫关头，陈德明受命参加搜索工作研讨会议。他听了相关单位的计算报告后猛然发现，这些计算并没有充分考虑弹头在未知故障情况下的飞行模态。“我有一个想法，前面的计算可能存在方向性问题。”沉默已久的陈德明忽然语出惊人。
“怎么可能？”面对众人质疑，陈德明立下军令状：“给我一周时间，保证拿出结果。”
回到技术室，他迅速抽调4名人员组成攻关小组，一边研究前期搜索报告，一边在测量设备最后捕获的数据中寻找蛛丝马迹。终于，他从光学设备拍到的图像中发现，少数几个部位的燃烧过程有异常。
根据这一线索，陈德明带领大家经过7天7夜的反复建模验证，发现了解体故障模式下弹头的特殊运动规律，最终把落点定位在东西5公里、南北3公里的区域内。这一落点区域将搜索范围缩小到百分之一。
很快，搜索一线传来消息：陆航直升机在该区域发现弹头残骸，实际落点距他给出的区域中心点东西仅1.3公里、南北仅0.1公里。
“算得太准啦！”一位专家事后对陈德明表达钦佩之情，他却平静地说：“我做过无数次研究，心里有底。”
做研究的同时，陈德明还时刻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他认为，“大国崛起的路上肯定会遇到种种障碍”。
忧患是压力，更是动力。在反导武器发展上，陈德明始终保持着战士冲锋的姿态。他坚信，“反导技术的研究发展永远在路上，我们也永远在前进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