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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大学“踩着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对于香港的陈天虹、澳门的吴振鹏、台湾的吴维德和江苏的周旭明来说，都是用两个车轱辘体验北京城必须经过的路线，这4位在北京大学读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来自我国不同的地区，但共同的身份是自行车爱好者。
夜骑到天安门，被吴维德“归档”为最难忘的回忆。2012年10月，刚上大一的吴维德和几个同学凌晨1点从学校出发，计划在天亮前赶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看看“传说中的”升旗仪式。凌晨3点半，他们骑到了后海、南锣鼓巷附近，“胡同很窄，没有路灯，周围一片漆黑，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夜幕中的胡同让吴维德心里发毛，一行人对照着导航在胡同里绕了一个多小时，竟没能绕出去，“结果，等我们到达天安门时，天已经亮了，升旗仪式也结束了。”遗憾之余，几个男生约定以后还要夜骑去天安门。
在吴维德刚上大学那两年，公共设施不够完善的老北京城，不少地方都能让他回忆起那天晚上迷失其中的胡同，但他却庆幸，通过骑行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真切的北京。当年，后海附近有些地方缺少护栏和路灯，但总有散步、乘凉的“老北京”会在身后喊一句：“年轻人注意路，前面暗，没有灯。”陌生人的一句话，让吴维德的心里亮起一盏暖黄色的灯。
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读博士的陈天虹发现，老北京人说话时喜欢用“您”，而新北京人通常用“你”，这是他探索北京过程中的细微发现之一。偶尔坐出租车时，他会抓紧机会和司机聊天，听听他们口中的北京，但更多时候，陈天虹与这座城市的感情是通过骑自行车建立的。“在导航App上搜索‘旧居’，地图上就会出现很多名人故居。骑着自车行顺着地图找，可以骑进各种胡同，停下车，就能走进他们的历史。”尤其走进陈独秀故居，“当时正在装修，不少展品都是实物，而且与北大关系密切的《新青年》曾在这里出版。”这座青砖房让陈天虹尤感亲切。
左右摇着车把，除了能骑进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内核，在吴维德看来，自行车也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几个男生聊天的话题总和自行车有关，比如，你的刹车油是什么牌子，我又新添了什么装备。”刚上大学时，新生的自行车多买自学校附近的同一家车行，“所有的车都长得差不多，根本分不清哪辆是我的，所以常常钥匙插进锁孔后怎么拧都拧不开，原来这是隔壁寝室同学的车。”宿舍楼、教学楼下一群学生一起找车的情景一遍遍上演，每次阴差阳错后，彼此之间也以车为媒介，渐渐熟络起来。
周旭明曾去过吴维德的家乡。大二时，作为北大自行车协会的一员，他受台北大专院校体育总会的邀请，参加了骑行长度为1000公里的“亲近台湾惊骑团”。那次骑行，让周旭明感受到“台湾人真的很热情，很好客”，“破风”前行时，路边经常有人朝他喊：“加油！”“真棒！”车速放缓，他就和台湾朋友骑进夜市的灯火里，盐酥鸡、奶茶、香肠，那味道让他念念不忘。“我们一起去垦丁，去海角七号，一起在花莲的海边唱五月天的《星空》。”经过这次车轮上的宝岛之行，台湾海峡在周旭明眼中“变得很窄”，如今，他已经在国际关系学院读研二，但提到那次骑行，依然有聊不完的话。
“在台湾，完成环岛骑行就像一次成人礼。”小时候，吴维德每个周末都会和朋友或家人沿着淡水河边的自行车道骑行，坚持至今，让他对自行车的“纽带”作用深有感触，“台湾的一些骑友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按固定的路线骑车，这样就会常在某个时刻遇到相同的人，陌生面孔也渐渐变得熟悉。”当吴维德出发时遇到已经返回的人，就会被告知前路上哪儿的树被台风刮倒了，哪儿的桥断了，哪儿在施工……有了这些信息，他就知道应该在哪个路口绕行。台湾的骑行线上有供骑友歇脚的休息点，而骑友总有能力把简单的休息点变成派对场所，“大家会互换带来的零食，一些阿姨给大家分享她带的煎饼和能量棒，叔叔会告诉我车上的哪个配件需要调整，尽管大家互不相识。”在年长骑友的建议下，吴维德“淘汰了原来骑的‘淑女车’，换了一辆相对专业的车，才真正对自行车运动入了门”。
热爱运动的人总是友善的，吴振鹏对此同样深有感触。2014年，吴振鹏从澳门来到北京，到北大攻读大气科学专业，由于澳门没有自行车专用车道，骑行氛围并不浓厚，吴振鹏高三毕业后的暑假才学会骑自行车。大二上学期，在一位内地同学的影响下，他加入了北大自行车协会，吴振鹏跟随车协出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北京白羊沟，途中既有公路又有山路，经验不足的吴振鹏体力分配不当，到白羊沟爬坡路段时已经没了力气，大小腿都出现抽筋现象，“有经验的队友鼓励我继续骑行，不能推行。他们单手骑车，另一只手从后面推着我，把我带过了那段坡道。”吴振鹏初入车协，没什么熟人，他没有想到还没说过几句话的人能用实际行动一直帮助他。
时间长了，吴振鹏也习惯了同甘共苦的滋味。有一次，车协一行40多人骑到比较偏远的郊区，到了午饭时间，依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骑了很久才找到一家拉面馆。”40多人涌进小小的拉面馆，一下点了40多碗拉面，“店主瞪大眼看着我们，说店里没那么多面，我们说没关系，把所有的面分成40多碗就行。”因为店面太小，这群来自北大的骑友或坐或站或蹲地将店里的食材“洗劫”一空。
骑行就像会“传染的病毒”，一个人的骑行故事总会激起更多人出发上路的欲望。周旭明与在台湾认识的骑友一直保持联络，上个学期，他到日本东京一所大学交流，偶然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台湾骑友到日本游玩的消息，于是两人在异国再次相约。周旭明表示，不少台湾骑友都有到大陆骑行的愿望，“他们的骑行氛围很浓，而我们有很多适合骑行的地方，比如高原、荒漠等，都是他们不曾体会的骑行环境，这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在周旭明看来，“自行车或许能成为两岸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一种纽带。”
在吴振鹏的影响下，他的一位东北室友也爱上了骑行，和他一起参加车协的活动。自行车让吴振鹏觉得“我在北京去过的地方比那些不骑车的人多得多。”他打算毕业后约上一些喜欢骑行的朋友，骑往更多的地方“走走看看”，因为有些风景在骑行中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一次骑行的归途中，夕阳西下，我刚好骑到一条河边，河面波光闪动，不远处有个地方开满了花。”
毕业这件事，吴维德正在经历，经济学本科刚毕业的他将继续在北大攻读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大四毕业前，他重走当年骑往天安门的路线，发现自己竟成了北京老城区几年来发展变化的见证者，“在相同路线上的人、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变得越来越好，这会让我对这条路和它所代表的城市更加认同。”这种情绪就像他见证家乡的发展变化一样——10年前，有一棵小树长在台湾淡水河畔，现在回到河边，树荫已经可以乘凉。
而陈天虹在北京生活了4年，这个自带“仗义”因子的香港男生自称，已成了“半个北京人”，他以前完全不喝酒，“现在可以喝点儿啤酒”，以前根本不吃辣，“现在也会适当加点儿辣”，坐在通往香港大学的地铁上，他常会想起通往北大的北京地铁4号线，可骑上自行车就会回到现实，“在香港，通常假日在新界郊区骑行。”若在北京，他会在华灯初上时“踩着自行车”，停下来看看光着膀子在街边“撸串儿”的“北京爷们儿”。
本报北京7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