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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心塞：老鼠没处买，报账很为难
“以前，科研人员报账‘像孙子一样’困难。“重庆市中医院风湿科主任吴斌感慨说，“我们一直盼望着能为一线的科研人员松绑，过去的管理实在是太机械了。”
吴斌于2005～2007年在复旦大学从事中西医结合博士后工作，此后在上海华山医院工作了4年，2011年年底作为人才引进回家乡重庆。在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同时，开展自己的科学研究，已发表SCI论文9篇，中文论文100余篇。
吴斌之所以感慨报账“像孙子一样”，是因为在科研经费的使用和报销方面有不少“挠头”的时候。
不久前，他在做“基于‘肾为先天之本’理论防治红斑狼疮及甲基化遗传机制研究”的课题时，需要进行动物实验。和众多类似研究一样，他需要用到老鼠。
项目申报时，他按照市场上的一般售价申报了所需老鼠的价格，获得了批准，这意味着，他需要按申报的价格去购买老鼠，再完成研究。
此前，南京大学动物中心有售吴斌所需要的那种老鼠，大约250元/只。可是，等他签字完成相关的手续，着手做这项科研，打电话去求购老鼠时，才知道该中心当时正好没有这种老鼠了。
更让他绝望的是，尽管尽力打听，也没有听说哪里有这种老鼠出售。
没有老鼠，就无法完成这项研究——除非作假。
“病急乱投医”的吴斌找到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委托其联系老鼠，可是，将各种费用全部加在一起，折合出的价格在3000元/只左右。
这是他完全无法接受的价格。“把我这个课题的全部经费拿来买老鼠都不够；而且，要是真把全部费用用来买老鼠，报账时肯定过不了关。”
没有办法，他只能改弦易辙，换模型，调整计划，更换老鼠的种类。
他在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买了另外一种老鼠。为节约经费，他只买孕鼠，1200元/只，然后自己繁殖老鼠，千方百计让购买老鼠的费用不要超出自己当初写下的预算。“完全没想到这个预算整出这么多麻烦来。”
可是，新老鼠的繁殖率却很低，一只老鼠最多生6只，有时候还流产，平均一次生育只能得到3只老鼠。
按照此前的规定，按照相关的规定购买科研所需的老鼠后，应该进入单位的“库”，需要时，再从库里领出来。可是，老鼠还需要繁殖，显然无法入库。而在报销时，财务人员就会按规定询问，“你用的这些老鼠入库了没有？”
对方依规行事并没有错，却让吴斌很苦恼。更让他抓狂的是，喂养和繁殖老鼠尽管比购买节约很多，仍需要一些经费，怎么报账？
最初，他无法预见到这笔开支，自然不会有相关的经费预算。这意味着，这笔意外的经费已属“违规”。经过很多繁琐的过程和步骤，最终，作为实验材料的老鼠只能按照测试实验加工费去报账。
类似的事情，让吴斌期望能适度修正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科研过程中发生的情况是无法预见的，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报销经费时如果过于刚性地执行项目申报时编制的预算，就会出现问题。”
很多细化的管理规定，单纯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来说，是非常必要而且合理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有些管得过死的规定，会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
比如，吴斌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Sigma的试剂，但财务系统对代理公司的资质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吴斌可以选择的公司是有限定的。可是，正好这些公司没有代理该种试剂。而他们只需要三五个试剂盒，为此组织一次招标，时间、精力都很不划算。
再比如，研究中常需要用到移液枪头，为了实验更准确，他希望选购的是进口移液枪，可是，指定公司的枪头却只有国产的，导致移液枪与枪头不匹配。因此，他只能要么放弃对准确度的要求，要么走很多繁琐的程序和步骤去申请进口枪头。
“幸运的是，‘七条新政’对此进行了放权，这是一线科研人员非常欢迎的好政策。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在于不用再花精力做预算了。”他说，之前做预算，涉及到相关的材料，每一项材料都需要提供3家公司的报价，这既耗时间，又冒风险：真正做科研的时候，价格可能又会变。“面对变化着的市场价格，要求编制预算就成了形式。”
“处理财务，占了一半的精力”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博士徐冲2011年毕业后，来到重庆中医院药剂科，主要从事医院制剂的研发。工作5年来，他已在SCI所收录的期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在CSCD收录期刊上发表6篇。
他所在科室是医院从事科研的“主力部队”，性格沉稳的徐冲经手了科室很多项目的财务工作——为自己和同事报账。这个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差事”让徐冲很快陷入苦恼。
“处理财务上的事情，占了我近50%的精力。”他感叹到，因为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找各级领导签字，时常是对方临时有事不在“白跑一趟”，非常无奈。“我们有时自嘲，专业上的长进不大，却成了半个专业的财会人员。”
“寻领导不遇”尚可以通过多跑腿来弥补，科研中，有的不合规的经费难于报销，会产生更多烦恼。
徐冲负责了重庆市科委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研究项目“三峡民族民间‘还阳药’凹叶景天抗肿瘤活性和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该项研究需要民间“还阳药”凹叶景天，当时没能通过常规渠道买到。
这种土家族药用植物大多生长于海拔600～1800米处山坡阴湿处，因为民族药物应用范围较窄，多为野生，于是，他需要雇人去山里采，花费的两三千元只能先由自己垫付。
严格地说，这种采集草药的人工费用是不能报销的。可确实属于研究的客观需要，他不得不进行“处理”。具体什么办法？“你懂的”。
介入了10多项科研项目之后，经手了多个结题前财务结算的“历练”，让他“初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财务人员”。
有一次，徐冲所在科室做一个医院制剂，一个方子有20多味药，实验中发现，过多的药味造成提取过程产生复杂的化学变化，同时，成分的叠加对指标成分的干扰很大，药效物质的色谱优化及含量测定需要反复进行实验。
每做一次实验，就会消耗一批药材。最后，材料费就超了，预算5万元，实际用了6万元，只能用其他的费用来“冲抵”。
“七条新政”出台后，让徐冲很是高兴，“不用再找发票了”。
能做50万元的“横向项目”却无法申报职称
在中国此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来自政府的“纵向”课题、经费被认为比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横向”项目更有“级别”、“层次”，前者被视为“高大上”且“正宗”，而后者则通常被认为含金量不高。
评职称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发表论文的情况，成为评职称的“刚性”指标之一。“横向项目”不能与之“平起平坐”。
这样的游戏规则，让重庆某高校一位青年教师望而兴叹：“根本不敢报职称，因为明知自己不符合条件。”
尽管，在同行看起来，该教师的科研能力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他甚至令人艳羡地获得了一个总额50万元的横向项目。
该项目要求他为一个地产开发公司设计公司治理及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并全面参与该体系的执行和完善。公司的资产规模比较大，从搭建整个公司的制度框架，到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招聘、培训、绩效、薪酬、劳动关系等等，事无巨细，历时3年，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思考，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可是，因为与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相关的经验成果不能形成论文在期刊发表。职称也评不了。
“令人头疼”的经费报销故事同样发生在他和他的同事身上。
比如，他的同事曾做了一个关于农民工的课题，需要通过问卷了解相关的情况，可是，农民工并不搭理他——请人答问卷，素来被科研人员戏称为“世界性的难题”。
没办法，他只能去买了1000支牙膏，农民工认真填写问卷，就给1支牙膏。新点子立竿见影，1000份问卷很快就完成了，农民工很高兴，还给他讲述了很多有助于研究的信息。
“很快，问题来了。”这1000支牙膏的费用却没法报销。
“再比如说，如果做的课题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有时，需要验证书籍对提升员工向心力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买书，其种类显然不可能全部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学术书籍，但一旦超出了学科领域，报销就可能出现问题。”
虽然有各种感触，最让他兴奋的还是“七条新政”中“纵向课题与横向课题一视同仁”的规定，对于这名入选重庆市高校就业创业指导教师首批专家库的青年老师来说，可以挺直腰杆了，“我已经在准备申报职称了。”
“单项看起来节约，总体上其实有巨大的浪费”
郑光泽，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日本九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编过很多教材，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并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主研人员参加了10多项重庆市攻关项目、重庆市应用基础项目，承担了各类企业委托项目20余项。
现年44岁的他，因为在发动机动力总成设计与开发阶段振动与噪声预测与控制技术等方面造诣深厚，早早就评上了教授。看上去顺风顺水的他，依然有自己的困惑，他认为科研管理的一些细则“真是需要修订了”。
“过去的科研管理规定，站在一个项目的角度看，项目结题时对每一笔开支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核，规范了经费支出；但是，如果从多个项目的角度看，这种规定其实导致了巨大的浪费。”
他解释，过去科研项目实行严格的预算制，一是项目审批过程长，科研设备价格波动无法准确预测；二是不同主持人的科研项目之间的设备计划与预算相互不透明；三是对大型贵重科研仪器设备公共平台的设备信息掌握不充分。这可能导致一些浪费。
比如有的项目需要的高端传感器，价格波动大的时候，同一款产品价格变动可能有几万元，项目申报时预算时很难预见到这些波动。遇上价格上行时，项目的设备经费使用就存在困难。这时，为完成科研项目任务，项目负责人会想尽办法通过一切渠道找到需要的设备完成研究内容。虽然很麻烦，但相对调整项目预算需要完善的各种手续相比更省事。项目结题时为了符合预算，也有买些预算范围内的、相对便宜的传感器来充数的情况。可是，这些廉价的设备在测试精度上有很大差距，买来以后基本不能用于科研项目，闲置的设备就是一种浪费。“如果把这些购置设备的经费用于其他用途，也许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他表示，这就是过分强调过程管控而造成的经费浪费。在“七条新政”中，项目承担单位可以自行确定和调整科技经费支出结构，结余的经费归科研单位，这将有助于科研单位对科研设备进行统筹安排，“累加起来，这将是一笔数额巨大的节约”。
他的一位曾做过老师的博士朋友，因为做科研的限制过多，感觉看不到将来，“不太想在学校待着”，就辞职去公司了。“汽车专业的博士，毕业两三年内，每年拿一二十万元很容易。相比之下，做科研就很难拿到这样的收入。青年博士应该是国家科技创新的未来，但如果大部分博士都不愿意投身于科学研究，而到公司从事应用技术研究或产品研发，是否也是一种人才浪费？”
尽管自己已经有了教授职称和“江湖地位”，但“七条新政”的出台仍让郑光泽非常高兴，他认为这“释放出很好的信号”。
作为一名身在高校、但主要从事技术咨询服务的工科教授，他的工作主要是解决汽车厂家的各种技术难题。“新政”中把横向和纵向项目等同对待，“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为我们正名。”
实行“七条新政”后，工科类科研项目的人力资源费能够达到30%，郑光泽对此极为认同，“既体现了对科研人员智力投入的价值认可，又可以用活科研经费，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开展科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