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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洪水过后，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供电已恢复，但电饭锅坏了，煤气也点不着，储存的稻谷被水泡到发霉变黑……
借了60万元搞起来的鱼塘，好不容易赶上了今年“20年来最好的行情”，还清债务和把儿子送到市里读书都提上了日程，他却碰上了洪水。
留给他的路，就是重新开始。他又借了几万块钱买鱼苗，“硬着头皮往下走”。
再大的苦、再大的难，也要咬咬牙扛。
这是一个被1991年、1994年、今年7月4日三次大洪水袭击的村庄。
似乎没有什么能击垮江苏省宜兴市杨巷镇林村的村民。前两次大洪水后，村民擦干眼泪，拖着泥腿，抽干污水、重新种下秧苗，几周后，乌黑发臭的土地变绿了，村庄又显出生机勃勃的样子。
可这一次不同。
洪水退去，人们重新回到家园，消毒，清洗，试图拧干被洪水泡得发霉的村庄，擦去大水留下的印迹。
可半个月过去了，村民说：“洪水根本没有真正离开。”洪水退去，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命是保住了，可粮食没了、家当没了
大暑刚过，雨停了，整个林村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气味。
朱腊梅和女儿刘春艳用消毒水，将家具和衣服一件件洗净，放到坝子里暴晒。两层小楼前的空地已摆满杂物，洗衣机报废了，在上海工作的刘春艳请假回家，帮父母洗了好几天的衣服，眼下，趁着天气好，她还要加快速度。
家里还有好几个化肥口袋装满了被洪水浸泡过的衣物。阳光照下来，透出一股浓浓的腐臭味。这是洪水留下的味道。大水席卷了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3层小楼的1楼泡在水里，整整11天。
那期间，朱腊梅曾经坐船回家过。推开门，昔日摆得整整齐齐的家当，成了大水的玩具。电视机翻了个跟头，漂在水面的洗衣机里净是死鱼死蟹，衣服零散地浮在脏水上，白色的墙壁露出乌黑的印子。
大水断电，眼前是黑乎乎臭烘烘的一片，“像个沼气池一样”，没丁点儿生气。唯有蝗虫飞来飞去，盘踞在底朝天的书桌上的癞蛤蟆，发出“刺耳”的叫声。朱腊梅似乎闻到了粪便的味道，洪水肆虐，公厕的脏水粪便、家禽的排泄物统统卷进了大水，那气味臭得她发晕。
她的腿直接软了，乌黑色的水漫过了她的胸，这个农村女人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这座小楼是朱腊梅和丈夫一辈子的积蓄，家具都是4年前她“跑了好多次镇里找师傅、找材料”做成的。有时候刘春艳劝母亲，差不多随便挑种材料得了，朱腊梅却不肯，说“这是要住一辈子的地方，马虎不得”。
一周前回来的刘春艳，原本打算安慰母亲，“人活着就好，已经是幸运了，还有好多人因洪水丢了命。”
可看到母亲失魂落魄、瘦了一大圈的模样，这话她压根儿说不出口。家里的两亩田种了蔬菜，这个80后姑娘如今站在自家的田地边，却分不清哪里种了青菜、哪里种了瓜，所有的田地都显出黑乎乎的样子，散发出“臭鸡蛋发酵了再发酵的味道”。
“命是保住了，可粮食没了、家当没了。”她说。
隔了几栋房子的刘仁珍，就面临着一大堆生活难题。洪水退去，她带着两岁的儿子回家，才发现供电已恢复，但电饭锅坏了，煤气也点不着，储存的稻谷被水泡到发霉变黑……
工厂上班的同事给她捎来十几斤米，这个女人勉强做出一碗粥，才止住了儿子的哭声。因为洪水一贫如洗的刘仁珍，抱着儿子大口“吞”粥，同事扭过头小声啜泣，不忍再看。
但她依旧是“幸运”的。据新华社消息，截至7月11日，长江流域经历多轮强降雨，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已造成4900万人受灾，222人因灾死亡或失踪。作为“微不足道”的4900万分之一，这个从别村嫁来的女人，损失的不过是几堆稻谷和一些不算值钱的家当。
可这些已经是她“生活的全部”。
收废品的三轮车成了村里如今的常客，昔日成百上千的家电家具，被五块十块钱地批发收走。刘仁珍守着那些“废品”不肯卖，满载而归的废品车每每从她家门口经过，她都要哭上一场。
朱腊梅家的28亩蟹塘被洪水浸泡，像被翻了个底朝天，塘底的水草翻到了塘外的铁丝网上，一船又一船的死蟹被运出，她的丈夫甚至不敢统计螃蟹死亡的数量，只默默地说，“百分之八十都‘报销’了”。
她记不清自己用了多少包消毒液来清洗水质了，驾船到蟹塘中央时，那种“污水混合着杂物、垃圾的腐臭味”还是盖不住。她有时会自欺欺人地想，味道是从别处传来的，自家的螃蟹或许还有救。
养了4年鱼的蒋旭平一提起损失的鱼儿就摇头。过去要喂30袋饲料的鱼塘如今投下去十几袋都嫌多，他家的鱼塘是离溃口最近的地方，4日早上，“像瀑布一样”的洪水哗地一下就冲破了堤坝，他和老婆“幸运地”逃过一劫，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洪水转瞬间吞掉他的鱼塘。
前几天，总是有人告诉他，又在自家的稻田里发现了他家的鲫鱼苗，或是在离鱼塘两里地的蟹塘里找到了成群的鳊鱼苗。
“你别讲了，越讲我越心痛。”摘下眼镜，这个37岁的男人眼眶红了。
这个“空心村”里站在抗洪一线的，是妇女和老人
大雨已经下了两天两夜，昔日宁静的西溪河像发脾气的孩子一般，不断涌起大浪撞向堤坝。7月3日，眼看着河水就要漫进来，蒋旭平急得不行，他打电话给负责防护该段河堤的西溪村村干部，对方告诉他，自己被调往别处抗洪了。还有人跟他说，“不要事事指望村里，要自救”。
7月4日，西溪河围堤溃口，20余米宽的决口越撕越大，洪水涌进林村，并最终吞噬它、浸泡它。其中，最深渍水处超过3米，“跟太湖似的一望无际，村子就像湖中的孤岛，只有屋顶露出个尖尖”。
当洪水涌来时，戴着眼镜、干过管理的“读书人” 蒋旭平发了疯一般冲向自家鱼塘，他拼命地拉网，妻子冲向村子报警报信。
这场洪水来得太突然了，此前，尽管梅雨季节西溪河次次涨水，可从没漫过河堤。在西溪河边凿开鱼塘的蒋旭平，千挑万选把靠近西溪河的这片鱼塘承包了下来。
他曾在上海杭州打了5年工，一步步做到了工程管理的位置。老家的孩子大了，这个年轻的父亲不愿让儿子当“留守儿童”，和妻子思来想去后，最终决定回来搞水产。
因为，“养鱼最稳当”。
沈小坚同样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吓倒了。她的丈夫在无锡打工，儿子在苏州上大学，女儿在上海工作，家里就她一个女人。几天前，村里就发动了所有村民去一线抗洪，这个中年女人赶到闸口时，看到60多岁的老人来来回回搬运装满泥土的化肥袋，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围在一起，给化肥袋打结系口。女人们则扛起了铁锹，大吼着把泥土装进化肥袋。
她们的孩子在天南海北上学工作，男人在外地打工，这个“空心村”里站在抗洪一线的，是妇女和老人。
闸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洪水不断地上涌，像电饭锅里煮开的水一样，一会儿这边漫过来，一会儿那边漫上来，尽管穿了雨衣，她的衣服还是迅速湿透，大雨滂沱，她分不清自己脸上流的是汗水还是雨水。
着急的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打结。她的婆婆，一个1米5左右高的老太太，绷紧化肥袋子，咬着牙往前拽。她的公公，75岁的村小学退休老师于保龙一把扛起化肥口袋，可动过手术的腰疼得厉害，老人家一撒手，哭着哀叹自己的没用。
老人家还记得，1991年和1994的大洪水，那时还没有挖掘机、没有化肥袋，村里壮年的男人用草编袋，装就地铲起的泥土，还没退休的自己一下课就过来干活，有老人带着木板、稻草、棉被去抗洪，看到洪水漫过了地势低平的稻田，还有老太太下跪给河水磕头。
可这次，村里人连磕头祈求老天爷的时间都没了。
他们的人太少了，这些农村女人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为数不多的男人更是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曾经溃口的闸口一点点被封堵，4日清晨，雨小了，堤坝稳了，天气预报说当天天气从暴雨转阵雨，沈小坚激动得想哭。
拖着“再也迈不动一步”的脚，她回家了。
然后，她得到了消息，村子西北部由西溪村负责防护的堤坝发生溃口，所有村民要在一小时内撤离。
电视机、洗衣机、桌子、稻谷、衣物……家里就她一个人，根本不知道拿什么，她试了试搬电视机，却发现根本搬不动。最后，她哭着把电视机拖到了楼梯处，就再也没有力气往上拽了。
离开村子的路上，全是妇女哭泣着互相搀扶的身影，“希望都没了，还有力气拿什么呢？”沈小坚用力扯了扯嘴角，苦笑着回忆说。
背着儿子的刘仁珍彻底慌了，她的公公79岁了，一只眼睛还是瞎的，她带着一老一小从家里走出，却看见一片汪洋，“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
哆嗦着打开电瓶车，她一口气冲出去，却把车子开到了塘里。
捡回了几条人命，可钱没了，手机也没了，那是当会计的大女儿刚送给她的，刘仁珍喜欢得不行，两千多块钱值女儿一个月工资。她当场就哭了起来。
来不及也不敢去捞，在深及膝盖的水中，她默默地拉着公公背起儿子，向村外走去。
村里一栋栋两层、三层小楼，很快被洪水一点点包围。
那些小楼是男人集体离家为村子挣来的“面子”。这个拥有上千人口的苏南村落没有工厂，只有搞水产这条“门槛很高的窄路”。1994年和刘仁珍结婚不久，男人就去隔壁镇的工厂打工了，村里别的男人走得更远，无锡、苏州、杭州、上海，甚至是广州，水泥厂、机修厂、建筑工地，“哪里能挣钱去哪儿”。
沈小坚的丈夫当水电管道工，每年能挣上好几万元，他们靠这，为1991年结婚的婚房换了全套新家具，粉刷了新墙壁，把两个孩子送上了大学。如今，沈小坚一个人坐在被洪水冲得不成样子的房子里，一点点清洗家当。
“孩子回来能干啥？啥都不会做。堤坝也垮了，男人回来也没用了，帮不上什么忙。”她说。
这样的无力感，朱腊梅也有。洪灾来袭时，正赶上儿媳妇坐月子，从市里赶回的儿子刘强国和丈夫在闸口守了4天3夜。然而，溃口时，儿子也只来得及扶着自己媳妇离开，负责通知全村人撤离的丈夫也只来得及拉一拉蟹塘的网，家里的东西还是都被淹了。
“都在守大家，哪有人能顾小家。”她哭着说。
垒了3层堤坝的刘强国，因为抗洪推车穿破了两双鞋、嗓子也哑了，那3天，他不断重复着“挖泥，装袋，推车”的过程，直到双眼布满血丝，T恤粘成一团。
这个25岁的年轻人到现在也没有想通，“经济越来越发达，最危险的闸口都守住了，我们的河堤几年前才修过，怎么说垮就垮了呢？西溪村的人为什么不去好好守一守呢？”
再大的苦、再大的难，农民也要咬咬牙扛
大雨还在下，眼睛已哭肿的朱腊梅和全村的人一起被转移到了镇上的中学。学校里闹哄哄的，满耳都是哭声和小孩儿的吵闹声，这个蟹塘主吃不下也睡不着，摸着黑，她和几个同村人悄悄赶回了村子。
村子还在，可人们已经分不清家的方向了。大水彻底吞噬了村庄，黑黢黢的一片水里，时不时冒出狗吠、鸡叫、鸭叫以及鹅叫声。找不到家的动物不知缩在哪儿，朱腊梅听着听着，泪水又开始在眼眶打转了。
她和丈夫决定尽早回去加高蟹塘的围栏。今年的蟹苗都是她千挑万选的，从1月买回来，再到7月这场洪水之前，螃蟹蜕了两次壳，体重增到了二两多，她也瘦了一大圈。螃蟹金贵，要在蟹塘长10个月，需要饲养者半夜下水喂食。有时候她想，自己50多岁的人了，还夜夜起身喂螃蟹，辛苦程度“堪比一次十月怀胎”。
今年本该是她辛苦的最后一年。儿子已经答应了，要接替父母继续养蟹，自己也许就能过上带带孙子的清闲日子了。
一场洪水搅破了希望，朱腊梅如今再也不提此事，蟹塘今年注定血本无归，她不想把烂摊子扔给儿子。
村里蟹塘的主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从洪灾中艰难起身，继续生活。一对年过花甲的养蟹夫妻日日把脚泡在已污浊的洪水里，加固围栏。老太太的脚很快肿了，伤痕一道接一道划下，化脓的伤口挨个结出黑色的痂，可她还是停不下来，每天依旧做到天黑，再去镇上的医院打点滴。
58岁的老太太有时想“一了百了，投河算了”，但终究不忍心丈夫和刚刚工作的儿子，最后，她拖着快走不动路的腿，回了家，决定“不管用几年还是几十年都要还清债务”。前提只有一个，“只要自己还活着，还干得动活”。
蒋旭平甚至没有一晚离开过鱼塘。他的父亲、岳父、表弟都赶来，帮助小两口给鱼塘加网，不远处武警部队正加班加点补修堤坝。在水里干活不方便，他们脱掉了雨鞋，换上了普通的布鞋，速度起来了，却留下了或浅或深的伤疤和泛着黑血的口子。
好不容易躺下时，几只老鼠蹦了出来，跳到妻子腿上。忙了一天的妻子，吓哭了。
躺在一边的蒋旭平望了望床下的洪水，说不出一句话。他们已无路可走，鱼塘是借了60万元才搞起来的，前两年市场行情不好，都没赚什么钱。好不容易赶上了今年这个“20年来最好的行情”，还清债务和把儿子送到市里读书都提上了日程，却碰上了洪水。
“甩手不干？钱怎么还？”
“出去打工？能还清几十万元的欠债吗？”
留给他的路，似乎只剩一条了。他又借了几万块钱买鱼苗，“硬着头皮往下走”。
“再大的苦、再大的难，农民也要咬咬牙扛。”他苦笑道。
洪水退去后，生活重新开始，蒋旭平试图去发现生活里的细碎希望：比如家里的大狗发了洪水也没走，呆呆地卧在床上等着主人归来；比如附近人家的羊熬过了蔓延十多天的洪水，尽管饿到“瘦骨嶙峋”、肚子被水灌到鼓起了球，却坚强地活了下来；比如7岁的儿子还是那么调皮可爱，虽然吃的不如从前却长得壮壮的。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两场洪灾过后，人们迅速抢救被淹没的稻田，稻谷依旧赶上了成熟，还卖出了好价钱。
女儿的关心让刘仁珍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女儿从杭州寄回了钱、饼干、衣服，并一再叮嘱她，“东西和钱没了可以再挣，可人要是没了，就真的没了”。
她把政府派发的稻苗插进了田里，绿油油的稻田给黑黢黢的村庄添了抹亮色。
稻子成熟要120天，现在只剩80天了
洪水退去后，雨停了，三伏天无休无止地炙烤着村庄。各家各户都分外珍惜这姗姗来迟的阳光，刘仁珍把所有的家具和衣服都洗了一遍，再摆得整整齐齐，晒在坝子里。尽管，其中许多衣服已经沾上了黑色的霉迹。
年迈的老人把在洪水中发霉发臭的稻谷搬了出来，期待着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能够清除霉菌，让稻谷变回本来的模样。
沈小坚把新稻苗种下，并请来砖瓦工，计划着把脱落发霉的墙体刷上新漆，然后和这场大洪水，说再见。
可她心里清楚，眼下栽种的稻苗，“基本没有活下去的可能”。就算侥幸躲过了三伏天，大暑后才种下的稻子是很难熬到成熟那一天的，可能刚长穗天就变了，冷空气一来得全死光。“稻子成熟要120天，现在只剩80天了，可能最后结出的只是干瘪的稻谷。”
风扇就算调到最大档，屋子里那股腐烂的气息依然挥之不去；一袋又一袋“饱满”的稻谷只需再过几天发霉变质，就会让填饱肚子成为村民的头号难题。
养蟹养鱼的村民出一次船就拉回一船的死蟹死鱼，到了年底水产上市，一个个昔日的“小康家庭”会瞬间背上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债务。
村支书史志林此前向媒体透露，林村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洪灾中，损失超过5000万元。
发黑泛臭的土壤被村民撒下了黄豆、稻苗，没人知道，这些农作物究竟能不能活下去，也没人知道，那些变色的土壤里究竟潜藏着怎样的毒害物质。
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朱腊梅不信这个邪，她把自己最爱的一个储物柜清洗了整整5遍，可黑斑依旧、霉菌依旧、臭味依旧，“怎么就洗不掉呢？怎么就洗不掉呢？”她低声啜泣着，足足问了记者两遍。不远处，野狗叼着死鱼经过。
她不愿相信的事情还有很多。村里一对靠养蟹为生的夫妻，刚遭了洪水，打捞起满满4船的死蟹，听到消息的亲戚第二天就上门了，拐弯抹角聊了半天，中心思想就一个，“你们老两口不会不还钱了吧？”
洪水肆虐的第二天，就有附近的人冒着雨开着船，冲过警戒线，大摇大摆地在村里捞鱼蟹。儿子刘强国气不过，连打4个报警电话，可警方说，“这事儿实在管不了”。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冲到水里，怒吼道，“你们这些人现在捞鱼捞得开心啊，我们当初决堤的时候你们在哪？”
“你们村决堤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这群强盗，凭什么来我家抢东西！”他气得浑身发抖。
捞鱼的人撒下网，轻描淡写地回他，“你又没标记，凭什么说这里是你家的塘？”
刘强国再也忍不住了，冲上去夺下了对方的工具。对方也恼了，拿出船桨，狠狠地拍向他的后脑勺。
他昏迷了8个小时，醒来的第一句话是，“爸，水退了多少？”
出院时，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看到，父亲的胡子已有几厘米长、脸活脱脱瘦脱了形。
这个三度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瘸一拐地回到最初的轨道
蟹塘垮了、儿子伤了、丈夫瘦了，朱腊梅在十几天里随着洪水坐了一趟过山车。如今，这个“一夜间衰老”的女人说，自己再没有一丁点儿力气了。她走起路来腿发抖，声音里总是有甩不掉的哭腔。
沈小坚决定把家里的房子“简单弄弄”，凑合着继续住下去。这座在4年前被精心装修过的3层小楼，如今桌子、椅子、电风扇被胡乱地摆在一起，墙壁上黑色的霉斑被抠落，露出内部的红砖。
洪灾发生时，远在上海的女儿和苏州的儿子，纷纷给她打电话，说希望回来。但都被她拒绝。
她害怕洪水再来一次。
决堤那天，女儿的电话打来。电话那头，在上海一家银行当白领的女儿噼里啪啦一个劲儿地问母亲的情况。
“上海有没有也发洪水啊？女儿你要小心啊！”沈小坚突然蹦出这么一句。
女儿很快回她，“妈，你放心吧，上海的防洪做得可好了，雨一下来，马上就进下水道了，根本见不着影儿。”
“太好了，太好了。”沈小坚长舒了一口气。
她又一次庆幸自己当时做了正确的决定。当初让女儿留在上海，不回老家，正因此“躲过了一劫”。
抗洪那几天，刘仁珍带着小儿子不能干活，只得把孩子锁在家里，自己拼命地挥动铁锹，彷佛“只要这样，就能保住村子”。
她的手长出了黄褐色的老茧，可家依然没有保住。要不是7月4日那天她要带着儿子去打疫苗，或许，2岁的儿子要一个人面对洪灾，被锁在屋内，眼睁睁地看着洪水一点点逼近。
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如今，沈小坚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大儿子攒够房子的首付款，让孩子大学毕业后留在苏州，再也不要回农村。
“今年损失这么惨，堤坝一定会重视起来吧？村子以后应该不会再发洪水了吧？”有村民问。
眼下，政府组织的灾后重建正紧锣密鼓，溃口被钢筋混凝土慢慢填满，水塘多了来来回回的渔船和擦干眼泪的渔民，村子里四处响着插秧机的轰鸣声，稻田里一点点抽出绿色。关于洪水的印迹正在一点点被擦掉，这个三度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瘸一拐地回到最初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