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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于2300年前的稷下学宫，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兼具国家元首智囊团、政府议政院、国家科学院和研究所这三者功能之总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国家智库意义的机构。这所学院前后历六代，影响遍及列国，规模之大、聚集人才之多，在当时应属世界第一。
在这个自由、开放、包容的稷下学宫，形形色色的门派、五花八门的思潮，从四面八方汇集交聚，稷下学宫的知识分子们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景象，造就了人类文化政治景观的一座高峰。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然而，正是在这时代的动荡与纷争、思想的争鸣和交锋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学术极为活跃的黄金时代。
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近现代文明的过渡时代。极大的开放、极大的变革、极大的流转，使中国的思想呈现了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局面，各阶级、各阶层、各流派，都企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对宇宙社会和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彼此诘难，在睿智的想象中相互争锋，在深沉的阐述中相互砥砺，在慷慨的激辩中相互增长。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它宛如簇簇晨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又似道道曙光，为学术思想带来蓬勃灿烂的景象。
这个黄金时代，有着无数振聋发聩的奏鸣，其中绵延后世、回响不绝的一道，是稷下学宫。“齐王乐五帝之遐风，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1400年后，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如此深情地讴歌，感慨：“美矣哉！”
诚哉斯言！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征程上，这一段历史格外波澜壮阔，底蕴深厚，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童年的梦想和期盼。
时隔2300余年，回望历史的深处，抚摸岁月的肌理，在流沙坠简似的时间长廊，我们有必要停下脚步追问——这一段历史究竟为我们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启蒙、怎样的开篇？
一
是的，大地证明了一切。
浑厚丰饶的大地，如一道无解的迷题，在某一天缓缓地包藏了它的秘密，又在某一天，断然将这些秘密舒展开来。
1943年，一场饶有趣味的考古正在临淄进行，一块刻有“稷下”二字的明代石碑在这里得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不少战国时期的瓦当、石砖。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有时，刻意与你擦肩而过；有时，又假装与你狭路相逢。这一刻，这个顽皮的孩子欢欣地跑过来，捧出他珍藏已久的宝物。齐都遗址出土的这方“稷下”石碑，是历史留给未来的宝物，透过它，我们隐约可见时光的地标，恍惚听到远祖的召唤；透过它，尘封已久的稷下学宫的秘密终于大白天下。
“稷下”之名，始见于《史记》。
“稷”，在中国浩瀚的史籍中，是一个有着特殊分量的概念。“稷”，也叫“后稷”，是周族始祖，因善种粮食，“稷”被尊为农神或谷神，在我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社稷”一词的意思，就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古时亦用作国家的代称。
方志记载，中国历史上共有三处以“后稷”的“稷”为名的“稷山”，一处位于山西省稷山县南，一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还有一处，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南。临淄稷山，是临淄与青州市的界山，山阴为临淄，山阳为青州。山上旧有后稷祠，海拔虽仅171米，但影响巨大。齐国古称稷下，齐古城有“稷门”，皆因此山而起。
因稷门而名的稷下学宫，顺应战国时代变法改革的历史潮流而产生。
生命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但是，无数偶然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个巨大的必然。它常常被我们忽视，却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这一天，“必然”化作一个叫作“田午”的少年，御风而来。
关于齐桓公田午的故事很多，最为众所周知的是“扁鹊见齐桓公”，他的名字随“讳疾忌医”“病入膏肓”两个成语而被贻笑至今。
传说的昏庸断不能遮蔽历史的伟大。公元前376年，作为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固、人才匮乏的现实，于是，他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一座巍峨的学宫，广招文学游说之士讲学议论，成为各学派活动的中心，“稷下学宫”由此而生，后世亦称“稷下之学”。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民族尚在文明的早期，天地清新，万物勤勉，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派灿烂景象。
——这是最后的青铜器时代，以铁器和牛耕为标志的革命带来封建制度的确立，也造就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这是璀璨的楚辞和南华经的时代：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童年时期的中华文化，已经完成了人类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这是中国文明最波澜壮阔的时代，奉献了瑰丽的诗篇、科学的节气和对这个星球上自然万物的神奇想象。
——这也是中国政治最波诡云谲的时代，从陈完逃齐，到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同意田和的请求为诸侯王，时间的大书已经翻过了286年的漫长岁月，这个曾被放逐于海岛之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的弱小部落，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历史必然常常以偶然的方式出现，偶然的集束却未必表现为必然。田氏代姜之后，严惩贪赃行贿，重奖勤政变革，齐国出现了空前的富庶。《战国策·齐策》引苏秦的话说：“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搏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这是齐国的戏场，也是历史的域场。那一刻的齐国，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真的是风流倜傥仪态万方啊。齐国，这个能干的巧妇，将自己结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大网——
这里，有从临淄直达荣成、横贯全国的东西通衢，有临淄西经平陵、南出阳关而达兖州的要道，有临淄东经即墨而达诸城、日照从而与吴、越交往的大街道 ，有临淄经济南和平原达赵、卫的交通干道，有从临淄南出穆陵关而达沂南与楚相接的枢纽……隐蔽在这些大路心腹之侧，还有数不清的羊肠小路。在哀鸿遍野、内忧外患的古神州，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申子……一个又一个行者——风尘仆仆地沿着这些小路坚定地走进令人向往的稷下学宫，走进天下读书人的梦中家园。
而这座高头大殿，坐落在稷山之侧，更矗立在天下人的心中。它，像一个勤勉的君王，夙夜在公，朝乾夕惕；像一个健硕的武士，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像一个从容的智者，成竹在胸，乾坤澄彻。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大办稷下学宫。他给稷下先生们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这些人参与国事，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他还为他们修康庄大道，建高门大屋，给予很高的俸禄。“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位列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孟子被列为客卿，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田骈“訾养千钟，徒百人”。
史料记载，齐宣王经常向稷下先生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这样一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巅峰。此时，稷下学宫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一时间，战国学术，皆出于齐。
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长期分裂动荡的时代，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150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奇迹。
二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恰如东晋陶潜在《拟古》诗中所写，稷下学宫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史上，占有着十分显著的地位，是各种文化思想理论学说汇聚、碰撞、交流、融合的地方。
田氏代姜，毋庸置疑的是，六百年的姜氏江山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西周之初，封师尚父姜尚于齐，封周公旦于鲁。齐鲁毗邻，但其思想体系大有不同。传说太公封鲁，伯禽至鲁三年，才报政周公。周公问：“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利，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封齐，五月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毫无疑问，姜尚的见地恰在于此，他因地制宜，移风易俗，没有简单地将西周王朝那一套繁琐的礼仪搬到齐国，而是“引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迅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思想的活跃，创造了稷下学宫的仪轨，打造了百家争鸣的舞台，营造了文化包容的氛围，形成了思想多元的格局。在这里，没有违心之说，没有一言之堂，没有文字狱，没有学术不端，不为权威者所垄断，不为善辩者所左右，诸子百家言论自由，畅所欲言；学术自由，著书立说。稷下学宫，一个东方的文化王国，一片东方的文化净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堂。
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
我们不难想象，在时间的深处，有这样一群人轰轰烈烈，衔命而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去思索，去判断，他们带来了人类文明道道霞光，点燃了激情岁月的想象和期盼。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
当彼之时，他们的心中有着伟大的信念：家国！社稷！天下！
稷下学宫荟萃了天下名流。稷下先生并非走马兰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争鸣一番，批评一通，绝大多数先生学者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凄凉，静心整理各家的言论。他们在稷山之侧，合力书写这本叫做“社稷”的大书。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稷下之学缘何得以最终在齐国昌盛？历史的答案是：天时，地利，人和。
秦国虽然最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机制迂腐，假如没有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绝无成为大国之可能，更无力成为文化的中心。楚国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然而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却使得巫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尽管一度出现屈原、宋玉等文学翘楚，但是秦楚接壤，战争频仍，又缺乏相应的机构平台，学者难以云集。燕国更为弱小，又经常被山戎所掠，只是到了燕昭王时招募贤士，得乐毅，出兵破齐，国力才逐渐强大，然而，贤良者寡，国家终无所依傍。韩国屡迁京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文化落后，发展乏力。赵国濒临齐国，且与匈奴为界，战乱频繁，局势动荡。魏国一度强盛，尽管有魏文侯短暂的中兴，但是经历桂陵、马陵之战，国力衰颓，一蹶不振。
从兴办到终结，稷下学宫约历150年，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稷下学宫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即根据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纷乱熙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也许创造了当时众多的世界纪录——学者最多的机构，著述最丰的学术，学风最淳的时代，历时最久的学院。
将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战国时期各国的先生学者都以“士”相待，然而齐国却赐为“上大夫”。一代宗师孟子去鲁居齐三十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诸子的集大成者荀子离赵赴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格外的尊宠、无上的地位，炫目的光环，引动四方游士、各国学者慕名而来，以致稷下先生在鼎盛之时多达千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尊师真正使齐国人才济济，形成了东方的文化王国。
稷下学宫是东方文化的千古绝响，开启了中华文化的源流。
三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著名的怪才叫做淳于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
“髡”是先秦时期的一种刑法，指剃掉头顶周围的头发，是对人的侮辱性惩罚。出身卑贱的“赘婿”淳于髡尽管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然而，却得到了齐国几代君主的尊宠和器重，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或讽谏齐王，或出使邻国，或举荐士子，或折冲尊俎，“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胸怀“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的政治法则。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止一处写到淳于髡，足见他是齐国不容忽视的人物。比如这则淳于髡劝谏齐威王的记载：
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齐威王逸乐无度，不管政事，各国来犯，国家存亡在旦夕之间，身边近臣却无一敢进谏。淳于髡用齐威王喜好的隐语来规劝讽谏齐威王，于是历史上留下了上面这场精彩对话。
有趣的是，齐威王这只大鸟听闻此言，居然决心一鸣惊人。他迅速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全部入朝奏事，烹杀阿大夫，赏赐即墨大夫，“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纷纷将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国的声威竟维持长达三十六年。
淳于髡像一把丑陋的巨剑，一时低伏匣中，一时扬眉出鞘。到底是谁，给了这个聪明的丑八怪无上的权力？是政治的角逐，是国家的利益，是自由的氛围，是君王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稷下学宫。淳于髡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判断，来源于稷下学宫的自由包容、畅所欲言。
不难理解，何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感慨：“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稷下先生著书立说主要目的不仅在于上说下教，更在于“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
如果你没有听到过深海的咆哮，如果你没有听到过远古的呼啸，如果你没有在史籍的夹缝里看到过累累白骨、血流漂杵，你不会明白在这个时代人类智慧的分量。这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时代。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大动荡、大分裂中，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集聚在稷下学宫，为国家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进行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制度的革新——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更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丰富。至此，以齐国为中心，中国文化第一次实现了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伟大愿景。
四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人类童年天真未凿、草莽混沌的早期，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里，稷下学宫是一个硕大棋局的重要一步。
“相比奋髯横议，投袂高谈，下论孔墨，上述羲炎。”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写道。小自一个民族，大至一个国家，唯有知识分子的清醒判断，方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唯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方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稷下学宫给予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这个国家给予知识的庄严与荣耀。
稷下学宫，不是一时之力，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文明积淀、文化创造的惯性使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满怀激情地描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情状：“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
颇为有趣的是，几乎就在稷下学宫轰轰烈烈将春秋战国文化带入黄金时代的同时，在遥远的希腊爱琴海边，也有一个与稷下学宫相类的学院——雅典学院，希腊雅典城邦为了培训民主制度下的演说家而开设了这家学院，学院的创办者柏拉图特地在学院门楣上铭刻“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这一警句。雅典学院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造就了西方科学、哲学、逻辑的辉煌。
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的中心，稷下学宫与雅典学院遥相辉映。
沿着西方文明的脉络，我们有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传统、几何图形的智慧训练，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有了关于共和国、优生学、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计划生育、道德规范、财产问题、公有制等基础建设和逻辑讨论——正是这些，建立了西方古代文明的基本概念，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雏形。
沿着东方文明的脉络，我们有了“以有刑至无刑”的法制观念，“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学理想，金、木、水、火、土的阴阳学说，“大道无形，称器有名”的形名之辩，“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政治理论，“情欲固寡”的社会主张，“强兵”必先“富国”的军事哲学，“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伦理法则……正是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国以后的许多学派，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源头，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前空往劫，后绝来尘。
梁启超用八个字来概括稷下学宫这一“历史绝唱”。
五
公元前221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秦王在灭亡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五个国家之后，这一次，虎视眈眈地瞄准了最后的对手——齐国。
四十四年前，齐襄王逝世。其子田建即位，由母亲君王后辅政。又过了十六年，君王后去世，王后的族弟后胜执政。然而，后胜为人贪婪，在秦国不断贿赂之下，齐王建听信了后胜的主张，对内疏于戒备，对外袖手旁观，听任秦国攻灭五国。
终于到了这一天——五个国家灰飞烟灭。唇亡齿寒，物伤其类，齐王才顿时感到秦国的威胁。他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准备抵御秦军的进攻。
然而，大军压境，一切都晚了。
一场血流成河的战役，被压扁成《史记》中的一句话：“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王贲率军南下攻打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齐亡。”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威风凛凛的秦始皇以所向披靡的力量扫灭六国，南平北越，北遏匈奴，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随后，在齐地设置齐郡和琅邪郡。稷下学宫，经历了齐桓公时期的萌芽、齐威王时期的壮大、齐宣王时期的鼎盛、齐愍王的衰落、齐襄王的再度中兴，至齐王建时，与国并亡。百家争鸣，这个学术思想自由争鸣的盛世，亦不复存在。
《管子·兵法》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通过王的威仪、霸的手段，秦始皇将皇、帝两个字联系起来，自称“皇帝”。黄、帝、王、霸合二为一，这是秦始皇的发明，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与此同时，“圣”亦不再是“士”的荣耀，而是皇帝的特权。天下至圣、至王、至明、至霸、至察者，唯皇帝一人而已。
历史的威严之中，似乎总有一些戏谑的星星之火，等待燎原。
在帝王称谓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行动，是帝王观念、帝王地位、帝王等级的实现。“皇帝”称号代表着皇帝，更暗含着帝王与百姓之间微妙的关系。丞相王绾、李斯等上表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宣示对天下的主宰，秦始皇还在琅琊石刻中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值得思考的是，何以固若金汤的大秦帝国仅仅存在十五个年头，便被人民反抗的怒火烧毁？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在《阿房宫赋》中，杜牧悠悠长叹，“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极欲、重罚是秦始皇统一天下、诏令一统，以抵至尊至贵、无上荣光的前提，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秦始皇颁布“车同轨，书同文”的制度，丞相李斯暗暗揣测秦始皇的心意，一方面指责“愚儒”根本不理解秦始皇的“创大业，建万世之功”的宏伟志向，一方面提出如果允许诸生议论，定会“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对无上的皇权构成威胁，怂恿秦始皇下令焚书：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俚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此建议，正中秦始皇下怀，秦始皇即刻同意，令行全国。
呜呼哉！顷刻之间，六国史料付之一炬，幸免于难的残篇断简已无力连缀浩荡的历史。焚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于是第二年秦始皇又借故搞了一场坑儒，“士”从封建制度最末的一级，经历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辉煌，复又跌落在社会的最底层。接下来的，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自由从此被扼杀，学术争鸣和社会发展随之停滞。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焚书的目的，在于打击学术争鸣，窒息理论思维；坑儒的目的在于，让服务官僚体系的野蛮恣意生长。
对自由的钳制，对思想的荼毒，对知识分子至圣境界的掠夺，让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陷入漫漫长夜。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改朝换代，种姓轮换，不过是“亡国”而已，算不了什么；然而，廉耻丧尽，斯文扫地，这叫“亡天下”，是天翻地覆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