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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2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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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记忆如何进入历史叙述

黄帅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07月29日   02 版)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40年了,汶川大地震也是8年前的事情,但人们一提起灾难便会自觉地想起这两场灾厄。灾难时常发生,也从来没有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但真正让后人铭刻并进入国家历史叙述的却并不多见。

    群体记忆的生成,不仅仅是灾难事件传播的自然过程,也是舆论引导与干预下的产物。纵观历史,多灾多难,而非美学叙述下的田园牧歌。只不过在死亡的悲伤之上,我们的先人学会了苦中作乐,学会了对灾难的选择性遗忘。

    在讲究“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灾难往往被看作上天对尘世的警告,帝国的拥有者对此无不心悸,甚至要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就像1626年(明熹宗天启六年)的“天启大爆炸”破坏的不只是帝都的安宁,也在心理意义上动摇了王朝统治。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震荡后,明清易代的大变局也随之而来。这场被后人反复叙述的灵异灾变,成了明史上耐人寻味的一页,也是寻常巷陌间时常谈起的古代灾厄故事。

    “天启大爆炸”并非明帝国伤亡最惨重的灾难,1583年(嘉靖三十四年)1月23日,“华县大地震”造成至少83万人罹难,震灾波及大半中国,其破坏力之大、造成伤亡之惨重堪居世界灾难史之最。但今人却少有人知晓这场骇人的天灾,在历史学家眼中,这也不是一段很重要的史料。原因何在?嘉靖年间,明帝国内部虽已有僵化老朽之态,却仍未及日薄西山之时,在世人眼中,帝国统治的衰落与灾难的发生不构成必然联系,这点恰与“天启大爆炸”相反。

    在现代的灾难叙事里,除了自然的不可控因素之外,灾难往往也与社会管理失误甚至失效有关,它同时也是民众团结与集体抗灾的深刻记忆。很多时候,灾难记忆也与政治叙事相关。比如,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是被反复提及的两场灾难,除了“天灾不可防备,人祸本可避免”这样的心理,这两场灾难得以进入历史叙述,还在于它们都被纳入了国家政治文化演变的叙事中。唐山地震与三位国家领导人的先后离去,成为1976年的标志性事件;而在2008年,抗震救灾与多难兴邦的叙事合流。“大国崛起”之梦和抗震救灾背后的“万众一心”情怀,成为这场灾难不可磨灭的记忆。

    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所说,身份认同与记忆的存留也息息相关。比如,非洲某些地区频发的饥荒、瘟疫同样骇人,却很难引起国人对本国灾难一样程度的关注,就是因为我们对非洲难民缺乏身份认同感。发生在本国甚至身边的灾难却很容易引发群体共鸣,比如2007年济南“7·18雨灾”后,每年夏天暴雨袭来,济南人普遍会想起这场雨灾。虽然它的伤害程度比不上那些更大的灾厄,但在“济南人”这个相对封闭的身份里,它的影响力就会扩大,成为市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另外,新媒体传播也加深了灾难记忆的程度。过去灾难事件只能依赖传统媒体的报道,但随着近年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只要你拥有一台智能手机,灾难的现场图片、视频可以在第一时间传遍网络,在这些信息的刺激下,旁观者便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感受经过时间沉淀就成了记忆,记忆在我们的口耳相传中不断变形、凝固,甚至内化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灾难记忆。

    灾难进入历史记忆后,能让我们回想的或许不只是惊悸与震恸,还在于一种理性的反思。尤其是那些被我们逐渐忘却的灾难,以及那些游离于主流叙事以外的灾难,其中又折射出怎样的人性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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