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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孕育了大批杰出的外交人物，如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外交思想家魏源、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洋务外交第一人曾国藩、抬棺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创造“弱国有外交”奇迹的曾纪泽、主导东南互保的刘坤一、杰出的外交史学家王之春等。其外交思想虽然隅于当时的现实而略显幼稚，实践中也不乏败笔，但对当时的中国外交仍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前中国复杂的周边外交亦不无启示。
近代湖湘外交思想极为丰富，但其反映湖湘文化地域特色的思想精华集中体现在“势”“争”“变”三个方面：
“势”。强调外交前提是了解国际大势和知己知彼。郭嵩焘援引周敦颐的话说：“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就是说，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势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外交必须识势，并顺势而为。而要识势，就必须“知夷情”，即客观、准确地了解西方的状况。因为“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魏源也很早就提出了“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的观点。曾国藩也强调“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同时，强调识势还必须正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认为中国相较于西方处于全面弱势，主张对西方采取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
“争”。在核心利益上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一是敢于斗争。在伊犁交涉中，曾纪泽力主对俄不妥协斗争，并在谈判桌上争锋相对，以“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胆魄，捍卫了国家主权，创造了“弱国有外交”的奇迹。曾国藩则不仅身体力行，美国人马士评价他连奏章也充满着抵抗和战争的精神。二是善于斗争。强调外交中并非凡事都要去争，而是重则争，轻则让，讲究“斗争”与“妥协”的统一。主张“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三是据理力争。强调斗争中对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的尊重和对国际法与条约的遵守。郭嵩焘说：“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 左宗棠则提出：“条约即定，自无逾越之理。”四是武力的运用。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上，不放弃武力的运用。如左宗棠力主以军事手段收复新疆：“此时若不力争，将来伊于胡底？”即现在不争，将来不堪设想。
“变”。即求变，强调外交创新。在当时朝廷以天朝上国自居，封闭保守却又狂妄自大的社会氛围中，与洋人打交道的外交被视为洪水猛兽，承受着“一世英名被毁”的巨大压力。然而，湖湘外交人物却提出要“拼得声名”为国家，提倡外交工作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并在外交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如魏源第一个提出“睁眼看世界”和向国外派遣使节，曾国藩第一个提出国外培养人才和“师夷智以制船造炮”，郭嵩焘第一个提出设立国外领事馆、培养职业外交人才和践行夫人外交，刘坤一第一个提出向国外开放通商口岸等。
上述“势、争、变”的思想，是相互联系的。“势”是前提、基础，“争”是手段、途径，“变”是灵魂、生命，它们总体服务于维护和扩大中国国家利益。
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但相较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整体上仍处于弱势，因此，湖湘外交思想对当前中国外交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形势判断上要知己知彼。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周边形势发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周边国家主动邀请美国介入亚洲事务，以防范中国的崛起，这与美试图遏制、延缓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同时，国内要求外交强硬，甚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呼声也极为高涨。中国面临冲突与战争的几率增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准确评估国际权力现状及中国的地位，对于正确的外交决策就变得尤为重要。据国家统计局研究，美国是唯一的一类超级强国，中国综合国力排第5位，处于二类国家的中间位置。这一研究结果对于中国准确把握全球总体竞争态势和自身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并据此进行正确的外交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二，在核心利益上要敢于斗争。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这一问题上不但要进行外交斗争，还应包括必要的武力运用。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忧，担心运用武力将陷中国于孤立，不利于中国和平崛起。这种担忧实际上是多余的。只要是事关国家核心且正当利益，而且穷尽了一切外交手段，并且是适度地使用武力，就能够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因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来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再正当不过的事业。同时，这种担心也是有害的，因为如果国家核心且正当利益屡屡遭受侵犯，仍然一味死守“和平”原则，不仅无助于争端的解决，还会纵容侵略行为，进而陷入无休止的外交与安全困境。近些年来东海、南海问题的发展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在外交政策上要求变创新。虽然在综合国力上中国与美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同西方其他主要大国亦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毕竟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应与时俱进，作出相应调整，使其同自身国际地位相一致，以较好地实现自身利益。一是要平衡权力与责任。随着实力的提升，中国应相应地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实地讲，要有效减少周边国家拉美防中，就得给它们提供安全保障。同时，责任增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实力提升的过程。二是在国家核心且正当利益上不承诺“非和平”手段的运用，而且必须对有利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给予奖励，而对侵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予以惩罚，包括武力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