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手术台上，医生的手飞针走线，人们都以为镜头按下了快进键；另一台手术，9名医生，12个小时，31块纱布，22根血管缝线……结果，病人死了。
□病人死了，这部片子才刚刚开始。
-----------------------------------------------------
医院，有很多面孔。
对抗“非典”时，医生是守护人们生命的白衣战士；在“缝肛门”“八毛门”等事件中，医生又成了公报私仇的小人。
在电视剧里，医生总是帅气多金，穿着一尘不染的白大褂，妙手回春，悬壶济世，“老套又完美”。在新闻里，医生魔鬼般“吃病人不吐骨头”，开大处方，吃回扣。
医院的门24小时向每一个人敞开，但紧闭的手术室大门，晦涩的医学专业名词，各种“闲人免进”的禁区，又是横在人们和医院之间的一道墙。
医院这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人们离不开它、逃不掉它、却很少真正“打量”过它。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公共政策报道总监周全，想用一部“老老实实”的纪录片《人间世》，推倒这些“墙”，缝合医患之间的裂隙，用“不说谎”的镜头给医院拍张CT片。
这些坚固的“墙”也是医院想推倒的。上海几家医院的院长告诉周全，他们不需要电视台把医生拍成“在世华佗”的样子，只想让观众知道，医生不是无所不能，医学有局限性，医院也有“可为和不可为”。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冒险”的决定，最后竟成了这部纪录片成功的钥匙。
病人死了，这部片子才刚刚开始
“救命”是编导秦博给第一集片子起的名字。但他把更多的内容留给了“没有救回的命”。他选中的5个病例中，有3个病人在他的镜头下死亡。
手术台上，医生的手飞针走线，人们都以为镜头按下了快进键。另一台手术，9名医生，12个小时，31块纱布，22根血管缝线……结果，病人死了。
病人死了，这部片子才刚刚开始。
这3起悲剧几乎都是在令人窒息的紧张中开始的。救护车急促的警笛声、家属的哭喊声、医生报告各种生理指标的声音夹杂在一起，成为整集片子的背景音。有时因为情况危急，医生不得不在快速前进的转运床上，跨在病人身上做按压；也有病人来不及送进手术室，在病房里拉上帘子就直接做起了开胸手术。
尽管故事发生在上海综合排名第一的瑞金医院，尽管这里有最顶尖的医生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可这3次紧张的抢救最终还是在一阵死寂般地沉默中逐渐平息下来。
实际上，这3次抢救都曾让人看到过希望。海鲜中毒的24岁小伙子在血液透析后，生命体征曾一度恢复；32岁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在症状减轻后，也即将迎来手术；一个马凡综合征的病人刚刚被打开了大半个身体，成功把全身的主动脉换成了人工血管。可最终，这3个年轻的生命都在无法预测的时间点瞬间枯萎。
“我们付出感情最多的，往往是年轻人，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活过来。”在医生休息室，刚刚经历一场失败抢救的医生车在前侧过身，不愿面对镜头。“但是有时候，你没有选择。”
那个马凡综合征的患者去世后，他的主刀医生、瑞金医院副院长、心外科主任赵强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许久不肯出来。这台拼了16个小时、国内只有几个医生有能力挑战的手术成功了，但病人因为急性肾衰竭没能保住。这让赵强感到无奈，直到最后，他还是找不出病人肾衰竭的原因。
“面对失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避而不谈。因为失败的背后，似乎总会夹杂着医患双方的矛盾、纠纷、甚至是冲突。”编导秦博为纪录片中写下了这样的开场白。
有些时候，这些无奈是不会被人理解的。去年9月，几位病人家属一时接受不了病人心衰危急的结果，闯进了监护室，用手钳住了车在前的喉咙。
更让车在前难过的是，就连自己的父母也很难理解自己的工作。喜欢看法治报道的父母，有机会就拿那些“黑心医生”的例子告诫儿子，现在病人太苦了，医生态度又这么差，“你一定要对病人好一点”。
很多看过片子的观众感叹，最让他们感动的不是那些成功的案例，而是那些医生拼了命地抢救后，依旧要看着病人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的过程。
得到这些“丝毫没有表演感”“真实得可怕”的镜头并不简单。两年里，4个编导住进了上海的几家医院，成了与医生称兄道弟的“实习生”。他们的镜头一寸寸穿过手术室的铅门，伸进医生休息室，伸进ICU病房。
中国医务人员最不满意的不是医患关系，而是薪酬待遇
还有许多无奈是有形的镜头捕捉不到的。
在纪录片里，车在前的身份是医生，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
每个角色都有他需要承担的责任，可只要穿上白大褂，他就像一台找不到暂停键的机器，医生的那部分会不断放大，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生活空间。
这个年轻的大夫可以连续48个小时抢救病人，却在半年中抽不出一天时间来陪孩子。他可以把一个心脏停跳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却无法在家人生病时出现在他们身边。
“家庭生活已经被压缩得一塌糊涂，欠孩子太多。”每每提到家庭，车在前就会低下头，陷入沉默。
即使下班后，车在前也不能完全从工作状态中脱离出来。对他来说，这是“在轨道上运行多年带来的惯性”。有时在家里，后半夜某个科室打错了电话，挂掉电话后他还是睡不着，担心在电话那头等待的病人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上班时间你是医生，下班时间你还是医院的人，最起码你也是个备班的状态。”
车在前的一个同事回忆，有一年春节前，同事的父亲来上海探亲，因为儿子上班实在太忙没时间见面，他就挂了儿子的号。那位同事看到电脑提示父亲的名字，但没有就诊。事后父亲说，儿子太辛苦了，想让他休息两分钟。
除了无法顾及家庭，每天面对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病人，车在前也很难顾及自己。因为抢救需要长期站立、弓背，他落下了严重的腰椎病。
在一次给病人打麻药时，他刚弯下腰就直不起来了。这让他感到担心，如此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倒下？
中山医院的王一鸣医生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不同的是，他甚至不能把孩子留在身边：因为妻子也是医生，他只能把7岁的女儿送到乡下父母家寄养。
这个名牌医学院毕业、已在全国排名第二的普外科做到主治医师的大夫态度坚决：“女儿要是学医就打断她的腿。”
在王一鸣眼里，自己的职业曾经外表光鲜、受人尊敬，可现在已经变得“不再好了”。这个喜欢踢球、爱玩吉他的年轻人，如今的生活几乎都是在门诊、病房或者手术室里度过——每天6点起床，到医院后先去病房查房，然后就要在门诊面对上百个病人，“整整一天，连上厕所时也会被病人跟着”。
一台手术最少要三四个小时，经常从早上上班开始，一直到晚上七八点。他还记得，“在手术台上大显身手”曾是他在医学院时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却变成了“能不能少安排几台手术”的抱怨。
压力不仅笼罩在医院，因为有科研任务，王一鸣家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他和妻子两人都耷拉着脑袋回家后，交流着各自医院里发生的事，然后分别打开电脑，开始查文献、写论文。
这种高强度、高壁垒的工作也正在给王一鸣的生活围起一道墙。他发现，当医生后，自己的朋友圈子正变得越来越小。每次同学聚会，曾是尖子生的他显得和别人格格不入。
同为宁波一所著名高中的毕业生，很多同学都进入了证券业、银行业，成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话题都是股票和各种高端的生活方式。他只能和几个做医生的同学围在一起“吐槽”：有人值班太频繁，有人又被病人无端投诉，有人写不好论文……
最现实的无奈是付出和回报的落差。虽然每个月一万七八的收入在上海已经是中高水平，但这个在国内顶尖医院顶尖科室的外科大夫，依旧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8年的医学院学习，再加上3年的规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我们付出了比其他职业更高的教育成本和时间成本。”王一鸣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我们还要长期超负荷工作，承担着高风险，这样的收入真的体面吗？”
事实上，不仅是王一鸣，我国超过八成医务人员都认为自己的付出与薪酬不匹配。前不久，《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中国医务人员最不满意的不是医患关系，而是薪酬待遇。在中国，卫生行业人员收入水平仅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8%。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据是300%~500%。
许多医生选择了离开。就在这部纪录片拍摄期间，几个和车在前一起上过镜的同事中，已经有两个从瑞金医院出走。
“在实习的时候看到病人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可现在每天面对上百个各种各样的患者，“有时也会很烦”
王一鸣也想过离开，但自己上的这条船已经开到了河中央，他不知道“跳下去会不会淹死”。
对他来说，身边有太多无力改变的现实，他能做的只有尽量不去考虑这些，然后“把每天该做的事做完”。
他抱怨自己的收入不够体面，但他也理解，其实“医院拿不出更多的钱”。
医院的门诊大厅总是拥挤不堪，排起长队的人挥舞着大把的钞票等待交钱。不少人都会觉得，如此“吸金”的医院一定“很有钱”。可他们并不知道，医疗发票上的每一项收费金额，都不是医院定下的。实际上，我国现行的医疗服务定价很低，医院最终拿到的利润也十分有限。
在三甲医院，人们用一包低档香烟的价钱，就可以去就诊一位有着20多年从医经验的主任医师。经常为病人做胆管手术的王一鸣，站在手术台前三四个小时换来的，不过是工资卡里的几十元。在瑞金医院，那台让赵强这个国内顶级心外科专家拼了16个小时的手术，也只给他带来了几百元的回报。
王一鸣坦言，选择留下来，最大的动力不是“救死扶伤”的信仰，而是因为“美好生活”的希望还在。“等我熬成了名医，就会有人请我出去会诊，那才是我应有的回报。”
除了收入，王一鸣也清楚，自己常常抱怨的工作强度短期内也很难改变。
无论在哪个时间点走进中山医院的急诊室，人们都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走道两侧，躺在简易病床上的病人正在输液；大厅的地板上也摆满了病床，因为缺少床位，有的病人干脆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呼哧呼哧地吸氧。
这些患者里有人正面临着生命危险，也有人只是划破了手指。可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主任医师在为病人检查手指时，却错过了救活另一个人的最佳时间。
“一些完全可以在下级医院处理的病人也会来这里看病，我们也不能拒诊。”王一鸣抱怨，这不仅给医生增加工作量，也浪费了优质的医疗资源。
更让王一鸣寒心的是，他们会经常接到一些其他医院送过来的“棘手”病人。因为害怕承担风险，很多医院有能力挑战、可以尝试治疗的病人也被推到这家“大医院”的门口，“有时发烧超过39摄氏度的病人都会送来”。
在王一鸣眼中，还有很多本不该由自己承担的压力，现在越来越多地压在他的肩上。
有些外地的病人从几千公里外的地方来到上海，在医院附近租一间没有窗户、只能摆下一张床的地下室，每天天不亮就到医院排队挂号。有些人为了见专家一面，甚至会咬着牙从黄牛那里买来上千元一张的诊号。
车在前所在的重症监护室，也曾收治过坐着救护车从云南一路送到上海的患者。
可这些患者费尽力气走进医生的诊室后，却发现对面坐着的医生头也不抬，简单问几句就开了一大堆化验单，再多问医生就会不耐烦。几个月的准备换来的，可能是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病人会把这些成本都算到医生头上，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多钱来看病，不应该买到这样的服务。”王一鸣很无奈，“如果这是个交易，我拿到的，只有5元挂号费里的1元。”
噪杂的环境、高强度的工作也会让王一鸣失去耐心。他直言，自己“在实习的时候看到病人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可现在每天面对上百个各种各样的患者，“有时也会很烦”。
“医院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的标本，这里发生的不只有医患矛盾。”拍完这部纪录片后，曾经对医院不甚了解的周全发现，医院早就超出了它“治病救人”的含义，“在这里你能看到最复杂的人间世态”。
一个危重的患者急需救治，家属却在如何报销上纠结，然后把问题抛给医生；有些垂死的病人送进医院，家属要求医生必须把人救活，原因是家里的人数涉及到拆迁款；有些家属在手术知情书上迟迟不肯签字，他们等待着病床上老人的大笔遗产。
“这些事情我都要考虑。”王一鸣摇摇头，他希望“有一天能够纯纯粹粹地看病”。
“家属和医生的共同敌人是疾病，不是彼此。”
虽然有时会烦躁，但更多时候，王一鸣能理解病人和守在他们床前的亲属，“他们是最无助的人。”
编导拍下的画面里，有每天都哭肿眼睛的母亲，有蹲在地上捶自己脑袋的父亲。他们把所有的希望托付给医院，却又要面对瞬息万变的病情。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无助，他们才会变得脆弱、敏感，甚至暴躁。
当医生告诉一位母亲，她的儿子患的是恶性肿瘤时，这位母亲几乎晕倒在地。可转过身，她还要含着泪水笑着鼓励躺在病床上的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血管爆掉，血一下喷出来”“肾脏要拿掉”的风险提示下，母亲和她的丈夫在孩子的手术知情书上艰难地签了字。可在孩子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后，他们看不到孩子，等来的却是一张又一张的通知书：病危通知书、献血通知书、化疗通知书。
“你们这样搞，孩子进去后还能出来吗？”听到医生解释通知书上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时，孩子的母亲放下笔，带着哭腔反问医生。
他们不知道，医院的另一头，几个科室的主任正聚在一起，商量孩子的治疗方案。孩子病情每个小时都在变化，每张通知书上的签字都是下一步治疗的前提，每耽误一秒就多一分凶险。
可家属听不懂医生嘴里时不时蹦出的专业名词，他们“抓到”的医生因为科室不同，解释也都不一样。最初的信任开始变成怀疑，不爱说话的父亲抱怨，为了救孩子的命，只能签下这些“霸王条款”。
“早上的方案和下午的就不一样了，他们像瞎子一样摸索。”对着摄像机，刚刚劝自己女儿签下手术知情书的外婆也不再淡定。
每当医生和家属坐到那张签通知书的桌子前时，再坚实的信任也会受到挑战。医生把最坏的可能毫不掩饰地摆在桌面上，像是宣读一份免责声明；家属则无法理解，既然到了医院，怎么又忽然多出了这么多风险？
在两年的拍摄中，很多医生告诉秦博，自己最痛苦的时候不是手术到深夜，也不是坐门诊忙到没空吃饭，而是被选中与家属术前沟通，“那会儿的表情就像吃了黄连。”
幸运的是，这个重症监护室里的孩子最终转危为安，几个家属一拥而上，大哭着抚摸孩子的小手、额头、脚踝，尽情宣泄着那么多天来的委屈和担心。
连续忙了几天的医生也站在一旁，脸上挂着笑容。“家属焦急的心情我们很能理解，但我希望家属信任我们，我们同样想救回孩子的命。”这位大夫对着镜头说，“家属和医生的共同敌人是疾病，不是彼此。”
不是每个故事都有这样的结局，在那次纪录片开拍前的协调会上，秦博听说了一件在上海医疗界流传很久的故事。
上海某三甲医院一个业务优秀、很有前途的年轻外科医生，在一次肿瘤切除手术中留下了瑕疵。家属无法接受手术结果，就开始告医院、告医生。经历这件事后，这个医生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再也拿不起手术刀。后来医院把他调到了门诊，病人家属还是经常到医院门前拉横幅。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的大夫从医院楼顶跳下，用这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纠纷。
即使到今天，提起这件事，车在前和他的同事也会摇摇头、摊摊手，留下一个苦笑。
在瑞金、中山这样的大型医院，医生还能倾尽全力为病人去搏一搏。很多病人都在外院被判了“死刑”，家属明白，送到这里，其实是在赌最后一个机会。
可对于更多的地方医院来说，每一个病人都可能是颗“定时炸弹”。王一鸣身边几个来进修的外地医生总向他抱怨，在他们医院，医患关系是他们最大的顾虑。为了减少风险，很多医生都采取“防御性治疗”——稳妥比疗效更重要。
“太真实了”“这才是医生，兄弟”
经常在外地交流的上海市卫计委宣传处处长王彤也会听到当地医生对“大环境”的抱怨，可在他看来，医生不能只要求患者去理解自己，也应该多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医生要是没有仁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在王彤眼中，不管是设防的治疗方案，还是冷漠的态度，医生都需要反省。
纪录片里，为了救那个海鲜中毒的患者，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亲自给血站打电话“求血”。这个头发花白，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大夫对着电话哀求：“兄弟，再给两个单位吧，24岁啊，才24岁啊！”
片子播出后，这个桥段在网上被网友不断提起，“太真实了”“这才是医生，兄弟”。
如今这部纪录片火了。这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事实上，纪录片开拍前，上海市卫计委把上海22家医院的院长、党委书记和纪录片团队召集在一起，开协调会。
王彤和周全是有些顾虑的，因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医院会不会保持着对媒体的警觉，只想把这次拍摄工作当作卫计委的任务来配合？有些医院不理解为什么要拍摄失败的案例，担心纪录片会把自身的“问题”暴露太多？
除了疾病，毛恩强也会目睹病人遭遇各式各样的压力。有时碰到没钱看病的患者，他就会愁得在办公室走来走去。
毛恩强曾遇到过一位70多岁的病人，老人昏迷不醒，需要一种新药治疗，但是药费需要几十万元。老人的儿子在短暂的纠结后，决定卖自己的房子。
就在儿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毛恩强拉住了他，说自己再想想办法。毛恩强最终给老人用了另外一种便宜的药物，但是他告诉患者的儿子这是最好的治疗。他知道，那个昂贵的治疗方案或许能延缓老人几天生命，但它会让一个在上海打拼多年的年轻人一夜返贫。
作家六六也在医院“潜伏”过，她曾在手术室看到医生一针一线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因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
六六问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医生轻描淡写地回答自己是为了练手艺，“艺不压身”。与医生熟悉以后，她才知道那个患者来自福建山区农村，年收入都负担不起手术费。一小块脑膜贴要800多元，医生想替他“能省就省点”。
“现代医学更讲究人文，讲究人对情感的需求，对现实的关照。医疗设备是冷的，但我们的服务是有温度的。”王彤希望这个片子能告诉医生，“一个冷漠的医生如何让病人信任？”
纪录片拍了几十位医生，在手术台上，或者在显微镜旁，他们都是严肃的，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可很多医生只要面对躺在病床上的患者时，他们就会露出笑容，肢体语言也会多起来。
在瑞金医院，赵强是个有名的暴脾气。他可以在会上毫不客气地批评一个主任医师的手术方案是“胡闹”，也会为一台没放在正确位置上的仪器对着值班护士长“发疯”。
秦博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样的细节：手术后赵强洗手时发现洗手池里有一个针头，他就把护士叫过来，质问她这违反了哪条规定，然后让她在第二天的早会上把这个事情“说一下”。
纪录片也拍下了赵强对待病人的态度。一次去查房时，这个对医生毫不留情面的院长看到病人后，第一件事就是握住病人的手，然后对病人说：“今天感觉怎么样？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对于不少医生来说，终日忙碌的他们很少有时间考虑“救命”之外的事情。
王一鸣已经记不起自己在医学院时是否接受过医学人文的教育，他只记得那时大家对一个好医生的定义是：能精准地把病灶摘除，成为医院里的“一把刀”。
纪录片里一位在临终关怀医院工作的医生告诉编导，刚接触这个工作时，他觉得自己“这个医生白当了”。他想不明白和一群不需要治疗的老人打交道，自己作为医生的价值又在哪里？
后来，他慢慢理解，“有时候，放手比下手更难、更重要。”现在，他十分肯定，自己的工作比起在重症监护室里给骨瘦如柴的老人插上各种管子，要有意义得多。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编导秦博把这句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写进了纪录片的旁白。
秦博曾被医生拉进过一些微信群，平时医生们都在这里交流专业问题、抱怨工作压力，声讨一桩又一桩的伤医事件。这些被不满情绪包围的医生，似乎已经失去了感动的能力。
纪录片里，在赵强医生主刀的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中，当他把主动脉缝合好后，白色的心脏开始慢慢变红，然后重新跳动。秦博清楚地记得，微信群里很多人说，看到这一幕，他们哭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