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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继续保持干一番大事的抱负。你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就是想有所建树、有所成就、有所贡献。这是你们当年的抱负，是你们的初心……”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在国科大2016年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上，对1万多名毕业硕士生、博士生提出了希望。
众所周知，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未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提出之后，如何培养出顶尖科技人才，已经成为科技界、教育界等都关心的大事。
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国家发展已经进入“十三五”，而在“十三五规划”中，人才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并置于极高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上也提出：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豪的。但是，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对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部以及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探讨什么是适合我国高精尖人才的培养之路。
“科教融合”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
有人说，人才的培养不就是教书育人那点儿事吗？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是顶尖的科技人才的培养，绝不是办几所学校传授知识那么简单。
金庸作品《射雕英雄传》中曾有这样的情节：郭靖带着受伤的黄蓉寻求瑛姑的帮助。瑛姑却先考了黄蓉一道算术题：“将一至九这九个数字排成三列，不论纵横斜角，每三字相加都是十五，如何排法？”黄蓉虽然只有十几岁，却自幼受父亲黄老邪教导，当下诵出歌诀，并在沙上画了一个九宫之图。瑛姑看后面如死灰，叹道：“只道这是我独创的秘法，原来早有歌诀传世。”
这段情节告诉人们，做研究如果没有名师指点，如果不了解该领域最前沿的进展是什么，再努力也不一定能领先。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拼命努力，但问题的关键是：未来是什么？
所谓顶尖人才，不一定全部能够创造未来，但至少应该明晰所研究领域最前沿的东西是什么、知道未来方向的人。
“发挥高水平科学家的优势，在高水平科研实践中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是世界通行的优秀人才培养模式。”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王颖教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王颖介绍说，美国的洛克菲勒大学是诺贝尔奖产出率最高的大学，已经有23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20位科学家获得美国的最高科学奖拉斯科奖。而钱学森先生学习和任教的加州理工学院，有31名毕业生获诺贝尔奖。这两所大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身的科研水平极高，而正是高水平的科研带动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洛克菲勒大学甚至直接把“Learning science by doing science”（在科学工作中学习科学）奉为教育理念。
丁仲礼院士曾经对媒体直言，最顶尖人才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的。我们缺少站在学科最前沿的大师，缺少巨人，没法让年轻人站在他的肩膀上往前走。“我现在没有巨人，但是我有高个儿。高个儿培养出来的学生比你更高，慢慢地就会变成巨人。作为校长，你能不能把最优质的教学资源组织起来提供给学生，你能不能真正把学生培养放在第一位，这很关键”。
不把大科研装置用于人才培养就是浪费
曾几何时，中国的优秀人才尤其是理工科优秀人才会纷纷到国外留学，甚至留在了国外。究其原因，科研环境特别是科研条件不理想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国科大博士生导师王贻芳院士说，30年前，国内大学在实验条件、师资团队、项目创新上都与国际差一大截，大部分学生都会出国深造。但是现在，参与到高能所大亚湾项目的国科大研究生，90%以上都选择不出国，而是继续留在国内的实验室。
“全国75%以上的大科学装置都在中国科学院。”王颖说，“如果不把这些大科研装置用于人才培养就是浪费。”
中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古继宝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只有使用最先进的科研装备，才能让研究生走到科学最前沿去。”
据古继宝介绍，由于研究生培养采取科教融合模式，2013年，位于安徽合肥的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生的教育归口中科大；2014年，中科院沈阳金属所的研究生教育也归口中科大。“科教融合的结果是，原来中科大有两个国家实验室，现在增加了沈阳材料（联合）国家实验室以及托卡马克核聚变国家实验室，中科大就有了4个国家实验室，全部对学生开放。”古继宝说。
不过，并不是有了前沿的科研项目，有了先进的科研装置，高质量的科技人才就能培养出来。前几年我们就听到过“科技民工”的说法，一些导师成了“老板”，学生成了“研究助手”，虽然也在实验室，但是基本就是个打杂的，这种异化了的“科教结合”，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创新能力仍然不够，“中看不中用”。
真正培养高质量科技人才的模式，是让学生成为科研项目的真正参与者，当然最好能啃到“国家级的硬骨头”。
2015年年初，中科院物理所实验团队成功在TaAs晶体中发现了一类特殊的电子，外尔费米子终于第一次展现在科学家面前。英国物理学会主办的《物理世界》（Physics World）公布“2015年十大突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团队的“外尔费米子研究”入选，国科大2012级研究生吕佰晴就参与其中。
“我所在的实验室有很多核心设备，比如，上海光源建设的‘梦之线’ARPES实验站，实验条件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吕佰晴介绍。吕佰晴201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同年保送至中科院物理所硕博连读，他所在的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有十几个重点实验室。
“拼命三郎”精神是人才培养中缺少的
有了好的科研环境并不意味着一个高水平的科研人才自然就能培养出来。
一个月前，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王欣然获取了国科大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院士，有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王欣然说，即便这样，他刚读博的时候也“对科研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热情高涨可是抓不到着力点，久而久之难免急功近利，遇到困难又容易自暴自弃”。
当时导师告诉他一句话：但凡郁闷的时候，排除一切杂念，就闷头做实验看文献。
这句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话，却支撑王欣然在读博士期间完成了“8篇论文被SCI收录”的成绩。
“现在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在回答媒体提问时，会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成功凭借的是运气，避而不谈苦干，这种回答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一次对我国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行前培训会上这样说。
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回忆，自己大学毕业时，被丁肇中先生选中赴欧参加L3组的实验长达11年。在那里，他一年发表3篇论文，并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出色成绩的背后，是国际实验室里400多人的无情竞争。“没有人管你，很多工作，都是你想到了，别人也想到了，大家就各做各的。谁做得快，最后结果就用谁的，做得慢就是白做。”王贻芳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段日子，他几乎每天早上9时到实验室，晚上12时左右离开，周六不休息，周日有时出去半天。
不少业内专家认为，这种“拼命三郎”精神正是我国科技人才培养中缺少的。
今年2月11日，国科大博士研究生王童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发表文章。这篇文章提到首次分离出了花粉管识别雌性吸引信号的受体蛋白复合体，揭示了信号识别和激活的分子机制，更是为克服近缘杂交育种中杂交不亲和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这个成果就是王童“抢”出来的。
之前，日本课题组在该领域一直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是在花粉管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受体来感知雌配子的吸引信号，一直是个难题。世界各国都在尝试寻找与钥匙相匹配的锁。王童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杨维才研究组也在进行这项研究。于是，这个课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王童的实验课题。
实验过程中，王童进行了一系列的生化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发现了与钥匙匹配的那把“锁”。2016年1月，他的文章为Nature编辑所接收，2月被在线发布。而仅两个月后，日本课题组也在Nature发了文。
王童指出，实验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足以耽误这两个月的领先优势。之所以他们能“抢”在日本前面，除了有完美的团队合作，课题组成员即便是周六周日也都会到实验室赶进度。
科研人才不能与社会脱离
很多人说中国的科学研究基本都在“跟跑”：“大量的时间论证的是方饭盒为什么是方的，研究是没有目标的。”这是我国在科研及高水平科研人才培养中存在一个现象：人才的培养过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这严重影响了科技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
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王颖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国家设定的培养目标来看，研究生毕业后就是要到科教单位中工作，目前中科院培养的博士毕业生这个比例大概为70%左右。
为什么我们的很多研究都是追踪性的，缺少原创性和基础性的？
“我们的很多研究人员是‘从校门到校门’。”王颖说，而科学研究是要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很多研究所的设置都是按学科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就没有考虑到科研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应该按照功能和领域划分，比如可以分为“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开发”等。
“我们国家研究生培养，从数字上看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人才仍然欠缺。”王颖说。
从根本上说，真正能用得上的有较高水准的人才仍是欠缺的。“所以，今后的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工科毕业的研究生80%应该走进工业界，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上去。”王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