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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回合的较量后，尹军花的左手不住地挥舞，有个声音告诉她：“你的右手将被裁判举起，中国在奥运会上的首枚女子拳击金牌即将产生”，可所有的悬念铺陈完毕后，广播里却传来了对手法国姑娘莫斯的名字。
银牌，对尹军花而言也是另一种“悲剧”。
当地时间8月19日上午，里约奥运会女子拳击60公斤级决赛结果宣布后，中国选手尹军花向拳台红角的方向跪下磕了个头，教练杨晓强站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心里五味杂陈。
“我并不知道分数，我一直以为自己赢着，后来知道其实分数是打平了，微弱的差距可能是裁判对于我们两人表现判的印象分吧，没拿到这块金牌太遗憾了。”尹军花重复着此行的目的——“为中国女子拳击实现奥运会金牌梦”“扛起中国女子拳击的大旗”，因此，经历了两届奥运会，中国女子拳击的首枚金牌尚未到来，这让她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的念头，在碰到中国面孔时就瞬间崩塌，尽管截至尹军花的这场决赛，两届奥运会的女子拳击冠军仅有4位，同样数量的银牌得主中，中国姑娘已经占了两席。
当奥运会移除最后一块神秘地
另一个为中国女子拳击取得奥运会银牌的是老将任灿灿，她在伦敦奥运会上不敌英国选手尼古拉·亚当斯，可当命运给她一次改写历史的机会时，她仍没有抓住——在尹军花冲击金牌前一天，任灿灿在51公斤级的半决赛中以0∶3再次负于亚当斯，最终拿到了1枚铜牌。
两人的对决，在米歇尔·阿魄罗的记忆中，依然停留在4年前。在2012年之前，百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女子拳击一直不是正式比赛项目，当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出现在伦敦奥运会，且由英国女拳手摘得历史首金时，这个当年因“在英国女子打拳击算违法”而背井离乡的著名女拳王“非常情绪化”，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说，拳击是最后一项奥运会允许女性参加的项目，这是所有女拳手等待多年的结果，“从我练拳的时候没有执照，我退役多年后，女性竟然可以代表国家去争夺奥运会金牌，说实话，这是我有生之年不敢想的事情，尤其这次回归是在我的家乡伦敦。”
尽管握有7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当今国际拳击界享有盛誉，但上世纪80年代初，16岁的米歇尔开始练习拳击时，英国对女拳手的态度十分苛刻，不仅女子打拳算违法，如果有教练训练女拳手也将被吊销执照。她不得不辗转到对女拳手态度开放的荷兰和德国，在职业拳击体系下打出名堂。
而亚当斯则没那么幸运，她的拳击生涯因同样的社会背景受到不少质疑与歧视，为坚持训练，她曾做过多份工作，甚至客串过肥皂剧里的角色，直到被写进奥运会历史的一刻才真正圆梦。
“奥运会创办至今，一直都伴随着女性对平等权利的斗争。”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马雷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介绍，从1900年，6名女子网球运动员和6名高尔夫女球手“混”入巴黎奥运会，和男性一起参加比赛，这种“斗争”就已经开始，此后的两届奥运会，陆续有女性出现在极少数项目上与男性一同参赛。可顾拜旦主导的国际奥委会始终拒绝女性参与奥运会的请求，这在1917年，遭到阿里斯·朱丽叶特的公开挑战，这个法国女性成立了法国妇女体育联合会，并于1922年在巴黎举办了“第一届女子奥运会”，后改名为“世界妇女运动会”，这使得国际奥委会十分尴尬。而当时正值女权主义从政治逐渐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领域渗透的关键时期，因此，让女性获得平等的体育权也在1924年有了突破，“国际奥委会被迫作出决议，承认女性在奥运会上的合法地位，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马雷军表示，可女性在奥运会参与程度的变迁显然十分漫长，因此，伦敦奥运会女子拳击项目的出现才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
但米歇尔认为，虽然女子拳击已经不再是奥运会的最后一块神秘地，但只有3个重量级的设置相对于有10个重量级的男子拳击而言，“就像给你点东西让你闭嘴，想参加比赛的女孩，必须去适应那3个重量级中的一个，要么饿得很瘦，要么练得很壮，这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她希望能在奥运会上给女拳手分出更多的级别，“这样才能看清女子拳击真正的潜质，即便这已经不是我的时代，但我很愿意看到更多的女孩站在拳台上。”
如果奥运会的大门在10年前敞开，米歇尔一定会再披战袍，“因为我从未为我的祖国而战，奥运会是让大众对女子拳击有更深刻认识的平台，它能让更多的女孩知道去做你想做的，别害怕非议，如果我当初听从那些劝我离开的人，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7年，一份由西南大学和莱斯大学的研究表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榜样的影响，因为吸引男性更多的是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而打动女性的则是运动员的专业性和品格。”
奥运会是女性权益的推动器还是遮羞布
除了女子拳击的加入，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之所以被国际社会称为“性别圆满”的奥运会，马雷军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未派女性运动员出席北京奥运会的沙特、文莱和卡塔尔，派女运动员参加了伦敦奥运会，这让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代表队中都包含女性运动员。
而在里约奥运会上，比“女性参赛”更令人振奋的是一些国家女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突破。在中国观众为举重女子69公斤级冠军向艳梅欢庆时，戴着头巾、身穿长袖的埃及姑娘萨拉·艾哈迈德·萨米尔，因为1枚铜牌开创了两个历史——阿拉伯世界的女子运动员首次夺得奥运会举重项目的奖牌，埃及历史上首位站上奥运会领奖台的女性运动员。埃及青年与运动部部长哈利德认为，这个18岁的姑娘对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所有埃及运动员有巨大激励。
承担田径项目的阿维兰热体育场，女子百米预赛的跑道上同样诞生着历史。
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卡里曼成为沙特阿拉伯史上首位参加100米跑的女性。可在伦敦奥运会前，沙特一直禁止女性参加奥运会。
“奥运会有时显得比生活更宽容，因为举世瞩目下，很多国家会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作出改变和妥协。”马雷军表示，如沙特本不打算派女选手参加伦敦奥运会，但在卡塔尔和文莱先后表示将首次遣出女性参赛后，沙特就成了唯一没有女运动员的国家，于是才有了伦敦奥运会上参加柔道和800米赛跑的两名女运动员，但马雷军补充道，“这两名运动员除了穿着必须‘符合教法’，还需由一名男性监护人陪同，比赛期间不得与其他男子站在一起。”这次突破不仅沙特国内主要媒体未予“关注”外，两位姑娘还受到民众的谩骂和非议。
和4年前相比，沙特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派出4名女选手参赛，海湾议题研究所学者艾哈迈德却担心，出战里约奥运会的4名沙特女运动员，反而将掩盖沙特国内女性“无缘”体育的现状。
“从性别文化中就能窥见，女性几乎没有大汗淋漓穿着背心打场球的机会，咖啡馆和体育馆都对她们关起了门，女性的定位就是在家相夫教子。”马雷军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引用一则2014年6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25岁的伊朗女性龚琦·加瓦米在德黑兰自由体育场外，要求入场观看一场伊朗对阵意大利的男子排球比赛时，被警方逮捕，并被判一年监禁。“因为按照伊朗的规定，女性是不能到运动场观看比赛的，后来在舆论压力下，2015年6月，伊朗政府不得不对反对人士和国际体育比赛组委会作出让步，容许队员的女家属观看比赛，但目前，还仅仅局限于女家属，其他的女性还是不能到体育场观看比赛的。”马雷军表示，从公共资源对女性的开放程度便可推测，“部分阿拉伯国家女性日常能获得的体育资源更加有限”。
奥运会的“功利性”是把双刃剑
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前，NBC曾报道美国代表团将派出292名女性运动员参赛，创下单届奥运会一国派出女运动员参赛数量之最。包括中国、澳大利亚等代表团也在女性运动员人数上占有优势，如出战里约奥运会的415名中国运动员中，女性占256人，而男性为160人。
但马雷军认为，女性运动员占比高并不代表女性运动权利的平等，“奥运会始终有金牌利益的驱动性，功利视角下，参赛比例仅仅是一个参数而已。”他表示，更值得参考的是全民体育的开展程度成绩转化为体育价值上，女性的占比和结果如何，“如运动员就业、待遇、领导岗位和一线教练的占比”。他把奥运会视作各个国家女性地位的放大镜，“但如果功利性色彩较浓，就很难体现真正的水平，我更希望它成为推动女性发展的一个平台。”
即便有众多现实案例证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不少国家和地区，仅仅在奥运会的女性运动权益上“做表面功夫”，但奥运会对这些国家逐步开放女性运动权益的进程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这样的改变同样来自其希望展现与固有观念相反表现的“功利性”，“奥运会是促进各国共同进步的平台，国际奥委会也在这方面有很多促进措施，虽然这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女性运动的发展，毕竟参加者与受益者并不是一个概念，但要让更多的女性参与运动，也离不开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继续‘施压’，希望国际社会能作出更多的努力，因为想靠这些国家自己主动去改变，前景并不乐观。”马雷军希望，看似性别平等的奥运会，能将这种平等真正折射到全民运动中，“这样的比例才是我们想要的”。
米歇尔现居上海，在经营一家拳击俱乐部的同时，也是一个退役拳手的组织CODA大中华区的首席代表。在她看来，大部分女性拳手退役之后没有再从事和拳击相关的事业，但吸引更多的女性参与拳击训练，就需要更多的女性教练，“原来很著名的女拳手退役后，同样不为人所知”。
“市场是残酷的，但某种程度上，比具有一定指派性的奥运会平台，更能体现女性运动的诉求和权利。”马雷军的观点得到米歇尔的认同，她表示，在通过奥运会掀起对女性运动的关注外，基层建设更加重要，她以自己拳馆中女性爱好者的数据表明，中国女性拳击市场在不断增长，“2014年，女性占15％，现在已经达到35％。”
尹军花在赛后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自己退役后也许会从事职业拳击，但现阶段，她依然希望为国家的奥运梦想而战，“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最高的领奖台”，这一点，她说得非常肯定。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