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大学时,天南地北的同窗聚到一块儿,滔滔不绝侃起家乡的风物,回忆细致到当地主妇烹饪一盘鸡肉的调料配比。而总有几个拒绝赞美的人沉默在一旁,比如我,脑海里浩荡奔涌过的是对家乡的批判之词。失望感自小即有,我痛惜南方小城一天天抛弃了本初的历史底蕴,甘被毫无特色的“现代包装盒”淹没。
嗅不到专属气味的家乡,又如何勾起我怀念、定居的意愿呢?这般略显冷酷的态度,到了奈保尔那支犀利、直率的笔下,就演变成了一种更加刺骨的社会性审视。
“‘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一触到码头,船舷一抵上橡胶减震垫,对特立尼达原有的恐惧便又涌上我的心头。我不想留在这里。”游记《重访加勒比》中,奈保尔以此句开启“特立尼达”一章,我仿佛看见一位敏感而多情的电影主人公,哪怕盛名在外,也无一丝衣锦还乡的喜气。近乡情更怯,童年的阴云幽幽爬进他的眼睛。
“我从来都不想在特立尼达生活。”可家乡一直活在他的笔尖,比如早期小说《米格尔街》。半个世纪前,奈保尔拿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提供的奖学金,登上西班牙移民船重回加勒比地区访问、进行非虚构写作。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旅行”,奈保尔开始书写近似“返乡日记”的游记。感觉到出发前奈保尔很头疼,他认为西印度群岛的历史是“徒劳无功”的,“历史是围绕成就和创造而建构的,而西印度群岛却毫无创造可言”。
奈保尔降生于加勒比海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大家庭。是啊,他的确不曾依恋加勒比海。上四年级时,奈保尔便在《拉丁语入门》的书后环衬上写下豪言壮语,发誓五年内一定会离开酷热难耐、玩世不恭的家乡。
浪迹天涯的作家常被人赋予“浮萍”一般的想象,但奈保尔显然不是被逐弃之人。他和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公民一样上进,努力离开热带,去英国社会打下一片天地。因成绩优异,奈保尔赴英国牛津大学修习英国文学。到“帝国中心”居住几年了,午夜时分,奈保尔竟然还会被一种关于“回家”的噩梦惊醒。
奈保尔成为记者和作家,真是老天爷赏饭吃,《重访加勒比》无处不体现他充沛的表达欲和尖锐的观察力。在特立尼达,还有英属圭亚那、苏里南、马提尼克和牙买加,奈保尔疯狂搜集着每一段际遇的细节,然后解码、拆分、重组,最终投射到对整个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上,琐碎间自有锋芒。
特立尼达较他背井离乡时繁华很多,但难以掩饰内在的空洞。特立尼达人对夸大其词的外国广告牌虔诚膜拜,在电影院里反复播放打打斗斗的好莱坞片,在报纸上没有理由地宣传美国的“完美文化”……“现代性在特立尼达就成了一个缺乏自信、没有自己品位或格调、急于接受指导的民族极度敏感的问题。”奈保尔不留情面地指出,家乡人一直活在“借来的文化”里,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截然分开,传播者为迎合而模仿,“特立尼达人最开心莫过于看到美国白人游客在夜总会为他们的文化鼓掌欢呼”。纵然奴隶的历史已经远去,但不够独立、不够真诚的社会风气让人们迷失于“我是谁”之问,价值观割裂,种族问题仍旧充斥着剧烈的偏见和异化感。
这位后殖民时代的边缘身份作家一步步“冷血”解析故土,让我不由一遍遍回想沉浮于发展洪流的家乡小城。抛弃原味,“借来”繁荣,终究是一场虚无之旅。
沉重之余,奈保尔也会点染几分亮色。例如他曾经讨厌西印度的地域代表物——甘蔗田,不曾料想当再回首时,意外重拾了美感,不吝啬华丽的修辞:“你可以俯视覆盖着一望无际的高大甘蔗的山坡:钢蓝色羽穗在灰绿色地毯上飞舞,呈灰绿色是因为每一条长长的叶片向后弯曲,露出浅色的反面”。还有童话般的可可树林、光影变幻的椰树园、玻璃般的海水、夕阳里的山羊和秃鹫……
奈保尔满心遗憾,哪怕眼前天赐的自然景致,都无有心人去观察和记录,本土画家都怠惰了,转身迎合外来游客而绘画,“特立尼达一步就从原始风格跨进了现代主义”。你看,声称从来都不想在家乡生活的奈保尔,记录却比任何一个家乡人都详尽、透彻。
人与土地的关系,即是“家乡”二字的核心要义。有的人心境始终包容,爱恋这片天地,并早早找到了安放灵魂的位置。有的人恐怕永远做不到,生下来便向往着未知的路途,不满于故土滞后、悲哀的爬行,从而给外人落下一个不爱家乡的冷面印象。可是从来都不想在家乡生活的人,心中何尝无爱呢?只不过爱得清冽,爱到悲悯,命运车辙无情已定,他们徒叹理想的故园已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