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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透露，普惠金融是9月4日、5日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的重要议题。作为G20峰会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在普惠金融方面做了3个文件，将提交会议讨论，通过后，将为今后一段时间G20国家乃至全世界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指引。
据介绍，这3个文件分别是《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下简称《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其中《高级原则》由G20框架下的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负责起草，得到了G20成员、非G20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与金融业界、私人部门、学术界的大力支持。易纲表示，讨论通过后，“《高级原则》将成为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的高级别指引性文件，将成为普惠金融领域国际顶层设计的关键一环”。
易纲说：“作为G20的一员，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经验以及中国重点关注的内容在起草过程中也被《高级原则》吸收采纳。”《高级原则》包括8项原则，66条行动建议，将提交G20峰会讨论通过。
“普惠金融这个概念是联合国在2005年正式提出的。”易纲说，普惠金融是以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广大民众，让弱势群体享受到金融服务。
易纲指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是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尺，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普惠金融创新提供科学依据。”
易纲表示，在规范发展数字金融和支持普惠金融创新方面，中国这些年取得了明显进展，特别是数字金融在中国发展比较快。“数字金融有较强的普惠性，这也是我们今年在《高级原则》中强调的。以支付宝为例，其活跃客户达到4亿多，每笔支付的成本也是相当低的”。
易纲坦言，在推进普惠金融的进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思考并探索解决的方式。
一是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问题。“普惠金融不是慈善金融、救济金融，也有别于政策性金融，不能过度依赖财政补贴和行政命令，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力量，寻求商业可持续的模式”。
二是数字化鸿沟问题。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但也带来了数字化鸿沟。一些弱势群体缺乏数字化技术知识与技能，在金融数字化时代与主流社会差距反而会拉大。
三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问题。中国普惠金融模式、经验和教训也可以提供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借鉴。
四是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去风险”“去银行”导致的金融排斥问题。
他指出，近几年，一些大型跨国银行关闭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网点，对当地普惠金融造成不利影响。主要诱因是反洗钱、反恐融资趋严，处罚加重。“如何在落实反洗钱、反恐融资要求的同时，不带来金融排斥问题，将是G20今年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报北京8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