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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最大的需求是找到一种归属感，他们在社会上感觉比较压抑，不知道方向，比较迷茫。”
□有人问独居的“空巢青年”是什么体验，有人回答，“孤独得像条狗，但其实连狗都养不起……”
□终于有一天，贴在706号房间外的宣传口号也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声音和梦想”，变成了“探索生活更多可能”。
□认同“漂泊人的痛苦”的雷军，把千万元的投资交给了主打青年社区的“优家青年公寓”。房地产的龙头企业万科也开始打造“氛围很像青年旅社”的万科驿。距离706青年空间不到500米的地方，有一个取名“叁艾特”的空间。
在房价每平方米以10万元计的北京五道口，没有什么比空间更金贵的了。
不到20平方米的门脸儿可以产生“日售枣糕1600斤”的商业传奇。暴风影音、美团网等一批体量颇大的互联网企业最初都“蜗居”在这几十平方米的屋子里。邬方荣和程宝忠在这里租下了近900平方米的屋子，却仍然觉得不够用。
像普通的青年旅社一样，这些逼仄的上下铺对外提供床位，但是他们还打算装进去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两间相邻的复式房屋被打通，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客厅，楼上还有书籍铺满整面墙的书柜，和足以俯视整个五道口的天台。
夜深的时候，住客可以穿着家居服陷在客厅的沙发里，像苏格拉底一样探讨什么是“自我”，或者商业项目。进进出出的人们在不同的话题间随意切换。
楼上书柜里，白话版的四书五经和艰深的《纯粹理性批判》躺在两端，堆叠到屋顶的书几乎把整面墙都染成五彩的颜色。人们走进来，躺在地板上，或者倚靠在懒人沙发上，就够打发半天时光。
各式各样的讲座、讨论、随时可能发生的社交，把这片空间撑得越来越大。这个叫做706青年空间的屋子，名字底下还贴着宣传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
从2013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青春岁月安放在这里。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直接从大学宿舍搬到这里，还有人从“地方的龙头国企”，从年薪20万元的互联网企业辞了职，挤了进来。一位本来和家人一起在北京租房子的90后搬来这里，就是因为喜欢“下班后被各种各样的社交迅速填满”。
“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最大的需求是找到一种归属感，他们在社会上感觉比较压抑，不知道方向，比较迷茫。”学习通信技术出身的邬方荣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美国的年轻人也经历过‘迷茫的一代’，那时候出现的嬉皮士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嬉皮士社区。现在我们也希望营造一个社区，实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你去706聊聊，说不定就能找到工作了
邹盟来到这间出租屋的那一天，正赶上北京7月份那场让人印象深刻的大雨。
从珠海起飞的航班延误到晚上才到达，邹盟找到这里，已经接近午夜时分了。
在高楼林立的五道口，706青年空间的牌子就挂在华清嘉园一栋居民楼的一层，甚至比不上旁边一家便利店的招牌大。一不小心，就会被淹没在高楼巨大的阴影中。
但对于不少在北京漂泊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块容易被抓住的牌子。
知名高校和金光闪闪的公司是五道口的两大主角，像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曾经京张铁路出京的第五个道口，如今变成了许多年轻人踏上北京的第一站。
可是，要挤进这块被称为“宇宙中心”的地方并不容易。青年空间里每月2000元左右一个床位的住宿标准，为无法负担高房价的年轻人提供了暂时的便利。
按钮已经残缺不全的电梯通向20层，昏暗的走道另一端，就是那个装满青年的空间。
邹盟来的时候，客厅里还有年轻人没有歇息，50多张床位全部被占满。没办法，他只能窝在地板上，度过来北京闯荡的第一个夜晚。
到北京之前，邹盟在珠海的一家国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住着“比较高级的单身公寓”。下班后，看电影，约人吃饭，打打麻将。
但是，在这宽敞的单身公寓里，邹盟总是感觉有些东西装不进去。
“我想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讲座，分享会。”在五道口一家飘着国外流行乐的咖啡厅，邹盟啜了一口咖啡说，“想要的东西要不了，我觉得很闷，感觉自己都变成老头了。而且国企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所有事情都按流程来，升职又很慢，我也不能总是一个月五六千元工资得干着。”
辞职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儿。在老家做生意的父母反对，他告诉父母，“你们大老远送我到珠海读书，读了4年，就让我做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和我回到家乡有什么区别。读大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他眼里，北京原本是排倒数第一的，“在珠海生活了5年，不喜欢人很多又很吵的环境，不喜欢奔波，我习惯了小资和懒惰。”邹盟说，“但是在北京，我选择的可能性多一些。”
辞职的时候，邹盟对于到北京将过上一种什么生活，心里没有底。有人推荐他去706青年空间住一段，“那里的人特别多，你去聊聊，说不定就找到工作了。”
魏郑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706青年空间。在东北林业大学读化工专业的他刚刚走出校门，本来是到北京和朋友共同开发一款App，但是做着做着，就慢慢退出了。
来到青年空间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老家在福建仙游的魏郑在此之前只去过福州和厦门。他的人生轨迹，都是沿着父母的期望，向前行。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他所在学校的高中部承诺直接录取一部分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父母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偷偷签了协议。高中升大学的时候，他翻开厚厚的一本报考指南，才知道还有这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专业。
“这些专业我都不懂，当时就记得左小祖咒一首歌里的歌词，让我们去北方吧，觉得去北方特别酷。”魏郑回忆，他毫不犹豫一头扎进了哈尔滨，又在毕业后，选择了北京。
魏郑想着，“能在狂野的北方唱着激昂的进行曲”，但是到了北京才发现，“原来所有的城市都一样”。
这个想象中“特别酷”的城市，正在消耗掉另外一些人的热情。其中就包括北京西土城附近一家公司的“码农”波波。
出生于1987年的波波，大学里本来学的是生物，后来“受不了每天单调重复的枯燥实验”，退了学。退学后，他在星级酒店做过管培生，卖过期货，干过辅导班，终于在2012年，报名参加了一个写代码的辅导班，4个月的课程给他了一张进入北京的入场券。
“虽然写代码看起来比较枯燥，但每天展现出来的成果不太一样，每天都是新的。”讨厌无聊的波波，铆足了劲儿想在这个日新月异的行业寻找刺激。他没想到，自己的对手其实在工作之外。
来自安徽农村的波波，每个月能够负担的住宿成本是3000元。他住过隔断打出来的单间，也住过两室一厅里的一间卧室，“每天上下班特别程式化，两三个月就受不了，都快要抑郁了。”波波说。
为了对抗无聊的生活，这个五音不全的男孩儿花钱找私人教练学唱歌，自己学话剧表演。终于，在一次话剧活动中，他知道了这处空间，并在几次漂泊之后，把家安在这里。
一定要弄明白青年空间诞生的土壤是什么
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推开青年空间的大门。暑假的时候，想要住在这里甚至需要排队等待。
如今，许多人的生活空间里，渐渐只能装得下自己。数据显示，北京在籍人口中独居的比例是五分之一。其中，并不乏年轻人。有人问独居的“空巢青年”是什么体验，有人回答，“孤独得像条狗，但其实连狗都养不起……”
相比之下，这里的900平方米大得有点“奢侈”。客厅宽大的欧式沙发上、地板上，随意都可以展开一次聊天。天台上几张简易的木桌随意拼凑，就组成一个小型的户外烧烤场地。住客中，有的人找到了创业合伙人、有的人找到了伴侣，甚至还有人治愈了抑郁症。
几乎每一个走进门的住客都带来一项技能或者故事。挂在墙面的两块软木板上，五颜六色的便利条叠了一层又一层，每一张上面都写着住客的名字和爱好，住在这里的人们称它为“勾搭墙”。青年空间的管理者还发起了“连接计划”，鼓励每一位住客召开一次内部的分享会，向大家分享自己独特的技能。
在一次“连接”中，魏郑从室友那里学了一段非洲丛林舞。“看到人们在拉筋抻大腿，感觉很好玩。”这位身高超过1米80的男孩子立刻加入进去。
“就像其他的共享经济一样，我们共享一个空间。”邬方荣说，“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觉得买不起房，也攒不下钱，工作慢慢变成了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希望能够在工作之外找到更多的交流空间。”
2012年，邬方荣和几个朋友开始搭建这个青年空间。当时，正是“人人网”火热的时候，经常在网上发言的邬方荣有时候觉得，一旦关了电脑，就很难找到那种自由发言的空间了。于是，12位年轻的朋友就商量开一个供大家讨论的空间，其中，就包括程宝忠。
“在学校里办活动会受到各种限制，申请、审核……各种流程。而且形式多是讲座，请来的嘉宾高高在上，结束后就真的结束了，大家很难有更多的交流。”程宝忠说。2012年，他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念大四。“我期待的是可以躺在草坪上交流，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
邬方荣和他的朋友们就在五道口的华清嘉园租了一套房子，连名字都没有仔细想，把房间号“706”加在他们想要的“青年空间”前面，就算开张了。“当时以为开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倒闭。”
在这个706号房间里，到底要装下些什么东西，12位创始人意见不一。有的人觉得应该请来导师给大家讲课，有人则坚持空间里应该让年轻人自己碰撞观点。“美国有派对文化，大家都习惯了在一起平等交流，我们老是习惯有一个中心，就连春游都会有一个领队。”
程宝忠记得那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会讨论、吵架”。后来意见不合的创始人渐渐离开。终于有一天，贴在706号房间外的宣传口号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声音和梦想”，变成了“探索生活更多可能”。
如今，出租屋里已经举办了超过2000场活动，5万人走进过这个空间。钱理群、秦晖、张鸣、刘瑜、许知远等人都曾在这里出现。
本来，邬方荣只是打算给那些听讲座太晚没法回家的人们，提供一些打地铺用的铺盖。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他干脆就把上下铺放进了卧室。
不足1米宽的床把卧室挤得满满当当，甚至没有太多地方可以放书桌。邹盟有时候只能蜷缩在床上支起简易书桌，“坐得时间长了腰酸背疼”。但邬方荣还是认为，空间里可以装下不少东西。
他把住宿项目命名为“生活实验室”。“为了培养住客公共生活的能力”，他还鼓励住客成立“自治委员会”，决定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一切。小到垃圾如何清理，大到是否该涨房租。
对加入实验的变量，他要求严格，不仅要填写介绍自己兴趣爱好的申请表，邬方荣还会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面试，从喜欢看什么电影、看什么书开始聊。学历和家乡并不是能否加入这场生活实验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喜欢郭敬明和小时代，可能就要慎重考虑一下”。最长的一次，邬方荣在电话里聊了将近两个小时。
如今，这场关于生活的实验看起来更像是关于青春的实验。邬方荣和程宝忠统计过，住进青年空间的人，“平均年龄只有24岁”。
而且，这样的“青春实验室”涌现在很多城市。单是和706有过接触的“青年空间”，就已经有30多家。
认同“漂泊人的痛苦”的雷军，把千万元的投资交给了主打青年社区的“优家青年公寓”。房地产的龙头企业万科也开始打造“氛围很像青年旅社”的万科驿。距离706青年空间不到500米的地方，有一个取名“叁艾特”的青年空间，进行这场以青春为主题的实验。
就连学者，也开始认真打量这个其貌不扬的出租屋。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申请了一个科研项目，住进了青年空间，对于这个新生事物，她还不太清楚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她记得项目申请成功时，领导告诫她，“一定要弄明白青年空间诞生的土壤是什么”。
经历，经历比什么都重要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为什么要选择住在青年空间是一个不太难回答的问题。
王亚静决定住在这里，只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这个在中关村一家创业公司工作的北京女孩儿，家住在32公里以外的草房。一次因为迟到而被主管责骂后，中午就决定在附近租房子。
“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这个出生于1993年的独生女说，“在这里，你可能身边睡的就是个律师，下铺睡的是个辅导英语的老师，几乎每天都能遇到不一样的人，大家一起还可以玩狼人杀、三国杀，弹吉他、尤克里里。我反而觉得回家没有什么可期待的，那主要只是为了看父母。”
在北京自己的家里，王亚静的卧室就有20平方米左右。可在706青年空间里，完全属于她的地方只有一张床，床上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堆满了书，她只能睡另一半。
为了容纳更多年轻人的生活，拥挤几乎是青年空间的常态。在距离706青年空间不远的叁艾特青年空间里，进门鞋柜处不足半米宽的台面上，铺一张平整的板子就是“极限办公区”，厨房里收起火源，就要承担起洗漱区的责任。
大大小小的行李堆满了不锈钢架子，也被塞进厨房里，本来就不宽敞的厨房一下子更加拥挤了。作为店长兼仓库管理员的陈一唱，每天只能睡在地上。不足1米宽的地面，仅仅够这个1米80的北方汉子塞下身体。
即使如此，每天还是有不少人在这拥挤的空间里进进出出。陈一唱甚至考虑在厨房房顶也装上吊钩挂行李，“只要最低的地方不低于1.8米就行了。”
在进入叁艾特青年空间之前，陈一唱几乎不能想象自己会睡在这样狭窄的地方。来北京之前，他在老家山西晋城，家里住的房子差不多200平方米。
山西煤矿多，陈一唱家“80％的人都在煤矿”。男的下井，女的在地面工作。煤矿效益好的时候，他爸爸每月只用上半个月的班，就能拿到6000元。高中毕业后陈一唱去中国矿大念了一个煤矿相关的专业，刚走出校门，就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国企，拿到了干部身份。
可23岁、“月工资经常达到1万元钱”的陈一唱，越来越觉得喘不过气。
在煤矿上，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儿，见同样的人，“从第一天就知道一年后做什么”。虽然顶着干部的身份，但陈一唱也得下井干体力活。
矿井在地下400米的地方，那里黑极了，呼吸都会有明显的颗粒感。走路得张开手臂摸索着，超过手臂的地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仿佛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堵墙，上面看不到顶，下面看不到底，也看不到前方。”他一下班就瘫到床上，“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干”。
再次回到大学所在的五道口，是今年7月参加清华大学一个同学的毕业典礼。学校周围的宾馆全部满员，陈一唱找到了这间叫做叁艾特的青年公寓。
这里一下子就震惊了好久没来过北京的陈一唱。研究VR技术的人住在这里，在努力打造一款中国版的“宠物精灵”，要考博士的研究生也住在这里。陈一唱在这里的第一晚，客厅的地上睡了一个荷兰的小伙子，只用了5分钟，就让很久没接触过音乐的陈一唱感觉“吉他入了门”。
邹盟也渐渐习惯了北京狭窄的住宿空间，工作日的上午10点，有人在键盘上敲击着游戏，有人蒙头大睡。但是从美国的教育和创业环境到国内的流行音乐，邹盟总是能在这里遇到新鲜的知识。
如今邹盟在一个并不知名的公司做艺人经纪人。最繁忙的时候，邹盟每天早上起床工作到半夜，只有两顿外卖送来的时候能够喘口气，但是他仍然开心，“这是个全新的领域”。
其实，辞职来北京之前，邹盟也纠结过，躲在珠海的公寓里自责了好长时间。大学暑假实习的时候他来过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项目。住在高碑店的宿舍里，每天要从繁忙的八通线搭乘地铁来回，“那种感觉恐怖极了”。
“但是总不能喜欢一种生活，就放弃沿路的所有风景。”邹盟说，“年轻就是要体验不同的可能性，经历比什么都重要。”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陈一唱辞职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经过太多的纠结。他在叁艾特青年空间里住了一个星期，但是第一天他就决定要跳出自己原来的生活。
回山西后，跟父母说要辞职，父母的第一反应是孩子在北京被谁洗脑了。
“我确实被洗脑了，这儿的每一天都在刷新我的三观。”陈一唱说。
客厅足足两米长的皮质沙发上，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人聊天。陈一唱在这里用蹩脚的英语和韩国人连说带比划地打着招呼，听一个从成都广播电视台辞职来北京寻找新生活的小伙子即兴弹吉他唱歌。
为了辞职的事儿，陈一唱不知道跟父母吵了多少次。接父亲的班进厂的陈一唱，实际上已经是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父母总是觉得年轻人作决定太草率，陈一唱心一横，咬着牙一个月连上了13天班，中间没有休息。当大家都认为这个年轻人靠谱的时候，他突然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一年以后，会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他对父亲说。
辞职的那天，陈一唱按了一上午的手印，指头肚上，印泥的颜色像是长在了皮肤里，“洗都洗不掉”。
山西晋城到北京的火车足足9个小时，陈一唱都没来得及等着买张硬座票，一路站到北京，“心里别提多开心了。”他记得那时自己心里，一直哼唱着一句歌词，“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赞扬”。
到北京后没几天，陈一唱就加入青年空间的管理团队。青年空间里人来人往，最多的时候25个床位要塞下30个人，陈一唱有时候就只能抱着被子到楼下花园里睡。
“在井下待过，这都不算什么。”他说。
到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一唱通过游戏一样的网页学习编程，“从5岁的水平开始”，用Excel程序做动画，他希望5年以后能够回到晋城开一个像北京的青年空间那样的地方，也希望能够在北京进入一家动漫公司，“B站、A站、做十万个冷笑话的公司，不管报酬多少都愿意。”他还听说，美团的创始人曾经就在他们隔壁的楼里住过一段时间，“也是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
未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把他的生活填得满满当当，魏郑也是。这个化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北京后，去了三里屯一家日式居酒屋的后厨。学徒的工资每个月只有2600元，他还不得不从706青年空间搬去了饭店提供的宿舍，“那里更加狭小、肮脏”。
但是，魏郑还是很高兴，他从小就喜欢做饭。
“我觉得这很酷。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都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有些甚至把我们的生存问题也帮忙解决了，那我们为啥还要为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委屈自己呢？”魏郑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
“现在如果不趁着年轻把所有东西都试一遍，以后就没机会了。难道我三十几岁去当学徒？师傅跟我说快点，去把菜洗了，我都会想揍他，但二十几岁无所谓，我觉得他们就是师傅。”魏郑说。
逃离地球
同样不愿意委屈自己的，还有北京女孩儿王亚静。
入住这里时，她在一个科技公司工作，每年大约20万元的收入。
春节的时候去台湾骑行，王亚静在诚品书店买了萨特主题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印着一句话，“不要去努力把事情做对，而是要去做对的事情。”这让工作3年的她第一次开始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回来没多久，她就辞了职。她静下心来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喜欢音乐”。
裸辞的消息王亚静一时不敢告诉父母，认为年轻人不负责任的言论，从来都不少见。
不过，至少对于包括王亚静在内的一批年轻人来说，实现内心想法是件无比重要的事儿。两年前，她看了一部叫做《地球公民》的纪录片，这部讲述人类屠杀动物的纪录片让她哭得稀里哗啦，当天晚上就作出了吃素的决定。
吃素两年，没少受到质疑。很多人认为这会让她没劲儿，她偏要参加攀岩、搏击等活动，背着13公斤的装备徒步穿越库布齐沙漠。
“那种感觉棒极了，陪伴你的只有手中的登山杖，脚下的沙子，和吹在脸上的风。”这个外表文静的女孩儿说。
辞职以后的王亚静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立马跳入找工作的洪流，而是开始着手办一个电子音乐派对，改造一个废旧工厂，大约400个年轻人在这里狂欢。
出生于1985年的台璐阳也是这个派对的发起人。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回国的他经历过好几次创业，至今仍没有明确的方向。到现在，他仍住在中关村的一个出租屋里。
在家乡做医生的父亲有一次来北京看他，回去的火车上哭了一路。“父母会希望你稳定下来，他们觉得漂泊的状态是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出足够好的环境，但其实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台璐阳说。
他发现，身边的许多朋友被各种压力折磨困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彻底抛开这一切，大家聚在一起狂欢呢？我们可以庆祝失业，庆祝创业失败。”
这个电子音乐派对的主题叫做：“逃离地球。”
短暂的逃离后，王亚静还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业界知名的音乐公司，“现在想去上班就特别开心”。
新的公司在北京的东边，她打算搬出青年空间。但这个“青春实验室”依然人来人往。过了而立之年的邬方荣拿着每月5000元的工资，至今没有成家的打算，但是他的两个微信账号中的一个已经达到5000位好友的上限。程宝忠最近一次去欧洲旅行，“全是依靠青年空间里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一分钱住宿费都没花”。
“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才算成功，体验了要体验的东西就行了啊。”魏郑说，这个在后厨打发青春岁月的男孩儿还在享受这个别人眼里有些失败的厨师职业。
他甚至认为每个月2600元的工资“开得有点高”。“我不知道拿这些钱做什么，如果赚钱买房的话我肯定不做这个工作。”他耸了耸肩。每周休息的那天，他找北京最好的日料店吃饭，美美地吃完，第二天再美美地工作。
刚刚接触经纪人这行的邹盟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会向哪个方向延伸，或许会留在北京继续做，或许会换个城市换个行业，邹盟暂时还不想这些。
“我刚刚23岁，为什么要那么早决定一切？”他语速极快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