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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积极主动地与学生交流，也不会拒绝学生的沟通要求，但一旦学生选择了他当导师，他一定会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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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7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大学本科导师吕一民教授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记得刚毕业一两年时，我还会时常给导师写邮件，有时候一写就是上千字。隔一阵子汇报一下自己学习、工作的进展，从大三认识吕老师后，这样的习惯延续了好几年。当然，联系少了，并不是坏事，因为在我生命的旅途中，时间会让过往与导师交往的点点滴滴趋于沉淀。每次泛起记忆的尘埃，反而会让我发现导师的分享、忠告和那种无形中流露的处世之道更加值得我去细细体会和践行。
初次与吕师（大学里，我们通常这样称呼自己的老师）相遇，是大三时修的《二十世纪世界史》的课上。坦白地说，我对这门课已经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了。甚至，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表示，现在除了记得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这本书之外，仅就知识而言，我已经不记得任何其他的内容了。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同学，对吕师印象深刻的，不是课堂上的互动，而是课程以外的交流。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在吕师办公室的聊天中，他提出自己对待学生的“三不原则”。三不，通常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但吕师把它改成了不主动、不拒绝、不会不负责，意思是他不会积极主动地与学生交流，也不会拒绝学生的沟通要求，但一旦学生选择了他作为导师，他一定会认真负责。我不清楚我在大四时选择吕师作为论文导师，是否受了“三不原则”的影响，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吕师的风格的确如他自己所言，完全称得上是知行合一。
也许，在某些不明就里的人看来，“不主动”这一点多少让人失望。但要知道，如今的大学，一个班动辄上百人，一堂通识课面对的可能是200人。老师再主动，实际上也会分身乏术，精力不济。所以，不主动实在是一种无奈；反过来，面对各色学生，以逸待劳，等待值得欣赏、长于交流的学生主动出现，不失为一种效率更高的“筛选方式”。在大学扩招，大学城遍地的如今，人均教师资源的下滑和师生空间关系的变革，都要求学生更加主动地接近老师，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可探讨的空间。
不拒绝学生的请教、交流要求，这看起来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不过，实际上，在有着多个校园的今天，老师下课常常要忙着赶校车，无暇应付学生问题也是常态。但在我记忆中，吕师一直骑着一辆破旧的男式28寸自行车，从家里到学校，大概要半小时。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骑这么破的自行车，他笑着回答：“这车，安全！”客观上来说，骑车的吕师给了我们更多交流的机会。吕师曾给我们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老师在课后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与学生交流是一种常态；几十年之后，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吕师却还保持着那样的传统，我们则成为那群最后的幸运人。
不会不负责，双重否定为的是配合“三不原则”一说，但也彰显了吕师严谨负责的态度。吕师负责的第一要义，就是在学术上非常严谨。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在吕师和另一位当时刚刚从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博士的指导下，翻译了数万字的文献，经历了从文献查找、梳理到论文框架搭建，以及最后写毕的“炼狱”体验。如今回忆起来，既感谢吕师的严厉，却也对继续读他的博士有些后怕。
吕师对待学生的第二个重要态度，我认为是包容。即便是到了硕士阶段，老师也很难要求所有学生从事清冷艰苦的学术工作。吕师对所有学生的态度很明确，你可以不在本专业领域投入主要精力，但你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我的一位“不务正业”的师兄，当时就跟着新闻系的同学们混，后来，他顺利成了《南方日报》的摄影记者。我虽然对西方思想史也有一定兴趣，但还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时选择了换专业。对此，吕师始终竭尽全力帮助我、鼓励我。2009年我负笈南方，并在后来进入自己热爱的媒体行业，与吕师在背后的推动关系甚大。
吕师对学生负责，最后一点是开放，即鼓励所有学生走出本校。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转换专业，还是去他校深造，走出去是吕师给学生最常见的忠告之一。彼时，浙大在产生免试研究生名额时，将成绩好的留在本校，将成绩略差的推出校外进行保送免试。在此情形下，吕师一直鼓励我们所有人走出去试试。这与他自身海外访问、交流的经历不无关系，他总是鼓励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吸纳更多元的知识、观念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