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来自长征沿线的9支高校实践团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一起踏上寻访长征之路。本报即日起陆续推出“长征·触摸热血青春”系列报道,通过当代青年的视角共同回望80年前年轻人的热血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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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在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96岁的钟发镇坐在厅堂的八仙桌前,用浓浓的乡音讲述自己参加红军的故事。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在乡老红军。
1920年出生的他,12岁参加红军,成为当时后方医院的看护生。自1936年1月起,他在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第二科担任译电员。他依然清晰记得自己亲手将“西安事变”的电报送给李先念时的场景。李先念问他:“确定吗?”他答道:“没问题,都核实两三遍了。”
当年的中央苏区,像钟发镇这样未成年就参加红军的人非常多。
那年,他们还那么年轻。红军长征出发时,一共8.7万人。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中央主要领导人平均年龄31岁,军级干部平均二十八九岁,师团干部平均25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统计后认为,当年红军作战部队的官兵平均年龄在18岁左右。虽然这个数字已无从考证,但当年苏区很多老百姓送幼子参军的故事,却真实存在。
在瑞金沙洲坝镇下肖村(现官山村下肖小组)有个农民叫杨荣显,他有8个儿子,临终时却没有一个儿子在身边。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的第二天,杨荣显就让自己的大儿子、二儿子报名参加了红军,然而不到3个月,在反围剿战斗中这两个孩子都牺牲了。
1932年10月,蒋介石纠集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实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兵源短缺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红支前的号召。杨荣显领着剩下的6个儿子到区政府报名,老七、老八由于年龄太小没被批准参加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参军的4个儿子相继牺牲。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刻,杨荣显又把最后两个儿子送上了战场,扩红干部恳请杨老留下一个,杨荣显却坚定地说,“不要紧!要上都上”,然而这兄弟俩也在广昌战役中牺牲了。
“八子参军”的故事,在中央苏区广为流传,让每一个了解的人都唏嘘不已。也有人不理解,杨老汉为什么这么执着让所有儿子参加红军,走向战场。讲述这个故事很多遍的沙洲坝老人杨世是这样分析的:杨荣显一家世代贫困,1929年迎来了红军,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杨荣显一家有了自己的田地,靠勤劳的双手,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很朴素地认为“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是穷苦人的大救星,只有参加红军,打胜仗,保住苏维埃政权,才能让自家的土地不再被人夺走。”
当年中央苏区的老百姓就是凭借这种信念,争相送自己的孩子参加红军上前线。所以,在红军长征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都还是些娃娃,却跟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在跋涉中渐渐成长,在战火中走向成熟。
14岁就参加红军的“红小鬼”曾治,是江西宁都县人,曾经是一个放牛娃,1931年5月参加红军后,和部队一起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他写过一首小诗,来表达他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十四从军红小鬼,举起大刀砍白匪。紧紧跟着毛委员,革命到底终不悔!
还有9岁参加长征的向轩,1926年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1933年4月参加红军。1935年11月随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长征中任通信连战士、通信班副班长。新中国成立后,向轩被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
14岁参加长征的彭胜昔,1920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1933年参加红军。因为会读书识字,很快就成为红八军的组织干事,长征中任团政治处青年干事。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在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的鼓励下,不到10岁的王新兰参加了红军,也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长征中,随部队三次翻雪山、过草地。1955年,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
少共国际师是红军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1933年,肖华出任少共国际师政委时,只有17岁。这支队伍几乎都是肖华的同龄人,最小的14岁,许多战士还没有枪高。长征中,担负掩护任务的少共国际师浴血奋战,1934年湘江战役后,原本1万余人的部队只剩2700余人,因损失较大,后被撤销番号编入其他部队。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8.7万人,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这些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和鲜血创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其间,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
多年后,曾经的少年成长为彪炳史册的新中国开国将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仪式,245位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军中222人参加过长征。但更多的少年,倒在了血色的湘江边、泥泞的草地里,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用无畏的青春、滚烫的热血,实践了年轻的誓言:“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