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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个、20个、18个，这是本届里约残奥会金、银、铜牌中被分别植入的小钢球数量，轻轻一晃，便能让有视力障碍的运动员听到“胜利的声音”。
北京时间9月19日上午，里约残奥会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闭幕式。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共听到了239次“胜利的声音”，其中107次由28颗小钢球“奏响”。
这是我国参加在境外举行的残奥会中，参赛运动员人数、参赛项目最多，代表团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京时间9月7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陆续投入17个大项、328个小项的比赛中，开赛仅3天，他们便夺得26枚金牌强势领跑，并因绝对的领先优势将灿烂持续到盛会的最后。
烟花为何如此绚烂
残奥会诞生于1960年的罗马，但直到1984年，中国才首次组团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7届残奥会。在这届残奥会上，视障田径运动员平亚丽为中国夺得历史上首枚残奥会金牌。此后，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得到巨大发展，自2004年雅典残奥会起，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4届位居残奥会金牌榜首位。
“2001年我国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在很大程度上鼓舞、激励了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和信心，残疾人体育也因此加速发展。”中国残联体育部相关人士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加之中国在此前5届残奥会历程中累积的运动员选拔、培养、科学训练等经验，在2004年才取得巨大突破并持续领跑。
“经验”包括中国残奥代表团团长张海迪此前对媒体提及的“县级发现、市级选送、省级培养、国家提高”的四级联动残疾人培养体系，正是该体系为我国参加残疾人国际赛事输送人才。
根据中国残联体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挂牌国家级和省级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分别为34个和225个，为残疾人运动员训练、竞赛和群体活动提供场地和服务，而本届残奥会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大多正是出自有训练基地的省份，“在以前，残疾人体育训练模式通常是短期的、走读形式的。”该体育部人士表示，产生变化的还有教练群体，“以前的残疾人体育教练队伍大多由训练健全人的二三线教练、业余体校或残联自己培养的教练组成，但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及各省市体育局的支持，高水平教练的数量有了提升。”再加上对残疾人运动员分级知识的跟进，“好教练、选对人，运动水平自然能提高”。
在本届残奥会率领队员争金夺银的游泳教练张鸿鹄此前表示，由于各省区市基本都有完整的队伍，也不乏相应的赛事，发现游泳人才并非难事。但人选来了，挑战仍如峭壁立前，张海迪坦言：“残奥会只是灿烂的瞬间，而残疾人一生都会伴随痛苦。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赛后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关心和照顾？”
不同的环境同样的坚强
“最近网上有句话，说欠我们一个头条，我赞同这个说法。”在里约残奥会上夺下3枚金牌并两破世界纪录的游泳小将邹连康，把残奥会视作“拼搏最直白的体现”，“但我们欠缺的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你们的尊重和平等对待”。
21岁的邹连康像憋足了一口气，要把过去6年积蓄的能量炸成一团烟火点亮人心。这是他首次站在残奥会赛场，“我很淡定。”因为他的底气来自一周6天、每天5个小时以上的训练，来自没有亲人、没有节假日的一个个昼夜，来自身上贴满的膏药和深浅不一的火罐印，以及下巴被磕破缝了4针后不到3天就下水训练的倔强。
“教练常说，别以为离开泳池训练就结束了，吃饭和睡觉也是训练，也不能按喜好来，这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在水里的训练。”尽管话语中带有“抱怨”，但邹连康却很热爱这种生活，“每天在水里拼搏让我很享受，酣畅淋漓，很爽。”因为6年前，自小身患小儿麻痹的帅小伙儿心情忐忑地摘下泳圈时，甚至没听说过残奥会，但现在他不仅靠游泳延缓了身体功能的衰退，“更延续了我的生命”。
在邹连康看来，没有国家为残障运动员提供的训练环境，自己不可能3次站上领奖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出生在云南曲靖农村的他，看似坚定的语气中透着些许犹豫，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心思，“可国内的残疾人因自身或家庭的条件，又有多少能看到、能感受到我们的拼搏呢？也许健全人也没多少会看到吧？”
“视力障碍运动员跑步的时候，田径场是安静的，这真好。”残奥运动员的拼搏，至少严伟“看”到了，这个小时候因病全盲的山东汉子，平日里是高密一家按摩店的老板，但在9月17日北京马拉松的赛场上，他是以3小时26分44秒完赛的跑者。陪同他跑步的，是3位素未谋面的陪跑员，仅靠一根细细的牵引绳和他们陌生的说话声，严伟“居然没有磕碰”地完成了第4个马拉松比赛。
去年的北京马拉松，是严伟跑马的开始，当时的他有些紧张，跑完全程后都没有食欲，“这次我跑着居然会饿，而且非常享受跑步，到了35公里还能主动加速。”严伟迈着双腿，像乘着一台运行稳当的敞篷车，把注意力放到感知赛道的宽窄、擦身而过的跑友身上，“听着他们的呼吸和脚步声的轻重，我就知道他们累不累”。
但有一件事让他难以控制，“莫名涌上的热泪盈眶的感觉。”听见路边观众的加油声，他感动，从言语中感到陪跑者为他“清障”，又感动，有时候，情绪甚至来得没有缘由，他想了很久，“可能是我为自己感动吧”。
35公里处，一位陪跑员已跟不上严伟的速度，只能临时换人。这种经历，在严伟训练时常遇到，况且这次的成绩比他之前提高近半小时，“一开始妹妹陪我在小公园跑，但她跑两圈就不行了，我就让她骑着车我扶她肩膀跑，或者有熟悉的顾客，会骑电动车陪我训练。”但公园里人多，严伟总要躲闪，且扶着肩膀跟车不够协调，他跑起来并不从容，后来有机会结识一个志愿者协会，他便有机会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去塑胶操场进行一周两个小时的训练，“最多的时候联系了四五十个志愿者，太壮观了。”终于可以放开速度，严伟第一次体会到“绝尘而去”的感觉，对他而言，“这是真正的自由”。
少数人的作用是为给大多数希望
严伟的净成绩出来后，蔡史印最快分享到了朋友圈，对于自己“黑暗跑团”的成员，她总尽最大努力为他们争取关注。她曾陪伴不同程度的视障跑者完成过半马甚至全马，一开始“做公益”的心态却在一次次陪跑经历后有了变化，“是互相鼓励的过程，对大部分视障人士来说，走路都困难重重，想跑步的只能选跑步机，但帮助他们有自信跑进社会、跑进自然，普通人也能因此变得更加豁达和积极”。
让残障人士融入健全人的体育构架并不容易。8月31日，中国田径协会终于下发关于残疾人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的相关规定，为残障人士在国内马拉松热潮中开了一扇门，但在蔡史印看来，这扇门或许还得敞开些，“马拉松的名额通常要抽签，经常会出现视障跑者抽到了，但陪跑员抽不到，在国际不少知名马拉松比赛中，陪跑员不应占名额，毕竟视障跑者和陪跑员没有默契是很危险的。”可惜，在打开的“门缝”中，严伟在比赛前一天才正式见到3名陪跑者。
但严伟对这个政策的出台给出了“很大进步”的评价，“至少关注到我们这个群体”。他希望不久的将来，这样的“门缝”在小城市也能逐渐多起来，“现在我感觉到，基层和专业的情况还有差距，而基层里，小城市和大城市也有差距。”严伟回忆，在北京、杭州工作时，运动渠道相对好找，而回到老家后，场地和可参与的组织比较少，“除非是我这样非常执着的人，否则很多人没有主动地协助，就会轻易放弃运动的机会。”
据中国残联体育部数据显示，随着“残疾人自强健身工程”和“残疾人康复体育关爱工程”全面铺开，目前，我国已设立残疾人健身示范点3591个，培养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42148名，为基层残疾人能就近、就便参与体育活动提供场地和服务，以及健身体育、康复体育的专业咨询及指导。但相较于中国现有8500万残疾人、涉及两亿多家庭人口的庞大基数而言，“我们能提供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能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蔡史印看来，障碍并非是身体残疾造成的，除了外部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障碍，真正的障碍来自人心。这一障碍，除了社会要扭转的偏见，也包括残障人士自身对体育的认知。张海迪表示，尽管残奥会中国队硕果累累，但拿奖牌的残疾人只是少数，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还有许多困难，而少数人的作用正是给予“大多数”希望。
严伟也曾偷偷动过参加残奥会的念头，但他无法查到“和我一样情况的人究竟能到什么水平”，但他也满足于自己的成就，“我没想过跑步后能让我更感性，更有活力，甚至我的变化也带动了我身边的人参与运动，包括我妈妈和更多素不相识的人。”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