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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9月26日 星期一
中青在线

农民权益变现,洗脚离田进城去;土地集中经营,现代农业雏形来

重庆梁平试水部分农民“退还”承包地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09月26日   05 版)

    梁平县川西村9组举行退地集中签字仪式。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摄、本报资料照片

    梁平县合兴镇原花园村1组退出的承包地种上柚子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摄、本报资料照片

    梁平县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文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摄、本报资料照片

    核心提示:9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1000天。截至目前,中央深改组共召开了27次会议,审议了162份改革文件。在经济改革方面,土地和国企是两个最热门的领域。

    在重庆梁平县,一项或将产生深远影响的探索正在低调推进,少量农民试点退还承包地,不再将土地视为“命根子”而固守,而是选择“洗脚离田”,彻底离开土地。在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的村组,该举措受到那些有非农职业、非农收入的农户的欢迎,这为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年来,在重庆市梁平县的少量乡村,部分农民尝试向村社集体退还自己的承包地,获得补偿后,正式“洗脚离田”。整个过程异常低调。

    “退地”意味着,当事农民不再把土地看成生计和保障的“命根子”,而是与土地进行切割,迈向全新的生活;退给集体的土地,则使得农业有了长期集约化经营的基础。

    习近平曾强调:“中国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梁平县部分农民的“退地”实践,为处理这一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

    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梁平县的观察,至少在当下及可预见的短时期内,“退地”将受到一些农户的欢迎,其效应是积极的。

    在这一问题上,基层群众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不同村组基于各自的情况,摸索出不同的路径和模式。

    花园村1社:整社退出、统一用地

    合兴镇护城村1组是梁平县尝试退地的先行者。

    该组由原来的花园村1、2、3社合并而成。原花园村1社尽管紧邻县城,但耕作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这里地势起伏,很难使用农耕机械,只能靠人工耕种。仅靠从土地里“刨食”,很难“挖出金娃娃”,社里现在还有40多岁的单身汉。

    近二三十年,打工浪潮席卷西部山乡,该社的年轻人几乎全部远赴他乡。同时,很多农民外出做生意,好几户人家举家搬到县城,卖建材、灯饰或副食。此外,社里还有一批木匠靠手艺为生,已经与种植业脱离关系。

    和多数西部农村一样,这片土地上只剩下“386199(妇女、儿童和老人)部队”留守。留守者无力耕种自己的田地,承包给村民的120多亩田地中,只种了大约二三十亩,其他的近百亩田地都不同程度地荒芜了。

    撂荒最严重的地方,疯长的杂草遮蔽了柚子树,人都钻不进去。

    “梁平柚”是中国三大名柚之一。2010年,梁平提出在合兴镇打造1万亩的“中国名柚园”,其核心示范区有3500亩、12万株柚子树。同时,在园内建设“两纵两横一环”观光道路,开建柚子专业市场、大型停车场、名柚广场和星级农家乐,试图把“中国名柚园”建成该县特色的旅游观光和农户增收的亮点工程。建成后,预计年产优质柚果两万吨,年接待游客5万人次,预计年总收入可达1~2亿元。

    这项政府主推的“中国名柚园”工程,改变了花园村1社的颓势。

    该社有23亩田地被征用修建通往“中国名柚园”的道路,这导致三四户人家失去土地,组里需要重新调配土地。

    要调配,就得丈量。可是,杂草比人都高,无法进入田里丈量。而且,曾经的地界已被掩没,很难区分某片田地究竟是谁家的……

    怎么办?

    “干脆集体收回”成了几乎唯一可行的路子,经过五六次会议的商讨,村民基本就此达成一致。

    现年70岁的组长王中杰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已经做了48年的组长,在他的协调下,收回土地所面临的问题逐一找到解决方案。

    老百姓之所以都赞同“退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几家农业公司相中了这片被大量撂荒的土地,他们出的价能让村民获得更高的收益。

    社里的36户人家中,其中两户种了梨树,经营得非常好,而且梨树正处于丰产期,前景可期,这两户人家的土地也位于一个角落、不影响其他土地的整体使用。于是,这两户在认真考量后决定不参加。其余34户都自愿“退地”。

    这34户人家的土地进行了“打包”丈量,堡坎、坡地等全被圈入,最后量出179亩土地。

    社里将土地分别租给3家公司,其中“田”和“地”的租金略有区别,田为600斤黄谷/年、地为400斤黄谷/年,一直出租到2027年。

    去年,当地的黄谷价格为1.3元/斤,折算下来,社里去年的租地收入超过10万元。扣除基本开支后,这些收入由该社的110名农民平均分配,人均约990元——无论此前承包地的远近、好坏,都“一视同仁”。

    这笔收入比辛苦种地还高。“以前土地荒着,基本没有收入,现在一个人一年差不多有1000元,肯定划得来。”60岁的王中凡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前种地,也就糊个口;而今,1000元能买多少米?”

    “退地”会不会成为让老百姓失去“命根子”的“致命赌博”?护城村1组的农户认为自己有“定心丸”:从眼前看,租金收入比种田更高;从长远看,只要老板经营得好就会一直有收益,如果老板经营不好、农户重新接手,经几家公司整治后的耕种条件也比当初好多了。

    对于接手这片土地的3名老板而言,直接与集体而不是每家每户签合同,权属问题也比过去的“土地流转”更加明确,不再担心“万一有一户反悔就很难办”,也更敢于长期投入。另外,规模化种植也让他们得到了政府补助,“经济账也算得过来”。

    规模经营、大笔投入、强化科技,让这片土地的产出率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沿着土路挑粪去淋树,一个来回要一个多小时;现在,铺设了管道,两三分钟就能搞定。换言之,同样的土地,务农的人少了,收成却更多了。

    村庄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种地需要路过一个名叫“狮子河沟”的河谷,过去,杂草丛生的河谷沟被传 “闹鬼”,晚上没人敢走;而今,经过整治后,“大半夜都敢走了”。

    “退地”得到了异口同声的称赞,相关各方都从中受益。这种“先定下家、整社退地、统一转租”的模式,让这片土地和农民都获得了新生。

    义和村1组等:整片退出、定制用地

    护城村1组“退地”是老百姓自发而为。无独有偶,在海拔较高的蟠龙镇义和村1组,农户们也不谋而合地自发退地。

    该组有一眼流量较大的山泉,适合发展冷水鱼养殖。过去,土地被切割成小块分户承包,没法大规模养鱼,因此这眼山泉一直未能充分利用。

    2014年,在云南经商多年的金带镇仁和村农民首小江看上了这眼山泉,计划投资1000余万元在此建设冷水鱼养殖基地。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项目总占地40亩,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用地15亩。

    然而,土地问题成为项目落地的最大瓶颈。

    一方面,对首小江来说,项目总体投资规模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多,如果以“一年一付”的方式租用土地,一旦农民中途毁约、要求收回土地,或在某个节点“坐地起价”,就可能让自己的巨额投入“打水漂”,影响持续稳定经营。

    另一方面,农民虽然希望流转土地,但也担心大户因经营不善拖欠租金、甚至“跑路”,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难以复耕,会留下“后遗症”,影响自己的利益。

    换言之,业主和农民双方都倾向于选择“买”,而不是“租”。

    能“买”的前提,是农户退出承包地。而这片15亩基础设施用地包括耕地11亩、宅基地3亩、林地1亩,共涉及21户承包农户,而他们几乎全都搬到了镇上或县城,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已经多年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有彻底“退地”的意愿。

    彼此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谈判就有了基础。经过多次公开协商,首小江与农户顺利地达成了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向。

    因为牵涉众多法律规定,此次“退地”分成“六步走”:

    第一步,2014年12月,义和村1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形成决议,明确了“退地”的方式,达成“不分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统算3.45万元/亩”的补偿标准,为“退地”奠定基础。

    第二步,21户农民向村社集体提出申请,自愿永久放弃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并获得同意。

    第三步,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首小江以“农迁农”的方式,交纳3000元“入户费”,将户口从梁平县金带镇仁和村迁到义和村——成为该组的村民,才有资格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优先取得土地其他方式承包权。

    第四步,获得土地承包权资格的首小江将补偿价款交付给村社集体,村社集体再交给退地农民。农民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获得3万元/亩的一次性补偿。

    第五步,村社集体将15亩土地采用“其他方式”承包给经营大户首小江,用于冷水鱼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每亩溢价0.45万元归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第六步,双方持相关材料,到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备案。

    这意味着,农户的“退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确认,经营大户获得了相关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退地”的结果,让当事各方皆大欢喜。

    对于21户农民来说,他们平均每户的土地不到3亩,如果自己种,一年纯收入很难超过3000元,而退地获得的一次性补偿,是种地收入的好几倍。况且,他们中大多数人并未务农,这笔上万元的补偿堪称“天上掉馅饼”。

    而且,这21户农民并不认为吃“馅饼”会透支未来:他们都在城镇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根本就没想再从这片土地中找饭吃”,退地不会影响他们的生存。

    村民游世玲一家三口人,共有0.8亩承包地,这次退出了0.45亩。游世玲全家都住在蟠龙镇上,做灯具生意,他们也不愿意务农了,家里的土地已经撂荒近10年。游世玲说:“与其让土地荒芜,还不如退出来,还能有一笔补偿收入。”

    村民蓝家梅退出0.53亩土地,得到1.8万元补偿。“家里土地地块偏远,还是河滩地,庄稼都长不出来,政府也不可能征用。现在退出来了,补偿还算不错。”蓝家梅说。

    转包这些土地的农业大户首小江也认为,这种方式对自己更有利。他说:“渔业投资规模大,还要配套仓储和管理用房,一期投资就要300多万元。以前我也打算租地,但担心农民中途变卦,现在农民完全退出土地,由我承接过来,就可以放心投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由此,“退地”摆脱了此前“流转”时“农民怕老板跑路,老板怕农民反悔”的困境。而义和村1组因为拥有山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其补偿标准远高于同期国家征地补偿标准。

    作为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重庆梁平正在小范围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义和村1组“整片退出”的退地模式被认为有利于有效利用退出地并能促进产业发展,因而被该县确定的两个试点地区之一屏锦镇万年村作为借鉴。

    与前两个案例类似,万年村4组的土地同样有“下家”,也是根据“接手者”的需求,就特定的区域、面积量身定“退”,带有强烈的“定制”特点。

    梁平县有个“百里竹海”,14万亩成片的竹林随风翻浪,蔚为壮观。去年“百里竹海”被评为“首批中国森林氧吧”,梁平县计划将这个多年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景点打造成熟。

    而万年村4组正位于去往“百里竹海”的路上,可以预见,此后这里将有巨大的人流量。

    梁平县惠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总谭科文瞄准了这个机遇,计划在此打造高质量的观光农业园,让游客在去竹海游玩时,有一个享受采摘和种植乐趣的地方。

    谭科文计划前期投入至少200万元。“对我来说,摊平计算,‘退地’补偿和‘流转’租金差不多,无非是一次性支付和按年支付的差别。”他表示,“虽然看起来‘一锤子买卖’会带来更大的资金压力,但我愿意这样选择。”

    谭科文的顾虑有前车之鉴。就在万年村,种田大户潘传富曾“流转”一片田地,其中一家在签完合同后反悔,又“收回”土地,这导致潘传富成片经营的田地被间隔成几块,让他苦不堪言。

    谭科文“下订单”,当地农户也愿意,因为他们不打算继续种地了。

    “自己种,除掉各种成本,没多大的赚头。”65岁的村民唐信凡退了1亩地,“以前,‘流转’给别人是按550斤黄谷/亩计算。这次‘退出’时,1亩能一次性补偿1.4万元,能抵20年,我能接受。”

    目前,这片地已完成丈量,等履行完相关手续,这宗“退地”探索就告完成。

    川西村9组:整户退出、集中用地

    礼让镇川西村是梁平县另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地区。

    在川西村9组,部分农民的“退地”需求显得较为强烈。

    近年来,当地人的收入来源已经非常多元:外出打工者有务工收入;当地的豆筋(一种用黄豆制成的形如竹棒的食品——记者注)产业非常发达,留守者为豆筋工厂打工,每天能挣100多元;如果选择自己做豆筋,收入还能更高一些。

    也就是说,当地农户无论是外出打工,还是创业做老板,收入都比种地高得多,土地收入显得无足轻重,“退地”的风险相对较小。

    该组土地暂未确定“下家”,目前,当地镇政府垫资,替川西村9组集体经济组织向村民支付了“补偿金”。这也是它与前三个案例的最大区别。

    政府垫资退出的土地并非“烫手山芋”,因为当地的田地非常平整,有很大概率找到优质的“接盘者”。目前,已经有多家公司和务农大户表达了意向。

    当地“退地”时非常慎重,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很多希望“退地”的农户都暂不具备条件。自认为能跨过“门槛”的21户农民报名申请“退地”,仍有6户被“筛”掉。

    今年5月初,7户农民获得了退地的资格,总面积超过28亩,“退地”农民每亩地将获得1.4万元补偿。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手续。

    9月初,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来到这个村子时,第二批8户农民也已经通过“审核”、签订了协议。

    该组选择了整户退出全部承包地的方式,退出的82.12亩地用“小并大、零拼整”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办法,集中于一处,往后就能集中利用。

    纵观梁平县试点探索的“退地”工作,坚持了“农民自愿、民主决策,退用结合、市场运作,守住底线、严控风险”三条原则,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老百姓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他们探索出的整户退出、整片退出和整社退出这三种方式也各具特色,可以满足不同地方及农户的差异化“退地”需求。

    整户退出模式以农户退地需求为导向,有利于加快进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其推广价值或许更大,但退地补偿金筹集的压力也相对较大。

    整片退出模式以业主用地需求为导向,最大好处是土地“退出”即可利用,可解决部分甚至全部退地补偿金,有利于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但由于并非整户退出,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力度相对较弱。

    整社退出模式以现实问题和产业发展为导向,有利于解决土地撂荒地界不清、征占地后土地调整难等问题,还有利于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但农户意见难统一,需有德高望重的干部或“乡贤”来组织。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09月26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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