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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为期两个月的“国家艺术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项目”在云南艺术学院结业。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少数民族文化影像记录人才，学习了影视人类学、民族影像志的理论和方法，并分别到云南的一些山寨里，拍摄了拉祜族、基诺族、藏族、佤族、傣族、纳西族等民族的相关纪录片。
这一短期培训项目聘请的20多位教师，都是国内目前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影像志纪录片方面的知名专家。专家们认为：“这一项目对于当下影像民族志人才的缺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影像时代需要大量影像人才。然而，大学对民族影像志人才的培养与繁荣的影像时代却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净说。
发展20年仍然属于“新兴”学科
这两天，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正在忙活即将于10月29日举行的第三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我们希望更多人理解这门学科对当代文化的价值。”他说。
从2014年举办第一届论坛以来，这一包含主题研讨会、民族志影片展映等多项内容的学术活动，被国内外知名人类学家、独立制片人、社区影像作者等视为影视人类学的一大盛事。在短短两天里，与会者常常“纠结”：是去听一场大牌学者云集的研讨会，还是看一场罕见的民族志电影或乡村影像作者新完成的纪录片。
“在繁华表象的背后，是这门人类学边缘学科人才流失、学术荒漠化的濒危现状，以及寻求突围与发展的迫切情势。”朱靖江冷静地说。
影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悄然起步。然而发展了20余年，这门学科却陷入了尴尬境地：一方面是影像技术高速发展，中国纪录片创作成果丰硕；而另一方面，专门人才屈指可数，学术成果乏善可陈。20年来，它仍属于“新兴”学科。
曾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历史学、民族学教授林超民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忧虑。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中文系、旅游系、法律系、经济系，而人类学系却屈指可数。”林超民说，人类学系投入大，特别是影视人类学的投入更大。人类学招生难，很少有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把人类学作为第一志愿，学生和家长都要看所学专业是否实用。
郭净指出，目前，摄像专业大多集中在电影学院和传媒学院，主要是培养影视人才，而非学术型的摄像人才。
由于与影视人类学相关的理论、方法还没有形成体系，影视人类学的教育在高校还处于艰难起步阶段：教学体系薄弱，师资及教学成果均不尽如人意。很多高校设置的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往往只有一两个人“单打独斗”。
这门学科也没有纳入学术评价系统之中。
“人类学的成果通常都是以文字为主，影像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补充说明。怎么评价影像，学术机构和大学为此纠结了很多年。”郭净说，“没有标准，纪录片和照片就很难被纳入科研成果之中。”
专家们认为，体制的束缚、贫瘠的学术土壤、“丢盔卸甲”的学人现状，不仅阻碍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更成为人才培养的一大障碍。
在少数民族山寨学习影视人类学
仲夏与初秋交替之时，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勐混坝子，绿色的稻田一天天变为金黄。参加“国家艺术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项目”培训的学员何滢、红川、黄永来，在坝子里的曼召村待了近20天，通过访谈、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曼召手工造纸记》。
曼召村传统手工造纸技术距今有800多年历史。随着时代的进步，手工纸从最初用于佛教经文抄写，拓展出茶叶包装、绘画用纸、工艺品制作等用途，成为全村的支柱产业。3名学员在完整记录造纸流程的同时，也呈现了传统傣族手工造纸现今的传承与转变。
到云南的少数民族山寨拍纪录片，是培训班要求每个学生完成的作业。这一田野教学方法，是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创造的教学方式。
多年来，国内一些大学和专家一直在探索影视人类学的本土化教育。
朱靖江的论文《全球视野与中国实践》，用一半的篇幅，对中国的纪录片历史进行了梳理，成为最早把中国的影像实践与西方纪录片影像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理论文章；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师徐菡一直致力于影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完整引进，并希望尽快将其本土化。
东亚所的影视人类学培训班，被业界认为是国内乃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个影视人类学培训班。从第一期招生开始，东亚所就聘请了世界一流的影视人类学专家，对学生进行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
东亚所副所长谭乐山教授将他们的田野教学称为“流动书院”式教学法。为此，老师带着学生，投入大量时间到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拍摄，学生们的田野启蒙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的。“田野工作永远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东亚所外聘教授、德国人类学专家芭芭拉·艾菲说。谭乐山也认为：“只有通过田野调查和拍摄实践，才能让学生领悟出影视人类学的原理。”
“以往的纪录片教学过分强调技术训练，而忽略了学生的思考和创造力的培养。”作为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现任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任的陈学礼认为，东亚所的严格训练，让他受益匪浅。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成立后，他们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纪录片创作与实践”的选修课，将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
“影视人类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没有影片制作、资料库、研究、传播等方面的配合，仅靠教学还不足以支撑局面，这也是国内一些院校经营多年，却难以形成学科实力的原因之一。”郭净说。
10多年来，东亚所培养的两届研究生，其作品有4部入围2000年4月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其中《卖报人》获得学生单元提名；《不再缠足》获得了云南大学日本国际研究基金青年一等奖；还有一部分入围了2003年7月英国皇家人类学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其中《文化秀》获“物质文化与考古奖”，《窗》获得学生单元提名；《看上去很美》则在2004年美国大学生人类学电影节中获奖。
学习传统跟随常规，最终目的是为打破它
在东亚所倾力培养的学生中，大部分人至今仍在继续拍电影，成为云南影视人类学或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力量，有的人还成了目前国内影视人类学专业的“少壮派”专家。
“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成功的。”谭乐山说。
但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人毕业后就没有再从事与影视人类学相关的工作。
谭乐山理解他们的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现实的生存问题。芭芭拉·艾菲也建议学生“脚踩两只船”，要有基本生活的收入。
事实上，国内目前面临的处境和国外一样。“欧洲的电视台对民族志电影的兴趣也越来越少。”面对困境，芭芭拉·艾菲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影视人类学变老了还是它该往前发展了？”
“一些人类学电影风格陈旧，让人觉得无聊乏味。”芭芭拉·艾菲说，“影视人类学应该更开放，比如与媒介人类学的合作，年轻人应该去尝试新方法新思想。”
这也是一些人类学家早就预见到的一个教育现实。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1970年就预言人类正在进入“后喻文化”时代，即长辈向晚辈学习。
“今天，当晚辈拿着智能手机，刷着微博、微信，聊着QQ，父母还守在电视机前苦等《新闻联播》和电视剧的时候；当一位大学生给父母手绘的微信说明书传遍网络的时候，‘后喻文化’的特征已越来越明白无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小琴说。
所有的传统教育都受到了挑战。为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清新传媒”全媒体实践教学平台，形成了一种以学生自主实践为导引的教学模式。
今年3月，一部介绍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著名弹幕视频网站Bilibili走红，在豆瓣网上的评分直接超过《太阳的后裔》和《琅琊榜》两部大热的电视剧。该片的制片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清新传媒”全媒体实践教学平台下属的“清影工作室”是制作公司之一。
以纪录片为主的影像创作实践平台“清影工作室”近年来成果丰硕：制作完成了《大一》《大肆》和《未名湖》等10多部纪录片，《大肆》在全国数个电视台播放，并获得了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社会类新人奖。
业界人士认为，清影的实践，是值得鼓励的方向。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民族影像志也应该是‘色香味俱全的料理’，比如将VR运用其中，让观众体验到环境、声音、味道等。”郭净说，“在大学课程的设置上一定要有超前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即将举行的第三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上，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影音新技术（ AR、VR等）与视觉人类学的未来”。
“当前的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受到严格规范的训练，让他们学习传统跟随常规，最终的目的是为打破它。”芭芭拉·艾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