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1978年冬，安徽省小岗村18位农民“贴上身家性命”，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下鲜红的指印，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37年多过去，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及其子女外出打工，人们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以家庭为单位而分割出的一片片农村土地上，发生了不同的故事：有的被精心耕种，生长着粮食和希望；有的被撂荒，生长着杂草和遗憾；有的被“流转”，其他人前来集中经营，同样的面积往往产生出更高的效益……
承包地是“保命牌”，还是“鸡肋”？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判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确有一部分农民强烈希望能有偿“退地”。
他们愿意“退地”，主要是因为是在小片的土地上务农的效益无法令自己满意。
梁平县礼让镇川西村9组现年61岁的村民蒲昌友便持有这种观点，他是该组第二批“退地”的8户人家之一。
蒲家共有8.1亩田地，“辛辛苦苦种一年，赚不到5000元，却累得要死”。尽管蒲昌友曾是当地的农业技术员，精于农耕，但他却坚持认为，用传统农业的方式种地“实在太划不来，没有意思”。
以耕种1亩田水稻为例，他详细算了一笔账。
种1亩田的开支如下：1.犁田，年纪大了不可能自己去犁田，除餐饮、香烟外，人工费得100多元；2.插秧，人工得100多元，如果稻田满足机插条件，约60元；3.肥料，100多元；4.种子，七八十元；5.农药，根据当年的雨水、病虫害的严重程度而有所浮动，但为了控制稻瘟病，至少打3次，自己打大约三四十元，雇人打得六七十元；6.收割，以今年的行情计算，大田、整田大约60元，小田、异形田得七八十元。
种1亩田的收入又如何呢？水稻每亩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这两年稻谷售价都没超过1.3元/斤。
“折算下来，扣除成本，即使不扣除自己的人工费用，每亩实际的收益也只有600元左右。”蒲昌友说。
除了种植业，是否可以开展养殖？
川西村农民曾有养猪的传统，但如今，整个川西村9组，只有贫困户郑因菊一户在养猪，其他农户都是买肉吃。
“养猪专业户养得多才能赚钱，一般家庭养三五头猪，能不亏本就谢天谢地了。”蒲昌友说，“按照传统的养殖方法，平均1个月能长20斤就‘顶了天’。因为生长周期长，将各种粮食算进去，加上买猪仔的价格，基本是亏钱；如果没做好消毒防疫，猪生病甚至死亡，更是必亏无疑。所以大家都不养猪。”
其他家禽也极少喂养，“养鸡主要是为了给自家孩子过年时一家送一只，毕竟自己养的，吃了放心，”此外，不会多养，“因为不划算”。
“总之，按照传统的方式，小规模的种植、养殖，不赚钱，只能保证自己有饭吃，解决温饱。”蒲昌友总结说。
蒲昌友家的情况是让他决意退出承包地的另一个因素。“如今，我年纪大了，身体差了，做不了（繁重的农活）了。”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在重庆主城开车，女儿在梁平县城开婚庆公司，两人从来不曾务农，“不愿种地，也不会种地，将来也不可能回来种地”。
蒲昌友并不担心退出承包土地之后的风险。首先，自己当过兵，有补助；加之购买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老伴儿也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些补助加上‘退出’承包地的8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老两口的生活基本就够了，”他说，“退地之后，我就离开这片田地了，去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同组60岁的冯辉禄比蒲昌友更加迫切地希望能尽早退地，“辛辛苦苦种一年的田，不如出去打一个月的工”。
“我已经20年没有种田了。”冯辉禄曾经在湖北从事酿酒约20年，因为年龄大了，腰疼，没法继续酿，转而去深圳做保安，每月能有两三千元收入。“打工比种田轻松、收入还高。”他的妻子也在厂里打工，每月2500元，“晚上在家加班，每月还能有1500元的收入”。
在他看来，自家的承包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价值。“我出门去打工，如果请人在老家替我种田，不仅没多大的收益，打工回来后，还得请他吃饭道谢。算经济账，并不划算。”冯辉禄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前需要交农业税的年代，我宁愿用打工的收入来交农业税，也不愿意种田。现在不缴农业税，更不愿种了。”
“早些年我就在想，如果有人来买这些田地的经营权就好了。”冯同样表示“退地”后自己并没有太多后顾之忧。他的大儿子在厦门，最初为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开公司，经营办公用具；小儿子在广东中山打工，进修大学文凭后，目前在做别墅装修设计。“他们已经不可能来种地了。”冯辉禄说。
承包土地时，需要将优劣、远近的田地进行搭配，导致绝大多数家庭的田地都四下散落、并不连片。10多年前，机器开始进入这片村落，使用起来却不方便。而今，当地人都意识到“必须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必要的整饬，并大量使用机械和现代技术，务农才谈得上收益”。
2014年，一名老板来到川西村9组，希望流转土地，养鱼、种藕、种植稻谷，为老百姓每亩每年补偿600斤稻谷。村民争先恐后地把田地交给他，“不愿意自己做”。
基层干部对现状也有清醒的认识。“镇里仍在种田的人，几乎都在50岁以上，”礼让镇一名基层干部说，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留在家乡从事农业的最多占10％~20％。而出生在农村的80后、90后根本不种地，也不会种地，“从学校一毕业就外出打工去了，脑袋里基本上没有‘种地’这个选项。”
“对于部分农民而言，土地已经不再是他的‘命根子’，或者说，不再是他唯一的‘命根子’——他还有其他的‘命根子’。”他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土地只是万不得已之后的一条后路，“或者说，一条拐杖。”
“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事，我们可以试着给他们其他的拐杖——比如，换成社保。”这名基层干部说。
屏锦镇的一名基层干部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家种地的，几乎全是老人。”他说，种地的70后屈指可数，80后，没见到种田的；90后，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种田。
这名基层干部认为，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才是发展方向，“用50~200亩的规模来务农，是最合适的。如果一个家庭仅仅耕种几亩田地，的确不是很划算。”
表面上看，为农户做出补偿会增加大户的成本，但是，因为政府会对规模经营者给予补贴，如果实行轮种还有额外的补助，使用机器插秧又另有补助，规模种植和零散种植之间也有价差，还有直补到户的经费，“将各种补助加起来，大体能抵消流转土地的成本。”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规模化经营农业还是有钱可赚的。科学得当、讲究技术、精心经营，有可能得到和外出务工相当的收入。”
那么，农民“退地”后未来是否有风险？对此目前尚难有答案。一个较为接近的案例是，就在目前正在试点“退地”的礼让镇川西村9组，2002年承接三峡移民时，部分农民自愿将自己的田地退给三峡移民，退出者每人仅补偿3000元，当年，该组有15人退出，10多年过去了，15人中无人反悔、闹事，“退得出、能利用、稳得住”，尚未显示出任何“后遗症”。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否不可或缺？2001年，川西村9组完成距今最近的一次土地调整。后来，村里有三四十人——比如嫁来的女子、新生的孩子——没有获得土地，并未因此而无法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