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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段保阳（化名）最近与昆明嵩明县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签订了半年的用工合同，前往当地一家公司做保洁员，每月工资2400元。
像段保阳这样的站工（非正规就业人员，云南当地人称之为“站工”——记者注），在杨桥有几千人，最多时达7000多人。
今年8月下旬，为了服务这些非正规就业人员，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行。“站工是一群城市建设者、默默奉献的劳动大军，他们的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肯定。”中心负责人说。
站工干活当天拿钱
距离嵩明县城两公里的杨桥，是嵩明最大的一个集镇，每天的蔬菜花卉物流、大牲畜和废旧金属等大宗交易，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吸引了云南东川、会泽、昭通以及贵州等地的外来务工者。据嵩阳街道统计，2015年，杨桥全年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就有2.5万人。
目前，像杨桥这样，外来务工人员在一些公共空地等待派遣工作、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在昆明有多个，有的已经存在许多年。这样的一个非正规就业平台，被老乡们称为“站工市场”。站工们主要从事搬运、绿化、拆迁、建筑等零工，当天工作当天拿工资。
杜麦（化名）每天凌晨3点准时出现在昆明呈贡老城区广场附近，手里攥着一把锄头。为了找农活，站工们都会自带一些常用的农具。当种植蔬菜的老板骑着三轮摩托车过来时，杜麦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大伙儿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与老板议价，价钱很快谈妥，杜麦和其他6人爬上三轮车。这天的工作是到田里收鲜切花，再将鲜花捆扎装上货车，一天大约能挣150元。
根据站工市场的规律，凌晨两三点的站工，主要是找蔬菜收割、转运等工作，清晨六七点的站工是找物流、装卸等工作。
45岁的杜麦从云南昭通来昆明打工，在建筑工地干过，但因觉得活儿重工资低，最后长期在呈贡找农活干，“毕竟在农村长大，农活更上手”。
呈贡斗南花卉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鲜花生产和交易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之一。花市周边有鲜花基地400公顷，每天上市鲜花50多个种类、300多个品种，日成交额300万至400万元。每天，8000多名国内外客商及花农云集于此，从凌晨两点开始交易。7点以后，近百吨鲜花便从斗南销往国内大中城市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大宗的鲜花生产和交易，给站工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杜麦在这里已经站了5年，他还把村里的大多数人带到呈贡一起做站工。如果每天都上工，每人每月可获得3000多元收入。虽然同样是在地里劳作，但收入比在家务农高。
“站工市场对于不具备专业技术技能的流动人口，能提供灵活就业机会，也能给需要短期雇工的雇主们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就业市场的空缺。”据公益组织“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连心”）抽样调查，昆明的站工大多来自云南禄劝、楚雄、宣威、昭通、会泽、红河等地，部分来自四川、甘肃、贵州、河南等省。他们中60％为男性，40％为女性；25岁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0％以上。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大多只读过小学，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5％。
社工王显琼说，有的人是纯站工，有的是兼职站工，有的既包工又站工。大多数人一站就是几年。
“做临时工时间灵活，农忙或家里有事，可以说走就走。”来自会泽的李卓（化名）说，自己宁愿站马路也不去劳务市场，“图的就是个自由”，而且“收入可能比长工更多”。
“劳务市场找的工作每月1200元，还必须出满勤。在这里只要有人找，一天能挣100多元。”他说。
李卓的老乡谭青安（化名）做“站工”是害怕老板拖欠工资。他曾经到一个砖厂做工，身份证也押在厂里，但到月底拿工资时，老板却跑了。
事实上，许多站工都曾经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少则几十元，多则一两千元。做包工头的则被拖欠了数万元。
漫漫艰辛维权路
大多数时候，李卓清晨6点去站工市场，如果当天没有工作，中午便回家吃饭。如果有工作并且能在上午完成，吃完午饭后，他会继续到站工市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再等到一份工作。
虽然“偏爱”站工，但李卓知道，做站工也存在许多不安全的因素：人群中常混杂着小偷，手机被偷是常事；来自不同地区的老乡，为抢工打架斗殴；有的工友被拐卖到黑砖窑；有人到站工市场做传销，有工友被骗到广西。
因为打零工而非正规就业，站工都面临着劳资纠纷、工伤、诈骗等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困境与风险。
今年3月22日，50岁的王萝香（化名）在昆明王家桥站工市场，被一个小包工头叫去附近绿地建设集团工地工作。当天，一根钢管从高空坠落，将王萝香当场砸晕。
在医院苏醒后，王萝香感到肩部刺痛，心慌胸闷、呼吸困难，医院建议做核磁共振检查，但公司代表认为没必要，支付了当天的医疗费后，便让王萝香回家休息。第二天，公司给了她300元护理费后，相关负责人便不再接听他们的电话。王萝香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无奈之下，他们报了警。
尽管警方一再调解，但公司仍然拒绝王萝香提出的15600元护理、误工费用的赔偿，只支付医疗费5000元。在昆明五华区普吉街道办事处和“连心”的支持下，王萝香向劳动仲裁处提出仲裁。
然而，当劳动仲裁处给绿地集团上海总部发出仲裁书时，集团的回复令王萝香深感意外：集团未与雇佣她做工的公司有合作关系，公司的招工协议是假的。
警方随即前往各地和住所抓捕该公司负责人，然而，两名负责人却不知所踪。
“这是一个层层转包的工程。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没有能力判断信息的真假，轻信了包工头，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连确切的被告都没有，导致无法进入法律程序。”一直在帮助王萝香维权的社工严云颢说。
近年来，“连心”劳务工关爱驿站的社工严云颢、王显琼等一直在帮助工友们维权。31岁的富贵（化名）便是他们援助的一名工友。
富贵来自贵州毕节，有3个孩子，妻子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出去工作。富贵来昆明已8年，一直靠拉砖谋生。
2014年5月13日，富贵一大早到砖厂拉砖，见砖厂的3名工人正在忙碌，富贵便走到压砖机前启动机器。然而，意外突然发生，因压砖机的线路被接反，富贵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截断。当富贵被送到医院后，截断的手指因全被辗碎已无法接上。
虽然富贵在这个砖厂已经干了五六个月，但与砖厂没有雇佣关系，无法被认定为工伤。老板将事故责任全部推到富贵身上，垫付了两万元的医疗费后，就什么都不管了。
走投无路的富贵不得不向“连心”求助，“连心”先给富贵发放了1000元紧急救助金，随后多次陪着富贵前往砖厂，协助处理。
砖厂位于昆明西山的一处山坳中，山路弯道较多，而且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如果遇到下雨，车子几乎开不进去。
社工们和富贵几次都没能在砖厂见到老板。直到3个月后的一天，富贵和妻子终于在砖厂门口遇到老板。老板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后，声称有急事便离开了。富贵一直等到下午才重新见到老板，在老板威胁和哄骗之下，因担心今后找不到老板，富贵无奈地以6000元和老板了结此事。
“对一些老板和包工头来说，使用临时工，不仅招工的自由度和选择的余地更大，也可以规避劳动法，降低用工成本。”严云颢说，当工伤发生时，老乡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只能走侵权赔偿，这样就面临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赔偿的一切事实，权利人均须举证。同时，工伤赔偿还必须经过劳动部门认定。这样的法律维权过程对于外来务工者来说极其漫长和困难，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给站工们提供一个庇护所”
30岁的周磊钱（化名）在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闲暇时，他会到昆明蒜村的站工市场转转，看看有没有打零工的机会，但更主要的是来这里和其他站工聊聊天。
作为一名外乡人，不少站工下班后只能待在出租屋里，生活单调。因此，站工市场就成为了他们娱乐、休闲和交友的地方。
在站工市场，上午9点之后，没找到工作的男性站工就聚在一起玩扑克牌，女性则坐在路边聊天，直到中午才回家做饭。
到了晚上，有的站工市场变得更加热闹。在王家桥的站工市场，两三百人一起跳民族舞、广场舞；摊贩也支起小摊：掷圈、掷豆袋、射气球、电动游戏、唱卡拉OK，价格便宜，两元玩一次游戏，20元唱两首歌。
“这种自发形成的站工人力市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信息和情感互动的需求。承载了许多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昆明市盘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不容忽视的是，站工市场也带动了劳务市场的发展。以杨桥站工平均工价每天80~150元来计算，有的家庭一家人都在这里找工，一年中，市场的务工劳务交易近两亿元。
但是，站工市场也给交通和市容卫生带来很大的困扰。每天因站工人群聚集过多，交通常常被阻断；而他们走后，都会留下一地烟头、塑料饭盒和果皮纸屑，周围居民怨声载道。
“与其取缔马路劳务市场，不如重视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普吉街道办事处一位负责人说，对站工市场的管理，不一定要“招工入市”，相关街道、社区加大对辖区内站工的服务，提供就业岗位、劳务培训、司法救助、娱乐休闲等帮助，才能提升农民工素质，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
普吉街道位于昆明的城乡结合部。11万人口中，流动人口约7万人，占总人口的63.7％。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连心”的办公室就设在普吉街道办事处王家桥社区。他们从2007年开始探索对农民工的服务，针对王家桥的站工市场，为这些非正规就业的工友维权、救助、讲座、社区文艺活动等服务和相关研究倡导工作，维护工友们的权益，提升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今年5月4日，由普吉街道办事处和“连心”共同创建的云南省首家非正规就业群体联合工会成立，工会会员主要是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工资，以打零工来维持生计的非正规就业人员。联合工会的成立，将有力地维护站工们的权益。
嵩明县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成立，也是维护站工权益的一种探索。该中心已经有了两年的试运行经验，不仅为签约站工提供劳务输出，还对他们进行岗位培训。同时，追踪每位站工的服务信息，为他们协调解决用工时出现的问题。从2014年至今，已处理劳资纠纷100多起，工伤理赔50多起。
“给站工们提供一个庇护所”是中心的工作宗旨。为此，中心成立了中介部、维权部、法务部、医务室、廉价食堂、图书室等。站工们说，“有了这么一个地方，下雨降温也不用再待在街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