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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突出市场化基调
供给侧改革的全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这里的结构首先就是指产业结构。虽然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体量正在逐渐壮大，但总体而言三次产业结构依然不尽合理，尤其是诸如煤炭、钢铁、电解铝甚至一些新兴行业的产能都存在着严重过剩，同时还以重资产为主，服务等相关的轻资产占比非常之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去产能”的方式纠正行业内部趋同现象，并有效提升产业层次，进而形成整个产业结构的外部更经济。
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有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两种基本方式，前者一直在我国结构调整中被派上主力用场，如政府下达量化指标，财政给予投资补贴，抑或由政府直接出面推动资产联合与企业并购，等等。必须承认政府在产业结构中调配资源与立竿见影的作用，而且由于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地方与行业保护，特殊条件下仅仅靠市场并不能完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甚至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这样，在市场并不能实现自我出清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以铁腕力量予以推进。
但是，许多情况下由于政府很难先知先觉，甚至有时候还是后知后觉，也很难对究竟什么是合理的产业结构作出准确的裁量，故采取由政府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在我国所产生的结果一直并不理想。在这里，除了政府掌握的信息并不充分，主要是作为功能主体，当结构调整进入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并没有进行适时退出，而是一如既往地参与整个资源配置全过程。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政府应当把握好市场出清的火候，一旦“看不见的手”具备了自我修复与完善的功能，政府就应该将主角的位置让给市场。
退出结构调整阵营的政府其实有着可以发挥自身能量的更广阔的策略性空间，例如政府可以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与配给力度，加速“补短板”的过程；政府还可以为市场运作创设宽松的环境，包括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支持与培育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以及用PPP的方式进行共用性技术和一般性技术的“竞争前开发”，等等。总而言之，政府应当确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同阶段角色的准确定位，尽量不干预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活动，以此观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是一场体制性改革。
动力结构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需求侧的角度观察，拉动经济增长靠的是传统“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与消费；从供给侧观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资本、效率三个方面。需求侧管理是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增长进行短期刺激的方法，如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抛出4万亿投资与10万亿元贷款后将经济增长迅速拉回10%以上的增长轨道，比较而言，供给侧改革则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支持。
必须承认，中国资本与产业的投资主要表现为政府投资，这种方式短期内可以见效，但长期来看已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尴尬；同时，政府投资刺激政策还造成了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的迅速提高，从而形成对政府投资半径延伸的钳制。再看出口，由于人口红利已然消失，劳动力成本攀升形成了压力，中国外贸比较优势被大大削弱；同时，全球贸易进入到了过去6年来增长的最低谷，名目繁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竞相出笼，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日渐式微。至于消费，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功能不健全以及居民个人对改革成本承担的增加，很难形成强大的牵引功能。
显然，经济的增长必须转移到供给侧管理的轨道上来，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同时，重在激发劳动、资本、效率三大要素动能，而在三大结构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效率要素。为此，需要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充分释放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需要构建各种技术服务平台体系，促进科技与生产的快速匹配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需要改革与完善现行教育与人才评价体系，加大职业教育比重，提高全民择业与就业技能以及劳动产出的效率；要切实排除体制机制阻碍，焕发与激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效率；要进一步打破垄断，释放更广阔的产业空间，引导民间投资热情，支持与强化民间资本的扩张效率。
供求结构匹配：增强供给有效性
一方面是国人出境旅游时海外购物成风，甚至连马桶盖、电饭煲等日用品也不惜千里迢迢去国外采购，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出现Zara、优衣库等传统快消品的大肆攻城略地；国内产品设计创新不足和质量水平不高，不能与日益升级的需求形成有效匹配，即所谓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配。为此，需要通过扩大有效供给，来满足消费需求。必须强调，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而言，企业除了被动地按照消费需求改善供给结构，还应当主动创造需求升级自己的供给体系。
改善与增大有效供给，必须践行信息化与工业化、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之路。一方面，要加快推动云计算、物联网、增材制造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重点推动制造企业利用互联网推进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柔性化改造；另一方面，制造企业应加强互联网与产业链各环节的紧密协同，开发与推行众包设计研发和网络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励消费者参与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设计，推动消费者需求反应的内部化。同时，要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鼓励和支持制造企业通过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等，推动制造企业由重资产产品提供商向轻资产产品服务商的转变，增强企业针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力与灵敏预知力。
在通过技术与企业自身力量提升供给有效性的同时，政府也应当主动而为。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一批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消费品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推动实现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同时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支持社会团体、企业发展优于国家和行业的标准。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增强质量、品牌和营销意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实施精细化质量管理，支持企业提高质量在线监测、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与此同时，要建立企业产品随机抽查、随机检测以及检验认证机构对产品质量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建立主要消费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推进缺陷产品召回常态化，建立消费品质量安全惩罚性赔偿、销售者先行赔付、责任保险制度，等等。
政策结构策应：财政货币政策相济
供给侧改革属于产业变革范畴，而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调控实体经济过程之中从来就是互相匹配和策应的，因此，以结构性调整为主旋律的供给侧改革自然就离不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支持，甚至某种意义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策应力度直接影响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充沛的流动性无疑是供给侧改革顺利落地的基本保证，这不仅包括向企业技术革新和产品研发提供低息资金支持，还包括为“双创”提供政府贴息以及抵押贷款等服务响应，同时更包括满足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无息与贴息贷款要求；另外，为了支持企业“去产能”和“去杠杆”，还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同时允许金融机构参与到实体经济企业债转股的过程中来。但必须强调的是，由于道德风险的约束，加之我国基础货币的存量规模过于庞大，货币政策进一步支持供给侧改革的后续空间还不充分，相反财政政策有着更大的用武之地。
除了通过直接的财政投入扶持结构调整与项目开发，为了避免“挤出效应”和增大公共财政的“乘数效应”，财政政策作用于供给侧改革应当尽可能选择政府基金这一间接投入方式，如可以设立中央企业创新投资基金，引导地方产业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支持大型创新项目与技术平台的建设，同时加大政府采购的支持力度；还可以通过政府产业基金引导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担保资金等有目的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更可以通过PPP的途径有效引导民间资本、金融资本参与新产业与新业态的构建。
当然，财政政策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支持并不只是表现在“输血”层面，还应彰显充分的“减压”功能，这里除了“去产能”过程中必要的专项奖补资金安排，重点还包括推动“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实际进程。解决地方政府的高杠杆，除了短期内的债务置换举措，更应立足于长远深化财税融资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开辟地方财政收入新渠道。另外，除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成本”还包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能源成本以及物流成本等；同时作为一个战略性安排，财政政策必须强化“惠民生”的功能，补齐公共福利的各项短板，打牢供给侧改革的社会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