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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涛的名片两面印着不同的身份内容：一面写着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副主任医师，一面写着大家医联医生集团创始人。
他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形容为“趁着太阳还没出来，看到光亮先走”。他所看到的“光亮”是新一轮医改中对医生多点执业的相关规定，他希望在新政策的背景下，通过医生集团的新形式给医生寻找新的执业机会，也给患者创造新的医疗服务体验。
看到“光亮”并且行动起来的不止他一个人。在医生群体中，离开原有体制创业已经逐渐成为新的选择，互联网医疗、医生集团、个人诊所、家庭医生等逐渐成为一些公立医院医生新的执业形态。而随着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全面放开和推行，希望在医疗体制中破壁，作出改变的医生创业者的名单一直在更新：张强、朱岩、于莺、龚晓明、孙宏涛、林峰……
但孙宏涛们既要接受现实又要坚守理想，还要担心政策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只是新的选择和创业的机会，还有种种挑战。
打开一扇体制内外的传送门
孙宏涛创办的大家医联医生集团目前已经有1000多位多点执业的医生加入，身为体制内医生，他创办医生集团的经历也被称为“打开一扇体制内外的‘传送门’”。但他自己觉得，这些成绩和赞誉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最开始的想法其实就是开个门诊部，后来很多医生报名加入，大家的热情就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医生的响应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孙宏涛认为，医生们的反响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合理流动，而这是医生们过去反映最多却难以解决的一个痛点。
“以前的公立医院就是一个金字塔，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塔尖，下面的人接触不到，是种固化的模式。”虽然还在体制内，但孙宏涛批评起医疗体制的弊端仍不留情面。
在他的观察中，公立医院有很多年富力强的医生，他们的医术已经足够优秀，也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但因为医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和资源垄断，造成他们所对应的床位有限，所诊治的病人也有限，实际上造成了医疗人才的浪费。
他的初衷是，让传统医疗体制下被浪费的医疗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同他一样走上创业之路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则更希望走出原本流水线般的医疗工作，找到更多的职业自由。
在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工作多年的经历让于莺意识到，传统的公立医院医生就像在一条工业流水线上操作的熟练工人，“出现的任何情况，都是有一定解决流程的，基本上不用动脑子”。
以儿科为例。于莺记得，公立医院小儿呼吸科的诊疗工作就是一条工业流水线——化验、拍片、开药、治疗……诊断开药的流程都很类似，每个人负责一个环节的操作，到最后在窗口排队结算，而这样匆忙的过程很可能就疏忽了与病人的沟通。
“实际上，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大剂量的抗生素，但是公立医院没有时间去细分，没有时间告诉父母在家护理该怎么做。”于莺说。
在这样匆忙的流水线式的工作中，医生很难做到对病人因人而异地诊治，也缺乏足够的沟通了解。急诊科忙碌不停的工作节奏也让于莺纳闷：为什么全国各地的病人都往北京跑？为什么一个普通的感冒发烧你还要来协和医院看急诊？
后来，她明白了：“因为社区急诊不行，三级分诊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全中国的医疗水平差别太大了，如果是我自己家人，感冒发烧也会去三甲医院。何况，大小医院的挂号费是一样的。所以这不能怪病人和家属。”
离开协和医院前，她已经感觉到很多医生的工作中都埋藏着一颗医患矛盾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在你身边爆炸了”。她想用一种新的办法拆除这颗“炸弹”。
与孙宏涛、于莺的出发点不同，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六院”）综合科主任、嘉德博联医生集团CEO谢汝石担心的是基层医生的技能难以提高。
行医近30年的他对于近年来我国的医生培养体系感到困惑。在他眼中，目前的医生职业培养体系还远远没有完善，甚至存在脱节的情况，大多数医生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很难进一步获得成长。
在他看来，病人都涌去大医院的情况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多人涌向大医院，基层小医院和社区门诊的经营就越加困难，基层医生接触病人就越少，其自身的医术也无法成长，老百姓就更不会相信他的医术，更加往大医院涌去。
“大医院建得再好再多，都不可能消化所有病人。”这些情况让谢汝石担心，“如果以后我们老了，该去找谁看病？医学后继无人是非常悲哀的状态。”
从象牙塔走向现实世界
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做出一些改变，于莺、孙宏涛、谢汝石行动了起来。
从协和医院辞职后，于莺去台湾等地考察了全科医疗模式，之后以合伙人身份加入到提供全科门诊服务的美中宜和综合门诊中心，并担任CEO；谢汝石与同事林峰等人创办了“只做诊断和咨询，不做治疗”的私人医生工作室，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国内首个医生集团医疗公司，谢汝石选择停薪留职出任CEO；孙宏涛则选择继续保留体制内的职务，创办了国内首家体制内的医生集团。
谢汝石、孙宏涛等人所创建的医生集团在国内尚属新事物，但在国外则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这是由多个医生团队组成的联盟，加入其中的医生形成同进共退的执业团队，共享收入，共担损失，共用设备。
孙宏涛、谢汝石等人的创业经历，正是在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中诞生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医生集团也被认为是此次医改的新兴力量。谢汝石表示，此次医改显然更加关注医生群体，多点执业等医改政策的全面放开和推行也让医生群体希望流动的欲望被激发和满足。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孙宏涛觉得，医生集团的创建和发展，医生的离职创业，是打破公立医院金字塔式垄断的机会。“让优秀的医疗资源下降到基层，用市场化的方法来合理地调配资源，多劳就该多得。”他把医生集团的发展比喻为从象牙塔走向现实世界，让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
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适应这样的角色变化，目前尝试加入医生集团进行多点执业，甚至干脆离职创业的医生仍属少数。孙宏涛表示，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医生都没有品牌效应和品牌意识，被大医院的光环所笼罩。
谢汝石认为，虽然针对医生的政策已经松绑，但要让医生真正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首先需要做的是塑造医生的个人品牌。
“你一走出（体制），没人认识你不行。”谢汝石认为，医生个人品牌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用广告支撑出来，必须以规范的行为和细心的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从而形成和积累口碑。
在医生个人品牌方面，拥有超过310万微博粉丝的于莺算是知名度最高者之一。但她认为，自己在微博时代的个人品牌已经是过去时，因为自己已经走出体制开了诊所，所以现在更需要建立的是诊所的商业品牌。“‘急诊科女超人’这个品牌跟诊所的运营没有一毛钱关系”。
在品牌塑造之外，这些创业的医生还想给愿意多点执业的同行提供更多医疗之外的帮助。
谢汝石表示，医生集团在服务多点执业的医生方面还大有可为。例如在多点执业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法律问题、对患者的护理，等等，这就需要有专门的平台或机构来实现。“知识分子做事还是需要一些工具或者机构来帮忙的。”他说。
大家医联医生集团则试图引导多点执业的三甲医院医生帮扶基层医院。孙宏涛介绍，目前大家医联已经与河北、河南、山东的一些村镇卫生所合作，将它们列为大家医联的定点医疗机构，每周由大家医联的签约医生定期指导，还可以提前预约远程专家会诊。他把这种模式称为“移动的国家队”，他希望这样能让当地的患者不用流动，同时培养基层医疗人才，“这样我们退出后还能让当地的人才来挑大梁”。
在夹缝中摸索
在医疗这个相对保守的行业中，走出甚至冲出体制的创业总会面临种种困难。已经创业一年多的孙宏涛依旧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在夹缝中摸索”。
“医生集团是一个刚刚露头的小苗，随时可能死亡，甚至一个错误的决策就会导致某个医生集团的死亡。”在孙宏涛眼中，医生工作室、个人诊所、医生集团都是慢慢过渡和试水的过程，体制内的医生集团要择时而动，因为“领先半步生，领先一步死，走得太快了一定会出问题”。
身为体制内的创业者，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些理想情怀但采取折中办法的现实主义者。他把从体制内辞职的做法形容为跳进海水里：“直接跳进海里容易淹死，像我们这样体制内的平台，如果你加入以后觉得可以跳下去，就跳，不行的话还能回去。”他自嘲，这样的做法是明显的改良不彻底。
而选择“直接跳进海里”的医生也有不少。近年来，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走出体制，在互联网医疗、医药App等领域创业，或者办医生集团。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不少互联网医疗的创业项目遭遇发展瓶颈，很多医生集团也尚未找到明确的营利模式。
谢汝石认为，走出体制的医生创业之所以一直“在夹缝中摸索”，是因为还缺乏专业的、商业化的第三方医疗服务体系。要真正让多点执业的医生成为社会自由人，还需要建立许多商业化的医疗服务平台，例如商业化的第三方检验中心、手术室和病房等，从而作为医生多点执业的物理支撑，并且提供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
“医疗是个非常保守的行业，墨守成规，很多医生在观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长期研究医疗体制改革，在他看来，医生从象牙塔走出去所感受到的“夹缝感”，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处于公立医院的医生没有受到充分的市场环境熏陶，其执业方式、服务意识、品牌塑造等都存在短板；另一方面，原来的医疗体制对医生个人并不亲和，医生要想开个人诊所、申请执照会面临重重困难。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认为，医生创业所面临的种种壁垒和困难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医疗体制改革的短板：虽然政策上早已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医生要想走出医院多点执业仍旧面临重重阻碍，医生很难逃出“单位人”的角色。
在他看来，随着医改的深入，新的医疗创业形式将会越来越多，虽然目前还难以判断大多数医生创业项目的成败，但这些行动都是在尝试让医生通过自己的医术获得体面的生活，从“单位人”成为“社会人”。
朱恒鹏表示，医生走出体制自己创业，去做互联网医疗、医生集团，建私人医生工作室、个人诊所，都是医改的大势所趋。尽管会遭遇一些困难，但这些尝试也促使国家完善医疗服务市场的各项制度法规。他认为，医生创业对医改进程而言是相互促进、相互完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