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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回龙观医院这张深红色的会议桌前，面巾纸总是消耗得太快。
多年以来，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总有一些人来到这里聚会。人们各自从包里倒出水果零食，跟桌上的塑料插花和纸巾盒摆在一起，开始聊天。
纸巾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经常有人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这种聊天通常始于陌生人之间的自我介绍，最后止于亲人般的相互安慰。
深红色的会议桌见证了太多隐忍的或放肆的眼泪。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的活动日，小组由自己或亲友有过自杀行为的成员组成。
小组负责人郎俊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是全国唯一一家类似性质的小组，成员已经累计达到200多人。
作为人类社会隐秘的伤口，自杀已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出版的《预防自杀：全球要务》报告，每年全球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自杀已经成为15～29岁年龄段人群的第二死因。有迹象表明，一例成年人自杀死亡的同时，还有超过20个成年人自杀未遂。
2002年，加拿大人费立鹏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主持创办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此后又设立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个自一家地区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构，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很快成为观察中国自杀现象的一扇窗口。
同病相怜的力量
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做了8年接线员，王景娜几乎已经可以遇事波澜不惊了。
她每天都要听到各个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哭声。抽泣、呜咽、哀嚎，间或伴随着深深浅浅的叹息。通话对象可能正站在高楼上、攥着安眠药或者水果刀，随时准备放弃生命。
王景娜的职责就是陪他们聊天。不止北京，她要倾听来自全国各地最隐秘、最低徊的秘密和伤痛，然后用自己的声音把他们轻柔地包裹起来，拉出死亡的谷底。
她相信自杀干预是有用的。在她印象里，每一个来电者自杀前都曾有过犹豫。“绝望中的他们哪怕只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就不会轻易放弃生的本能”。
每天接听电话，王景娜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如果不看记录，前一天的案例她就会遗忘大部分细节，只能零星记起一些片段。
在她杂乱的记忆里，一个生于离异家庭的女孩曾站在20层高楼的阳台上给她打电话，但只允许她说三句话，而三句话最后变成了一个多小时的拉锯。还有一个男孩，母亲和女友都跳楼自杀了，他并不想死，却总是有抑制不住爬到高处的冲动。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打来电话只是想“最后试一下”，他表示不会自己做饭，不想每天只吃冻饺子了。
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生后来怎么样了？谁也无法确认。接线员们承认热线有其局限性。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王景娜极度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来电者的心境，但现在她更易于接受这种“不快乐”，允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发泄期。她允许自己在大多时候，能做的只是陪伴和倾听。“我想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65岁的张淑霞（化名）曾是这部热线的倾诉者之一。她记得王景娜的声音，虽然对方已经记不清她了。
现在，她可以平静地讲述丈夫的离世、自己患上抑郁症以及多次自杀的人生经历，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在最严重的几年，她每晚都要抱着电话入睡，有时免费的座机打不通，就用手机打，每月电话费动辄几百元。“有时也会觉得自己老是占着电话线也挺自私的，但那个时候什么都顾不得了。”时间长了，她光凭声音就能辨认出对方是哪位接线员。
5年前，她认真地规划过自己的死亡。她甚至有两年无所顾忌地去旅行，走过9个国家，打算花光所有的积蓄，然后悄悄自杀。在马来西亚，她坐那种已经生锈的小飞机，贴着海面飞行，并没有买保险，暗暗希望自己就那样死去才好。
“那时是真心实意不想活了。天天想着怎么死。”她曾绝食10天，也摸过电门——把墙上的插座拆下，伸手摸进去，人当时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手臂好一阵子失去知觉。
加入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是这段灰暗历史的拐点。小组的其他成员回忆起张淑霞刚刚加入小组时，“根本不怎么说话”，而现在，她几乎成为每次活动的主力。
小组活动，通常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每个月，回龙观医院的那张桌子旁边都要围坐五六个小组成员、1个主持人、三四个专家和志愿者，每期设定不同的主题，大多是相互分享自己应对不良情绪的经验和困惑，随后会有具备资质的从业人员对成员进行心理评估和总结分析。
“大家都经历过相似的伤痛，不需要过多解释就能彼此理解。”在张淑霞看来，“同病相怜”的陪伴和抚慰是小组带给她最大的治愈力量。
经过了五六年，张淑霞慢慢走出了悲伤的阴影，也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后来我再想到自杀的时候，就会想起亲友小组和热线，觉得自己要是死了，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管控自杀工具
肖敬曾经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QQ账号之一。10年前，他的账号里有464个好友、633个陌生人，和不断涌入的好友请求。他是中国第一个以加强生命教育和预防青少年自杀为主题的民间公益群体——“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的创始人，曾持续多年每天都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为一些有自杀倾向的网友义务提供心理咨询和帮助。
但是在几年前，肖敬的工作重心慢慢从自杀个案的干预转移到了其他方面。理由之一是“自杀率的下降”。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在2012年的自杀人数约12万人，自杀率为7.8／10万。相较于2000年的19.4／10万，中国的自杀率已经下降了6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各国自杀率可分为高、中、低、极低四类。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自杀率的类别已经从“高”转为“低”。关于中国自杀现状，这是所能获知的最新数据。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下降。”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李献云说。
李献云认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自杀率数据里，极少有像中国如此剧烈的下降，“这跟大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
她表示，这些因素包括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教育、医疗水平的提高，心理卫生服务的强化，政府的投入，农药的管理，公安系统的介入，公共交通系统的改善，等等。
转折发生在新世纪以来城市化加速的近10年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将全国自杀率、农村自杀率和农村外出打工人口统计三张图表重合在一起，发现随着农村外出打工者人数上升，农村自杀率曲线稳步下降，同时全国自杀率下降。 “这里尤其应该关注女性劳动力的迁移。”景军指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自杀率尚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正文之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用一张表格详细列出了他在那个年代调研过的自杀者名单，并简单概括了自杀的原因：和丈夫发生口角、与婆婆争执、儿媳妇不给吃荷包蛋、因不挑水被父亲指责……这些看似荒诞的琐事却是中国农村发生自杀最普遍、最真实的原因，以涂尔干、弗洛伊德学说为代表的西方自杀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这种基于家庭伦理的“中国式自杀”。而这种极端冲动下引发的自杀，其直接的工具就是农村随处可见的农药。
景军认为，大批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她们远离了既往男权家庭的从属地位和人际冲突情境，同时也远离了农药这种最重要的自杀工具。
在前些年的农村实地考察中，李献云曾惊愕地发现，不少人家的农药瓶就放在床头、厕所甚至厨房里，“就跟油盐酱醋的瓶子放在一起”。
李献云介绍，如果无法轻易拿到自杀工具，那么这种自杀冲动将会有很大程度的降低。要对自杀工具进行控制，首先要了解工具的使用情况。“然而比较麻烦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自杀方式的登记”，李献云说，“只能靠调查。”
她认为，在保障公民隐私权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开放，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现状，也能让政府能够更清楚应该把精力放在哪个方面，包括农药的管控销售和去毒无害、高楼的设施安全，甚至窗户开启的宽窄等。“数据的开放共享需要卫计委、医院、疾控中心、公安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合作”。
在一些西方国家，自杀者选择最多的工具是枪支。有数据显示，家庭拥有枪支的比例和用枪支自杀的比例密切相关。而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和英国等一些国家通过对拥有枪支进行立法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枪支导致的自杀率。英国对煤气、汽车尾气的脱毒处理，中国香港将超市的炭包从开放的架子挪到一个控制区域的干预措施，也显著降低了有毒气体引发的自杀死亡。
每个人的责任
跟中国急剧下降的自杀率不太一致的是，对于很多地区的自杀干预者来说，工作却越来越忙了。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条全天候开放的“生命热线”，目前有将近30名接线员，每人都要黑白班交替，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然后隔一天又从下午4点到早上8点。
开通14年来，这条热线共接听来电约26万人次，且来电量逐年增加。目前每天来电量2000多个，但能够接听的最多只有100个。白天同时开通八九条线，王景娜接电话的同时看到还有四五个电话正在“往里蹦”，但就是没有人手去接听。
“越来越忙”，也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潘轶竹近几年的感受。有研究显示，中国的自杀因素中有63％为精神障碍。“11年前我刚来到安定医院时，精神科每天的门诊量是500（人），现在已经翻了3倍”。
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有限的具备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形成了矛盾。有一次，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因为过于忙碌，没能接起一个来电者连续拨打12次的电话。最终，这位来电者实施了自杀。
完全依靠专业机构给予帮助，或许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已经陷入自杀阴影的人来说，来自社区和身边的力量可能更为直接和有效。社区能在危机情形下提供帮助，和自杀未遂者保持定期接触，并为那些有亲友自杀死亡的居丧者提供支持。
“在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资源有限的国家，无论怎样强调社区及其支持项目在自杀预防中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世界卫生组织在报告中这样指出。
现在，张淑霞已经从一个受助的对象变成了“守护者”。她拥有143个关于心理健康的QQ群，规模最大的有2000多人。曾经因为一个山东的网友在群里说已经服用了安眠药，身在北京的张淑霞急得手足无措，在大雨中跑进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而工作人员告诉她，网友的身份没法得到确认，她哭着回了家。还有一次，一个在日本的网友写下了遗言，原本打字很慢的她在半个小时内发了100多条消息。
后来这两位网友都回复了她，表明自己没有自杀，她至今记得那种“根本没办法形容”的高兴。
除此之外，她还在一些精神和心理治疗相关的机构担任志愿者，每个周末晚8点准时听网课，每天忙着策划各种活动，还有做简报和统计，经常忙到深夜两三点。
“我现在根本没工夫想怎么死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与张淑霞类似，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的其他成员中，有人开始研究自杀的相关理论，有人尝试开展论坛和讲座，还有人创办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室，为更多还处在深渊中的人们伸去了双手。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就政策层面来说，守门员培训项目是预防自杀的一项重要干预措施，旨在让参加者拥有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去识别高危个体、确定风险等级并将高危个体转介到专业机构接受治疗。经过培训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守门员”。
从国际上来看，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对警察机构的职员进行多方面培训，并开设了一条志愿者警察热线电话后，该地警察的自杀率显著下降了79％。德国纽伦堡的一项面对普通公众、社区促进者、全科医师和患者及家属的多元培训，同样显著降低了自杀和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并且已经被抗抑郁欧洲联盟采用。
对于大部分来电者，王景娜并不知道他们最终的结局。每个月，她服务的这条热线都会接到两三个感谢电话，“要不是你们，那天晚上我可能真的会自杀”。接线员们还经常收到匿名的快递，里面有茶叶、饮料、十字绣或者手工饼干。
每当此时，王景娜都会觉得幸运，自己一个微小的举动就可能改变一个人对生死的决定。她说：“这分负责应该属于每一个人。”
